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11日，光绪终于颁布了《明定国是诏》：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实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唯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晓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既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敦敦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明定国是诏》颁布前夕，晚清元老重臣奕訢一命呜呼。在这之前，他阻止了光绪召见康有为，虽说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光绪与新思潮的接触，却也延缓了“百日维新”的进程。
就在维新势力和保守势力交锋的时候，奕訢病倒了，而且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卧床不起，似乎知道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他想和光绪做最后一次君臣谈话。
5月下旬，光绪摆驾前往恭王府，探望他的病情。
京城什刹海西南角的恭王府，坐落于一条静谧悠长、绿柳荫荫的街巷之中，
“一座恭王府，半部大清史”，可见这里主人的尊贵。它原是乾隆宠臣和坤的私邸，和坤被赐缢死后，嘉庆将其府邸赐与皇弟永璘，后咸丰又赐与奕訢。
恭王府前半部是富丽堂皇，屋顶采用绿琉璃瓦的殿堂，后半部为幽深秀丽的古典园林，一望过去，府邸庄重肃穆，尚朴去华，明廊通脊，气宇轩昂，仅次于帝王居住的宫室。
府后的萃锦园则衔水环山，古树参天，曲廊亭榭，景致之变化无常，开合有致，令人目不睱接。
府邸建筑分东、中、西三路，每路由南自北都是以严格的中轴线贯穿着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东路的前院正房名为多福轩，厅前有一架长了百多年的藤萝，长势繁茂，后进院落正房名为“乐道堂”，是恭亲王奕訢的起居处。
“皇上，恕老臣不能行礼了”。奕訢见光绪入来，挣扎起来，斜靠着榻屏，有气无力地道。
“爱卿免礼”。光绪望着这个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臣，心里泛起一阵酸楚。想当年，他英姿焕发，勇冠三军，助慈禧剪除异己，绞杀太平军、捻军，后抗英法联军，中日战争中又竭尽全力，可谓为大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
“臣自知去日已近，不能再辅佐皇上了，唯是心愿未了，有些话儿须得面禀。”奕訢眼晴射出精光，道。
“爱卿纵横捭阖，功在社禝，有话尽管说，朕必记之。”光绪走近前，牵抚着他的手，作出聆听之状。
“臣虽老迈昏聩，这两年也略知时事，帝党之争，趋于水火。皇上奋发图强，志在有所作为，固是吾大清之幸事，然太后势力根深蒂固且其工于心计，若凭皇上一时意气用事，恐难以周全国策”。
奕訢说到这里，用绸巾捂口，咳了一下痰气，继续说下去：
“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跟上世界潮流，进行存有缺陷方面的革新，但这种革新仅限于祖宗之法的基础上，而不能另起炉灶。翁同龢、康有为等人鼓吹所谓的从内政根本变法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构想，实际上是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构，废吾军机。若此，以皇上之心慈，恐沦为翁同龢、康有为等汉人手中的傀儡。”
“当年爱卿不是一样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大臣，才得以剿灭太平军、捻军吗？”光绪心里不服，脸掠不愉快的神色，驳问道。
“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吾大清根基还算牢固，利用汉人平叛，乃为上策，今吾大清八旗雄风日趋颓废，或无破绢之力，若任汉人把持朝政，日后痈大难割，必危及自身。”
奕訢似乎不察觉，咳了几声，应道。
“那朕该如何应对？”光绪皱眉又问道。
“太后虽是女流，可老谋深算，手段了得，自有驭人之道，是故老臣唯望皇上尊重太后，用人施政须三思而后行，恪守成宪，笼络人心，经武整军，待翼毛丰满，方图后策。”
奕訢说罢，又叹了一口气，道：“往日有老臣问政，太后有所顾忌，老臣一死，太后必大权独揽，皇上若意气行事，恐太后有所不容，所以皇上遇事须沉着、冷静、忍耐、克制。”
“爱卿若驾鹤西去，朕失主心骨矣，日后朝中大计可问谁人？”光绪眼睛有点红润，问道。
“帝师翁同龢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宜早除之，臣观当今殿堂之臣，大多是老迈昏聩之辈，陛下应提拔重用一些睿智新人，倚为肱股。只是此事干系重大，恐太后见疑，应先培植中层官员，俟时机成熟，方能推陈出新。”
奕訢最后一段类似遗嘱的话，阴了翁同龢，他至死都认为，是翁同龢过于夸大其词，误导皇上，才致朝野力主开战，便大清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毁于一旦。如今，满目疮痍，四海沦失，德占胶澳，欲吞山东；俄租旅顺大连，虎视东北西北；英索威海九龙，又染指新疆；法租广州湾，势力已渗大西南。如此丧权辱国，均是翁同龢等人主战的罪过。
虽说奕訢临死前把罪责都推在翁同龢身上，光绪觉得有失公允，可现在的光绪已不是昔日在翁同龢戒尺下的学童了，他已经有着较大的独立思考能力，回宫后他反复地玩味着奕訢的话，越是咀嚼越是觉得奕訢的话儿有点在理。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使奕訢老得再糊涂一些，也不至于死拖翁同翁垫背，何况两人之间也不见得有深仇大恨呵！
是奕訢洞烛先机？还是翁同龢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光绪苦苦地思索着。
这一夜，翁同龢也无法入睡，他隐隐有着一种预感，他先于光绪去了恭王府，奕訢的神色他看得出来，隐藏着一种寒气逼人的杀机。
这次奕訢和光绪谈话，虽然不知道两人谈话的具体内容，但凭着参政多年的经验与直觉，奕訢临死前肯定是不会放过自己。尽管自己不是忧谗畏讥之人，可伴君如伴虎，也得小心翼翼地防范着……
他努力地捋顺了一下的思路，揣猜着奕訢和光绪谈话的内容，帝后党争，作为调和者的奕訢为何百般阻挠光绪约见康有为？很明显，奕訢的矛头直指自己，因为康有为是自己向光绪推荐的维新人物。
恐怕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莫非是奕訢和慈禧太后已达成某种默契？想到这里，他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不可否认，之前他颇为欣赏康有为维新的论调，可经过多次接触与直觉，发现康有为为人过于浮躁且私欲极强，维新固然是大势所趋，若急于求成，无疑是事与愿违，甚至走向极端。
因为光绪的背后，是慈禧太后操纵着至高无上权力的政治集团。一棋不慎，全盘皆输，所以他必须切断自已和康有等人的联系，保存自己，就是为光绪保存一股牵制慈禧太后的力量。
然而，这一想法太迟了。奕訢一死，光绪就失去了主心骨。于是，慈禧太后决意再抽掉光绪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翁同龢，这样，光绪就是阴沟里的泥鳅，再也掀不起浪花来。
本来，她以为擒下两代帝师翁同龢是大费周折的事，因为他的门生、党羽之多，朝里无人能及，且他为官多年，清正廉明，威望之高，朝野有口皆碑。
即使她操有生杀予夺大权，也得揪到他的辫子才能治其罪，否则，且不说激怒了光绪，就是满朝文武也是不服的。
正当慈禧太后为此事感到头疼时，想不到光绪帮了她的大忙。这对既有师徒关系又情同父子的君臣，终于反目成仇，酿成了让维新派痛守旧派快的悲剧……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光绪听了奕訢所言，心里总是觉得有一块铁疙瘩压着，但维新在即，他自忖还得倚重翁同龢这个智囊和康有为等人，所以他决计暂时把奕訢的话统统地晾在一旁。
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意欲反复论证维新方案及了解一下康有为的人品。
翁同龢为了撇清和康有为等人的关系，矢口否认和康有为等人有过来往，也否认他的著作，翁同龢这一反常的说法，引起光绪的内心极大的反感。
光绪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老师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维新人才，听听他们对中国未来的设想与主张。仅三四个月过去，自己的老师竟和他们毫无瓜葛，这怎能不教光绪感到惊愕？
“朕记得你和他们来往甚密，何故生疏？”光绪不快地问。
翁同龢见光绪这样问，更加怀疑是光绪的测探，忙伏地应道：“国之维新，宜固本培元，循序渐进，臣观康有为之流，轻浮无章，急功近利，恐是谄媚误国之徒”。
“既是佞类，何以荐于朕？”光绪怒问。
“老臣也是这几天读了他的《孔子改制考》，才看出此人的品德，之前糊涂，考察不周，罪该万死”。
翁同龢惊得难以言其状，辩白着。光绪看着这个近于七十岁的老师，也感到有些哀怜与困惑，暗道：莫非老师真的是老糊涂了”？
翌日，光绪复问昨天的话，翁同龢也是一样机械地回答。
殊不知翁同龢这一固执与隐瞒，弄巧成拙，触动了光绪忍耐的底线，他并不知道翁同龢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明哲保身，也是为了他的维新大计着想。反而让他认为奕訢的判断是对，老师在政治上对自己确实有着不诚实的一方面，与其留着绊脚，倒不如让老师提前隐退，另外提拔新人上来。
当然，翁同龢不知道光绪此时的想法，以为象往常一样，龙颜大怒后又是一个晴天，但想不到的是这一判断的失误，使他永远地退出了政坛。
1898年6月15日，也就是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发布三道上谕：第一，命王文韶晋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后实授）；第二，以后凡授予二品以上的官员，均需著折恭诣皇太后前谢恩；第三，把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