这件事情特别能体现孔子的政治品格和原则性。他自己的政治目标、政治原则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形成之后，从来没有动摇过，是真正的“一以贯之”。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作为孔子人生的写照。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毕生将道义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如果为了做官而做官，他完全可以曲意迎合国君和权臣，吹牛拍马，让自己安享锦衣玉食，可以风风光光。为理想为道义而放弃做官，这才是真孔子。在得与失、去与留的问题上，孔子的气节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孔子的优良政治品格还包括许多方面，如作风正派、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疾恶如仇、积极乐观、主动灵活，等等。

    不仅如此，在孔子的一生中还表现出理想信念的无比坚定性及对事业的执著和无限忠诚。孔子在奔走于列国之间的年代里，曾多次受到暴力威胁，每次他都以坚定的信心克服了困难。他经过匡，被匡人甲士包围，弟子们很害怕。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到宋国去，与弟子在大树下习礼，宋司马桓想杀孔子，拔了那棵树以便给他颜色看。弟子们都劝孔子快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在生死关头不惊恐，在武力面前不低头，对自己的德行能力以及政治使命充满信心，加上得当的措施，终于化险为夷。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自己是实践了这个道德信条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多次碰壁之后已知自己的主张、抱负不能实现，仍然坚定地为之奋斗，“知其不可而为之”。有不少隐者，也都对孔子的行动持否定态度。对别人的不理解，孔子感到悲凉，但绝不动摇。当他与弟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没有粮吃的时候，他曾经征求三位弟子对行道的意见和看法。子路持怀疑态度，认为孔子也许还没有达到仁、智的境界，子贡肯定孔子之道极大，但因天下不能容，希望孔子修改一下。颜渊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天下不容只证明天下人见识浅，天下不存，于孔子无损，反倒恰好显示孔子的仁人君子的高尚品格。这话表达了孔子的心声，孔子最为满意。他之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出于仁道（真理）的，即使生前不能实现，也要给后人树立一个典范，启发他们沿着他的足迹前进。

    其后的十四年，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周游列国，坚韧不拔地宣传自己的学说，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候国，并曾在卫国、陈国滞留了较长时间。在这十四年间，他不断与子弟们探讨人生、社会真义，拜访有道的明君或士大夫，宣传自己的思想，收集整理各国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民歌民谣，也开坛讲学，宣传“仁、义、礼、智、信”之道。

    尽管有杰出的弟子、成功的大商人子贡以经商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但也难免有断粮之困；更有甚者，还要承受世人的嘲讽和唾骂，农夫说他“四腿不勤，五谷不分”，长沮、桀溺等隐士嘲笑他迂腐、不识时务；在陈、蔡被困七天，靠挖野菜度日，桓魋、盗跖等人甚至要杀他，墨家等学派还攻击他，郑人说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孔子说“是的，是的。”史书上说他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饿于陈蔡，可谓栖栖息息，吃尽了苦头。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屡屡碰壁，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在家庭生活中也多有不幸，他三岁丧父，少时孤儿寡母备受欺凌；17岁时母亲颜征在去世；晚年惟一的儿子孔鲤年仅50又先他而去。但这种种非难、困苦、不幸，并未影响他对匡世济民伟大理想的追求；他刚毅执着，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做到了“内省不改道，临难不失德”，他时刻未曾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

    尽管受到了那么多的非难，尽管有那么多的不幸，但孔子还是非常幸运的。在他的身前，他毕竟以道德高尚、人品出众、学识渊博知名于世，受到时人称颂。当时有人说他是上天用来启发民众的“木铎”、多能的“圣者”。他的弟子颜渊说：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赞曰：“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这些话说得多好啊，它也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