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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启蒙老师
    妻子知道了我也想留下现在怀孕的孩子后转悲为喜。热烈的回应我的拥抱。我却开始小心的拥抱着她:“傻瓜,现在还不要这样小心。”妻子甜甜的咬着我的耳朵说。我挣开起身去了厨房打来了热水:“鬼灵晶,洗洗吧,你我都成了大花脸了。”说完用热毛巾帮妻子擦拭:“今后你是重点保护对象,我会小心伺候你的。来让我将你身子也擦一下吧。”她幸福的躺在床上,任由我掀开她的内衣擦拭,碰到痒处左躲右闪,我忍不住将脸靠在她裸露的胸膛上。妻子发出急促的呼吸,后来变成了一种呻吟。

    “好了,让我也给你擦拭一下吧,这个孩子也有你功劳的,也应该犒劳犒劳你的。”妻子不顾敞开的衣衫,去厨房换了一盆水细心的擦拭着我。等到她就要擦拭干净后我说:“还记得我俩第一次吗?仿佛就在昨天啊。”妻子将毛巾一扔,抱住了我:“上床吧。”

    春风一度,“今宵胜把银红照,犹恐相逢在梦中。”又说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终于平静下来,我俩还是紧紧拥抱着,浓情蜜意溢于言表,根本无法入睡了。“看来今晚是漫漫长夜了,我给你讲我的启蒙老师好吗?这是开启了我读书爱好的引路人,一个有着士大夫情怀的旧知识分子,影响我很大。”

    “好呀,我想听,特别想知道你是怎样有着老成一面的。”

    我起身为我俩倒了开水,轻轻抿了一口,递给妻子:“还好,不怎么烫。”她也抿了一口,将水杯放在了床头柜上:“快说,我今天特想知道你的童年。”

    “我小时候家住在糖坊桥,那是曾经繁荣了百年以上的商业街。在国民政府没有为迎孙中山陵寝而建以“中山”命名的道路时,从中华门开始一直到长江水码头,糖坊桥是处在城市主干道上。

    南京的四合院和北京不同,它是由几个相同的四合院相连,相通。组成一个个单元,每一个四合院叫一进。我家住的就是由四进四合院的面向糖坊桥的头一进。后门出去是叫“八六巷,只有三十多米,三米多宽。出口是中山北路,右边是“胜利电影院”,左边是“太平村食品店”和“老广东”菜馆。老广东的后场就在八六巷上,和太平村的仓库连在一起。靠胜利电影院这边是电影院围墙和冷气房。对面是被社会主义改造前我母亲家族的房产。“八六巷”是我幼儿时主要玩耍的场所。留给我太多太多的儿时回忆。

    在我家后面的第三进,有一个边门,通向“四十八巷”,从糖坊桥街上走四十八巷要转三个弯也到中山北路。这是一条只有二米宽的二百来米长的小巷,巷中还有一口井。我记住了它是因为被我大一岁的邻居,在我六岁时将我掀翻在井里差一点淹死。在中山北路出口,一边是“大三元”酒家,一边是“百花书场。是唱评弹和说书讲相声的场所,当年说书讲“智取威虎山”让我入迷,天天翻墙头混进去听书。

    我们门牌中有六进四合院,是相通的,一共有十多个一般大的孩子,和我同年生的就有四个,启蒙老师周先生住第四进。周先生的老婆就一一给按我们的长相和性格给我们取了外号:小眼睛,小耳朵,小嘴,小土匪,我是当然的“小土匪”。

    周先生住在他的书房窗外他搭了一个花台,种花养草。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回到家中就基本不出来。捧一本线装书在看。上下班遇见人总是首先客气向别人问好。邻居们也都很尊重他,都叫他“周先生”。邻居间发生大事都找周先生拿话,他很少表态谁是谁非,但只要他说了,事情肯定就能解决。院子里孩子们都怕他,只有我是例外,他经常将我叫到他的书房嘘寒问栗,讲一些成语典故的故事,平时也只有我敢闯他书房,我知道他非常喜欢我。

    周先生是过去国民政府的高级文员,一手毛笔字堪称书法。解放后留用,后来调到供电局,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在当时三十元工资就可以养家的时代绝对是高收入了。

    周先生没有孩子,据说:他父母早亡,他与他弟弟相依为命,为了培养弟弟,周先生放弃了深造,也不结婚。直到弟弟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他才找了一个解放后经过改造的妓女结婚。他养活她,不要她工作。这些我是不敢问的,到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周先生的弟弟将唯一的儿子过继在周先生名下,送到南京来读书我才知道这是真的。

    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虽然也拿一百多元工资,母亲在嫁给我父亲后就放弃了工作做起少奶奶了。我们姊妹五个。家中还有老妈子,父母都是享受惯的人,父亲就利用自己的技术,在家组装了二台大变压器卖到农村。当时大型变压器是国家紧缺要层层报批的。而父亲一下子就卖给不在供应范围的地方二台。东窗事发。父亲被“办地下黑工厂”罪判刑五年。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母亲本身就不善家务,好在家里还有余财富,生活无虑,就是本来一家人单独住的四合院因为父亲坐牢而被瓜分,迎街的给了一个工厂做办公室,四合院里搬来二家。一家男的炸炒米的,女的是赶馿车的,馿子就养在院中。美名其曰:掺沙子。另一家是所谓“积极分子”。

    母亲在58年被要求必须工作。在街道一个小工厂上班,哥哥在父亲出事后被外婆收养。我和二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挑起了家庭家务的担子。平时我喜欢在胜利电影院门口玩耍。利用大人的喜爱如鱼得水。经常一溜就混进电影院看不要钱的电影。还记得当时组织妇女看的计划生育片也看了。被我母亲打了一顿。爬树上房常跌得头破血流,大胆出名。还经常带着年幼的妹妹沾着小孩上公共汽车不要买票,和进公园游玩也不要票,玩遍了南京的名胜古迹,大小寺庙。让我妈妈常常敲在脸盆沿街叫喊:“找小孩哟,找小孩哟。”只要有人提我父亲我就报复打架,被人叫“小邪尸”。

    知道我打架后,周先生总是将我叫到他书房给我说怎样做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男人要能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事和生活。”

    每到春节的三十晚上,周先生总会给每一个小孩发压岁钱,我一般是比别的孩子多。那时小炮竹是可以拆分开卖的,一分钱买四只。我总是设法将每一个炮竹玩出花样来,什么飞机加大炮,在炮竹上放一个盖子,让盖子飞上天。等等。周先生而尔也会出来看我玩皮。悄悄给我一把糖果。

    父亲在我上学前提前释出来了,周先生依然和往日一样待我,小学一年级,年终考试我二门都是一百分。家门口上学的孩子都要把成绩单给周先生看的。周先生比我父母还要高兴,第二天就奖励我一个装满文具的铅笔盒。并告诉我:“他的香烟纸我可以和他要。”

    要知道周先生抽的是高级香烟,一张高级香烟纸可以当几十张普通香烟纸,大人赌钱,我们孩子赌香烟纸和洋画。我骄傲的象一只小公鸡。在同伴面前炫耀。

    周先生知道后将我叫到他书房,上写了个自,下写了一个大。说:还认得这是什么字。我说:认得。自,大。周先生又说:自大是可以的,但不能多。”他在自大中间加了一点问我认得吗?我一看是:“臭”字。周先生很严肃的看着我。我吓坏了,有一时期不敢上上他的门。

    几个星期后周先生见到我就叫:“小毛弟,怎么不来拿香烟纸?我代你留着呢。”我去了周先生的书房,他给我很多香烟纸。还给我看了他的香烟纸,“你也玩香烟纸?”我怀疑的看着周先生。他笑了:“香烟纸是可以像收集邮票一样。不是象你们这样拿来赌的。”我贪婪的看他各种出自解放前的香烟纸后可求的望他。他说:“你只能拿一张,自己选吧。”我无奈的拿了一张,苦着脸。

    周先生笑起来:“看看。我还给你什么?”一本“三毛流浪记”连环画。“给我的?”周先生摸着我的头说“是给你的。街上有小人书摊子,比你打弹子赌香烟纸好玩多了。”

    看完“三毛流浪记”后,家门口小人书摊上就多了一个我的身影。我父亲也非常喜欢我,只要我开口要钱,重来没有拒绝过。哥哥,姐姐忙都说我父亲偏心。到了小学三年级小人书已满足不了我,在家翻箱倒柜,将家中不让打开的床柜也偷偷打开。拿书出来看。很多书怎么也看不懂,就拿着一本书去找周先生。

    周先生看了说:“这书你是看不懂的,以后不要拿出来。它是你爷爷收集的古董。我借给你二本书,你要带着字典看。”我一看是《东周列国志》上下册,等我吃力将书看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破四旧,立四新。”书籍基本都被认定是毒草了。周先生因为曾经是旧政府人员被管制了,我去还书时,周先生说:“今后不要再来了。你要学会象你的名一样“学忍”。不要由着自己的性子。”

    在破“四旧”后,是“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周先生的老婆被在颈子上挂了鞋子,剃了阴阳头游街。我看到周先生的脸黑了。他家的院子飘出浓浓的中药味,我忍不住去看他,周先生发火了:“不是叫你不要来吗?我是肺结核,会传染的。”。

    “我不怕”我哭了。周先生叹气说:“我知道你是好孩子,我怕。你要是听周伯伯的话,就不要再来了。”

    半年后,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和所有符合《公安六条》的管制人员都要在自家门口贴有自己照片的“认罪书”。周先生的认罪书贴在糖坊桥正面的大门口。他近似书法的字引领很多人驻足观看。周先生连自家房门也不出了。小便也在家中解决了。虽然后门口很近的就是厕所。

    学校也不上课了。在“大串联”时,我混上火车到了上海。在火车上挤得我爬上行李架上安身,到了上海我要瘫了。因为我不是中学生,没有学生证,联络处不供应饭。身上只有几毛钱,又没有上海或者全国粮票。当时买食品是要粮票的。我只能买糖果冲饥。晚上设法又混上火车,第三天才回到南京。不出门的周先生也来我家过问。父母急坏了,我回到家中父亲拿着宽宽的电工皮带举在我头上:“要不是周先生劝过,今天就打断你的腿。省得你跑得找不着了。”

    听父亲说,周先生也急了,来我家过问,我就来到周先生门前说:“周伯伯,我回来了,不会再乱跑了”。周先生没开门“回去吧。我这里也不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