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正义不是表现为外部城邦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在人的自身内部“各做各的事”。“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

    柏拉图对城邦（国家）正义的论述，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国家制度层面上公平正义的设计、预设十分必要。这种证明方式给了后人一个他所始料不及的提示：除了个人正义之外，还存在着城邦正义，或者说，还存在着国家制度的正义。后来人们在思考国家正义、法律正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成果。我国古代虽然有对个人正义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主要涉及个人义务、行为，基本不涉及国家制度的正义问题，所以，其思考的深度远不能同西方的正义思考相比。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认为，君主制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可改变。如果没有西方思想的引入，很可能，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帝制或君主专制制度中。

    围绕着国家正义的制度设计，柏拉图在人类史上首倡公有制。这种关于公有制的论述，不是对原始公有制的描述，而是在人类文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基础上，对一定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公有制原型的理论概括，是经过理论加工的公有制。这种关于公有制的理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颇有启发。

    柏拉图看重心灵的体验。《理想国》对话的开端就是“内心的满足与宁静”，通观全书，我们可以知道，柏拉图认为只有认识到了不变的本真世界，才算是掌握了知识，也才能够拥有心灵的满足与宁静，这种心灵的感受是一种和谐。和谐首先是个人自身的和谐，在理性、激情和欲望三者之间达成合理的关系。理性指引人认识本真世界，掌握知识；激情促使人追求荣誉；欲望左右人追逐利益。三者的和谐关系是在理性的统御下，激情和欲望依据理性而推动人的思想和行为。

    同样，基于得自本真世界的认识才是知识，得自现象世界的观念只是意见的哲学观，柏拉图区分了“真正的统治者”和现实当中的统治者的差别：真正的统治者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任何统治者当他真是统治者的时候，不论他照管的是公事还是私事，他总是要为受他照管的人着想的。”

    色拉叙马霍斯描述了现实当中统治者的真实状况，柏拉图则认为这些现实当中的统治者并不是真正的统治者，所以现实当中统治者的行为不值得作为正义概念的依据。色拉叙马霍斯对现实统治者的描述是入木三分的，“极端的不正义就是大窃国者的暴政，把别人的东西，不论神圣的还是普通人的，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肆无忌惮巧取豪夺。平常人犯了错误，查出来以后，不但要受罚，而且名誉扫地，被人家认为大逆不道，当作强盗、诈骗犯、扒手。但是那些不仅掠夺人民钱财、而且剥夺人民的身体和自由的人，不但没有恶名，反而被认为有福。受到他们统治的人是这么说，所有听到他们干那些不正义勾当的人也是这么说。”因此“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是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26-27页）柏拉图正是借诡辩家之口否定了现实统治者，指出他们虽有统治者之位，却没有统治者的德性，他们不是真正的依据知识进行统治的人，他们不过是窃国大盗而已！所以，关于统治的知识不能从现实统治者那里进行总结得出，只有从本真世界才能够认识得到。符合正义才有个人自身的和谐、人群的和谐、国家各个阶层的和谐，而不正义的个人面临自身的冲突、与外界的全面冲突，不正义的人群内部充满冲突，不正义的国家内部充满冲突。因而，这样的人、人群和国家被冲突所累，终究做不成任何事情。

    事物之所以能发挥其功能，是因为它有特有的德性；之所以不能发挥它的功能，是因为特有德性的缺陷。而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所以，合乎正义的人，其心灵才能够很好地发挥管理其生活的功能，获得快乐和幸福；丧失了正义的人，其心灵便不能很好地发挥管理生活的功能，因而只能过着痛苦的生活。这是柏拉图对正义与否与人生活快乐与否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