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党与中国后来爆发的“义和团”的性质十分相似，原是一个对抗西方文明诸如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势力入侵的社会团体，后发展为以释道儒结合为一体的民间组织，

    在国内阶级矛盾和朝鲜民族危机的双重作用下，朝鲜半岛有如火药桶，哪怕飞来一点火星，也会引起一场大爆发。

    全罗道古阜郡守赵秉甲就是一个点爆火药桶的人。

    古阜郡是朝鲜的主要产粮区，水利灌溉至关重要。

    朝鲜有一种特有的水利设施，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洑”。

    洑分国有和民有两种，古埠郡的万石洑属于国有洑，农民从万石洑引水浇地，要缴纳一定的水税。

    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

    赵秉甲一上任，就征发数万农民在原有旧洑的基础上毫无必要地另建一座新洑——八旺洑。

    工程竣工后，赵秉甲不但增加水税，将水税收入攫为己有，而且逮捕了前来说理的农民。

    早己对政府不满，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的古埠郡的百姓，终于忍无可忍，揭开了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的序幕，也点燃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引火索。

    1894年2月15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十日），古阜、泰仁上千名农民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的率领下，高举着鸟枪、长矛、大刀、铁叉、锄头、木棍，杀向郡衙。

    赵秉甲闻讯，吓得屁滚尿流，爬墙而逃。

    起义军占领郡衙后，惩办贪官污吏，烧毁地契、奴婢卖身契，释放狱中百姓，打开仓库，把非法强征来的水税、粮食退还给农民。

    古埠郡农民暴动的消息传至朝迋，高宗李熙和闵妃惊恐万分，忙召聚群臣朝议，商讨对策。

    这些大臣们平时结帮拉派，勾心角斗，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可一临战事，就无主见了。有的主张象上次教堂事件时保护王宫一样，排斥清迋，邀请俄日美法等国出兵平叛;有的认为不妥，这样一来，无异于引狼入室，应派自己的军队征讨;而金允植等大臣则主张请袁世凯出面督抚此事。

    这几年来，不知是因为袁世凯刚愎自用，过于干涉朝政，抑或风闻到袁世凯和闵妃之间的艳事，高宗李熙对袁世凯抱有很大的成见，多次上书清迋，请求撤掉袁世凯的职务并调之回国，但李鸿章不同意，反而责令高宗李熙应多听取袁世凯的意见。为此，高宗李熙为清迋的偏袒甚为恼恨。

    闵妃由爱生恨，多次和袁世凯交恶，日子太平时倒是不觉得什么，见到袁世凯为宗主国权威四处奔走，心力交瘁，觉得甚为解恨，可战祸一起，就束手无策了。

    这时，她比任何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袁世凯，这个两次使她获得重生的冤家。这次会帮助自己吗?她的心实在没有谱儿。

    大院君贼心不死，暗中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当她听到这些风声时，毛骨悚然。一生之中，她最害怕这个政治对手，因为他老奸巨猾，影响力又大，而且是怀着复仇之剑而来的。为此，她真后悔自己过于任性，闹僵了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

    金允植似乎看透了闵妃的心思，毛遂自荐，愿意去袁府当说客，这正中了闵妃的想法，因为她知道他不仅是力主和清迋修好的重臣，而且是袁世凯的拜把子兄弟，有他代表自己去袁府，既能保住自己和丈夫的面子，又有可能说服袁世凯出兵。

    果然，金允植等大臣不负重托，一去袁府说明了来意，袁世凯就一口承诺下来。其实，袁世凯早就焦心地等待着，因为有朝方的请求保护，清迋才帅出有名。

    既然有了高宗李熙和闵妃的旨意，袁世凯就向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告此事，并阐明了出兵的重要性。李鸿章接报后，一面依条约邀日本共同出兵，一面派先遣部队二三百人登陆仁川，提督叶志超率一千多精兵为后援。

    日本人出兵尤为神速，用军舰载了七千多人，提前在仁川、釜山上岸，并占领了所有战略要地。

    东学党人见中日大军云集，为了保存力量，暂时解散了起义部队。

    战乱已平，可日本不肯辙军，仍在要塞布防。

    袁世凯看出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紧急会见了日本驻朝大使大鸟，说乱党已作鸟兽散，中日应依据条约同时撤兵。不然，中日两军若有争端，为俄人或西方列强所乘，不仅给朝鲜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也祸及中日两国利益。

    大鸟虚与委蛇，说事关重大，须奏请天皇及军部才能决定云云，实则上是在拖延时间，寻端衅事。

    东学党人暴动仅十多天就解散了，李朝若借此契机对农民加以抚慰，体恤善后，有可能化解了这场危机。

    然而，朝迋派来处理“民乱”的按核使李容泰和新任郡守朴源明低估了农民的力量，以为这些乌合之众犯上作乱，是朝迋过于仁慈的结果。所以他俩采取了一系列震慑的手段，对待农民更加苛刻、残暴。

    1894年4月25日，全埲准又率领东学党人起义，以白山为大本营，提出了“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四大纲领，还在檄文中表示要“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基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

    起义军纪律严明，不准吸烟，不准污辱妇女，不准损坏农田，抢掠财物，违者杀无赦。

    由于深得人心，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3000多人，兵锋直指全罗道首府全州。

    全罗道首府全州号称“三南重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二来是全州供奉有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和丰沛楼。

    高宗李熙和闵妃惊恐万状，急派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800名京军携枪炮弹药乘坐清朝北洋水师的平远舰和朝鲜的苍龙、汉阳两火轮从海路开赴全州，又命200名京军从陆路攻打东学军。

    起义军趁天还未亮，向黄土岘发起一场突袭，歼官军800余人，去毙指挥官李璟镐，缴获枪支600多支，从而改善了武器装备

    接着全琫准又率军偷袭灵光县，生擒守城军官黄万基。

    洪启薰感到起义军声势浩大，便密奏高宗李熙和闵妃，建议借调外国兵队镇压。

    高宗李熙和闵妃见洪启薰在黄龙村大败，起义军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后，势如破竹，席卷了朝鲜全国五分之三的土地，急忙向宗主国清迋求援。

    在袁世凯的力奏下，清迋派遣叶志超和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500人陆续在忠清道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军。

    与此同时，高宗李熙和闵妃一面将金文铉、赵秉甲、李容泰等人革职查办，一面任命严世永为三南廉察使，金鹤镇为全罗道观察使，向起义军求和。

    起义军领袖全琫准等人考虑到若继续对抗，会引起外国武装干涉，便放弃了“驱兵入京”的计划，同意和朝鲜政府谈判，并提出“严惩贪婪暴虐的官吏、两班和富豪，取消封建等级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和公私债务，废除奴婢和贱民制度，严惩私通日本者，平均分配土地"等十二条改革方案，史称“全州和议。"

    鉴于起义军已拥兵十万之众，朝庭无力征讨，援引外国军队又恐引狼入室，故高宗李熙和闵妃只得同意了起义军的条件，以图后计。

    6月11日，起义军退出全州，在自己控制区53个郡县建立了执纲所，作为自己的政权机构。

    清政府出兵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的同时，一万多名日军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不请自来，陆续从仁川港登陆。

    半岛乌云笼罩，时卷时收，昭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

    日本继续增兵，日本间谍四出活动，日本浪人在汉城突然多了起来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中日之战已经不可避免，战争随时一触即能爆发。

    袁世凯预感到情况不妙，决定先遣回家眷，然后再图退路。

    这天晚上，他召集沈玉英和金氏等至客厅，把当前的形势说了，然后吩咐道:

    “日本人和大院君对我怀恨在心，战事若起，必置我于死地，所以，先遣送你们回国，以解我后顾之忧。"

    沈玉英和金氏都跪下表示不走，愿和袁世凯生死相随。

    “死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难道也让他们仨个陪着?"袁世凯双眼怒视着沈玉英和金氏，手指着儿子袁克定、袁克文、袁克良，怆然道。

    原来，1891年，嗣母牛氏病故，袁世凯偕同沈玉英回家奔丧，怕长子袁克定在家无人管教，便带来朝鲜，此时已是十三岁了。克文和克良都是金氏所生，克文仅四岁。

    因沈玉英不能生育，袁世凯和金氏便过继给她当儿子。袁克文生得相当乖巧可爱，沈玉英十分溺爱他，致使他后来放纵过度，成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

    “姐姐可带他们先行回国，我是王妃的表妹，谅他们不敢对我怎样，留下来好歹有个照应。"

    金氏扬起漂亮的脸蛋，恳求着。袁世凯自忖了一会儿，觉得在理，便同意了。

    袁世内心十分感动，把她扶起来，然后对沈玉英道:

    “大夫人心地善良，但目不识丁，难以管事，你回家后，万一我有个意外，你应多担当一些，管好这个家。"

    沈玉英一听，泣不成声。

    “夫人睿智、机灵，把孩子们送回家后，可入京活动一下，想方设法疏通关系，调我回国，为夫并不是贪生怕死，只是考虑到战事迫在眉睫，没有兵权留于此地已没意义，何况一个堂堂大朝三品官员，若白白死于倭寇之手，既有辱于自己，也有损国威。"

    袁世凯搀扶着沈玉英，面授机宜。

    因袁世凯在朝鲜颇有功绩，又有李鸿章这座靠山，清迋已实授袁世凯三品官衔。

    此时，沈玉英方知丈夫遣她回国的另外用意，便不再坚特留下。

    第二天拂晓，在亲兵们的护卫下，沈玉英带着金银细软，和三个孩子乘搭清迋的补给船，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