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源自信仰的大勇绝不是莽夫之勇，也不是愚昧迷信。它源于深刻的理性思考。那么，什么是理性呢？古往今来，先贤哲人都对它做了许多探究，正如雅斯贝斯所说：“完成从而认识理性是什么，从来是并且永远是真正的哲学任务。”

    信念和使命感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像孔子自认为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样，苏格拉底认为“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修理国家这只巨轮”就是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为此，他不惧贫穷、流言、诽谤乃至牺牲，不图钱财，不治产业，不当将帅，不求闻达，不以世俗功利成败论英雄，相信自己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我就决不停止实践哲学和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说，他从小就听到了神灵的引导，神灵反对他从政。象他这样一个以真理和正义为准绳的人，从政只意味着早死，这样就不能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了。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哲人，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杰出的智慧，崇高的使命和执著的精神。

    现代词汇“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实际上是很晚才出现的文化符号（我们可以在拉丁文ratio中找得到它的直接源头），但作为人类精神自我超越标志的理性却有着无法追溯的悠久历史。在这段远未终结的历史中，理性的内涵及作用都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并在近现代文化中直接支配着历史的进程。从根本上说，理性的原初意义就是一种“洞见”和“观看”，也就是古老的“理论”（theoria），或者说是theoria的别样表达；理性作为“直观”的“努斯”（nous），开拓了人类自我反省的机制。我们可以把理性界定为对认知的热诚追求加上活泼、进取、超然、客观的批判思维方式，简而言之就是认识与批判。伽达默尔认为理性的主要功能除了对认识统一性的“坚持不懈”的迫切要求意义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批判性的理性。雅斯贝斯认为理性永远不会变成必然会限制自己和固定自己的那种占有性的认知作用，“理性粉碎了狭隘的伪真理，消解宗教的狂热，它既不容许情感上的慰藉，也不容许理智上的慰藉。理性是‘理智所感到的神秘’，不过理性却在理智的一切可能性中发展理智，俾使它自己感到这个神秘是可以言说的”。

    苏格拉底一直努力想让人认识到人是不完美的，人必须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和实践才能接近完美，而这样做就必须用理性指导，执着的追求真理，并用自己的行为去实践真理。所以他以“从容赴死”的形式，证明自己的无辜和理性精神必胜，也向世人和历史宣布了走向极端的“雅典民主”不可磨灭的罪行。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预言家的口气对陪审团说：“死别的时辰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你们去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苏格拉底貌不惊人，身材矮胖粗壮，长相丑陋。但，当他谈论问题时，他的机智敏锐、杰出才华显示出巨大的魅力，让人们忘记了他的其他所有特征。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是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首先，他认为人是无知的，人只有知道自己无知才能获得知识；哲学的真正意义不是教授人们求取功名利禄，而是探求真善美，求得真知。其二，他认为美德就是知识，道德行为必须以知识为基础，以理性作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所以他呼吁人们关注自己的灵魂，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这样的人就会在这个世界面前感到谦卑，感到人的不完美，就会有所敬畏，就知道人是胜不了天的，就会更自觉地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两千四百多年以来，文明的不断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破坏了带给人类生活意义的精神价值”。

    如果一个群体的传统里缺失理性，就缺失自省精神基础，又会怎样呢？这个群体的文化和传统会有缺失——正如在苏格拉底时代的那种民主最后成为实际上的反民主一样，这样一个将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群体也一定会在其文化中因缺失理性而缺失人性，因为这样的群体只能相信人治，而人治的结果必然是否定理性、遏制思想自由。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里，民主的意义和价值往往被扭曲，成为野心家用来愚民的空头支票。另一方面，民众往往也会自觉地把一个处于最高位置的人神化，创造一个适应人治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始终如一的价值和道德观，只有一朝天子一朝臣民的投机乡愿心理温床。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里，忠臣的就义也就只是一种变相的殉葬，悲壮惨烈，然而只是为一昏君或暴君尽忠而已，就如当年日本战败时，那些剖腹自杀的日本文武官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