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英在琉璃厂一连卖唱了三天，不见人影，正是他病在床榻上。

    徐世昌拿捏得很准，几乎每天，翁同龢都去琉璃厂购书，有公购也有私藏，多年来已养成了一种癖好，一天不去，他就闷得慌。

    这天，他觉得病情好转，就教待从备轿，颤悠悠地去了琉璃厂。

    清初顺治年间，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

    位于京城和平门外的琉璃厂大街，恰恰是在外城的西部，汉族官员多数住在这里，各地的会馆也建在附近，每次会考，举子们聚集于此，熙熙攘攘。

    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繁华的市井，火旺的人气圈，使明朝时红火的前门、灯市口和西城的城隍庙书市都逐渐转移到琉璃厂。各地的书商也纷纷在这里摆摊，出售或收购藏书、笔砚、古玩、字画等，从而形成了人文荟萃的文化街市。

    轿至闹市路口，翁同龢下轿步行，东逛逛，西瞅瞅。正至拐弯处，忽听到一阵铿锵激扬、震撼人心的琵琶曲骤然响起，初疑幻觉，仔细一听，似曾相识，他静静地辨听了一会儿，倏然想起了一个久别的故人，是他，只有沈文茵才有这种独特的指法。

    想到这里，翁同龢内心一阵狂喜，沿着琵琶声寻去。

    沈玉英得到徐世昌的暗号，知道翁同龢来了，所以弹得更加入心。因她长得貌美，琵琶又弹得好，好奇的人们一下子拥趸过来，外三层里三层，人们以为是卖唱的，丢了一地碎银，还有一些浪荡的公子哥，在旁嬉笑撩逗。

    翁同龢命侍卫驱开一条道，上前一看，见是一个小女子，不禁大失所望，正欲转身退去，却被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喊住了。

    “翁大人请留步，民女有话要说。"沈玉英见翁同龢要走，一急之下，不顾冒失，喊道。

    “你认识我?你是……"翁同龢一脸惊讶，问。

    沈玉英收起琵琶，递给站在身边的孟恩远，款款上前施礼道:“民女系沈文茵之女，不知大人是否还记得?”

    “记得，记得，老朽一生难忘，刚才听到这曲儿，还以为是他来了京城，才过来一看，没想到是故人之女，令尊可好?"翁同龢扶起沈玉英，迭声问道。

    “家严家慈己去世多年了。"沈玉英应着，忍不住地落泪。

    翁同龢一听，又想到自己的亲人一个又一个地离去，悲伤之情油然而生。良久，才道:

    “孩子，这里不是叙旧的地方，走，随老朽回府去。"

    这时，徐世昌过来行礼叩安，翁同龢才明白是个套儿，不过，他并不责怪，反而奖赏了徐世昌几句。

    沈玉英在京活动期间，汉城已被日本重兵把守，战不能战，守不能守，退不能退的日子里，袁世凯因悲愤忧思过度，便病倒了，不能理事。

    唐绍仪也深深地感到此时使馆如同虚设，留之无益，反受倭人侮辱，便私下致电李鸿章道：“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恳请李鸿章将袁世凯调回，说袁世凯是朝鲜专家，可图后效，若死于倭人之手，有辱国体。

    7月18日下午晚饭时分，在朝鲜汉城度日如年的袁世凯终于收到李鸿章的电渝:

    “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理，即回津”。

    第二天早上，在金氏等人的掩护下，袁世凯化装成朝鲜人，从使署后门逃出，在汉城外的麻浦码头登上了一艘英国人的火轮至仁川清廷军营，和随后赶来的金氏等人会合后，搭上北洋平远舰，狼狈地离开了朝鲜。

    后人有诗叹日:

    “投笔从戎效班超，异域立功男儿豪，

    三军横斩滔天浪，雪白血红月如钩。

    壬午兵乱擒熊罴，甲申政变驱倭寇，

    十二年间藩属事，悲歌一曲甲午仇。

    袁世凯于1894年7月22夜到达天津，沈玉英听到翁同龢说皇上已敇旨北洋衙门，调袁世凯回国后，便辞别翁同龢、徐世昌，和孟恩远提前返回天津，候接袁世凯。

    是夜，孟恩远设宴为袁世凯和金氏等人压惊。袁世凯虽在病中，但回到国内，见到沈玉英、孟恩远等人，也显得轻松些。席间，孟恩远将沈玉英去北洋衙门，后磨转入京，卖唱得遇翁同龢说得有如戏剧般曲折离奇。

    袁世凯听后十分感动，饱含深情地对沈玉英道:“夫人乃袁某贵人也，日后必不负卿。"

    人总是这样，遇到强大的压力，倒不觉得体累心疲，一旦得到解脱，情感就有如排山倒海地发泄出来。

    惊喜交集，沈玉英说不出话来，只顾自个儿抽泣，金氏忙过来搂着她，为她揩泪。

    经众人轮番抚慰，沈玉英才破涕为笑。

    袁世凯回天津后，抱病花了三天时间，撰写了对朝鲜时局看法的述文，准备入京备询，可李鸿章不批准，半个月后病愈，被派去总理前敌营务处，任周馥的助手，返回东北前线。

    这时，平壤战役还未打响，清廷尚存恢复朝鲜的幻想，并未撤掉袁世凯的职务，一些朝鲜官员如外务督办赵秉稷、外务参议闵尚镐、内务督办闵泳骏等，亦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催问袁世凯回朝鲜的日期，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9月份，袁世凯力疾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枪械，截查溃兵败将等，为了保障前敌后勤的供应，他私募义勇，还动员了孟恩远等兄弟随军效力。

    1894年7月下旬，中日两军在朝鲜境内开战，陆地第一次交锋是在成欢驿。

    位于朝鲜忠清道平泽县东南的成欢驿，是汉城通往天安、全州的南北咽喉要地，丘陵环绕，安城川河水两岸沼泽密布，地势复杂，易守难攻。

    聂士成部2000余人赴成欢后，立即构筑工事，分左、右两翼展开。左翼部署在成欢西北约2公里的牛歇里高地，集中了主要炮火及兵力，以阻击日军由成欢趋牙山的道路。右翼在月峰山一带，兵力较为薄弱。

    叶志超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

    二十六日，日军一个旅团4000多人抵达成欢前沿素沙场。

    日军少将大岛义昌探明清军军事部署后，于二十七日五更指挥日军乘黑夜重点进攻清军右翼。

    日军前卫部队涉过沼泽，越过安城川上的桥梁安城渡时，突然遭到于光炘、周宪章等四名武备学堂学生率领的数十名清军的伏击，死伤多人。

    由于黑夜迷失道路，又不知清军虚实，惊慌后退。很快，日军发现清军兵少无援，再次猛攻。

    数十名清军以寡敌众，与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于光炘等壮烈牺牲，余众被迫撤回。拂晓，日军攻占了牛歇里阵地前沿佳龙里，逼近清军主阵地。

    6时30分左右，双方步兵在阵地前展开激战，炮兵亦猛烈对射。一时，枪炮齐鸣，震耳欲聋。

    聂士成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战斗。

    由于清军右翼阵地火力薄弱，一号堡垒很快被日军攻占。聂士成急调左翼数百人支援，日军则倾全部火力拦截，援军受阻。仅20分钟后，右翼二号堡垒亦被攻陷。

    不久，因左翼阵地失守，清军被压缩在成欢驿街道附近，四面受敌，聂士成不得已率众撤退。

    成欢失陷，公州亦不可守，为避免与日军相遇，叶志超，聂士成率军绕经汉城东部，与左宝贵、卫汝贵等驻守平壤的清军主力会合。

    平壤之战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

    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五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

    平壤城的地势也非常险要，易守难攻。

    当时，日军分四路围攻平壤，兵力分散，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以及清将叶志超的胆小昏聩，左宝贵等人攻打日军的行动不断遭到叶志超的阻挠，故日军顺利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

    1894年9月15日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

    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攻陷了左右两翼的堡垒，但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伤亡惨重，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中队长级大尉军官被击毙四名，少尉军官被击毙二名，第9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21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炮兵第5联队第3大队长永田龟少佐均被击伤。

    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担任主攻。

    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激战中，左宝贵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门。

    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晨七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

    在战局胶着的情况下，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竟于午后四时竖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

    当天雨夜，撤退的清军遭到日军伏击，阵脚大乱，死亡2000人，被俘500余人。

    平壤之战，以清军大败告终。

    以后6天中，清军狂奔五百里，逃至鸭绿江边，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

    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