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地军队领导分别担任了革委会的一把手。混乱时期由军队出面控制局势，恢复瘫痪的政府机构，可以说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对于大中型军工企业，军队也相应地派驻了一些干部，并且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原本停顿的企业，现在恢复了生产。本以为“军管会”的到来，爸爸妈妈的处境会好些，可情况恰恰相反，爸爸妈妈的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的糟糕。“军管会”的人，不但把妈妈弄去“隔离审查”，甚至连家也不让回了，他们把妈妈下放到生产车间，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地展开了。不久家里就接到了三份下乡通知书。哥哥去了偏远的凉山州冕宁县当了知青，两个姐姐也回江西兴国老家当了农民。她们路过武汉时，在长江大桥旁边照了一张像，当我接到她们寄回的照片时，我哭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们？
爸爸因焦虑病倒了，妈妈在工厂“劳动改造”不能回家，那时我13岁，弟弟11岁，买菜做饭和照顾爸爸的重担，自然就落在我们的肩上。邻居叔叔知道爸爸生病的消息后，不怕牵连，晚上悄悄地把医生带到家里，经过仔细检查，爸爸患的是美尼尔式综合症，情况非常糟糕。第二天一早，叔叔就拿着处方去了医院，邻居大婶怕我们烫着，把中药熬好后给我们端来，那时候，我们真的好感激他们啊。
那一时期，我们周围发生了好几件让我弄不明白的事情。我们楼里一位阿姨，不知什么原因被抓了，她的小孩很小，还在吃奶。一天，在几个押解人员的看护下阿姨回了家，阿姨提出要给小孩喂奶，让那几个人回避一下，阿姨喂完小孩后，翻身就从三楼窗户跳了下去。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哪个母亲舍得抛下自己年幼的孩子选择自杀呢？
另一件事，是班上一位女同学的爸爸妈妈不知何故，在她们兄弟姐妹熟睡后，用同一根绳子吊死在同一扇门的两边。她们的父母为什么会双双自杀？自杀前他们难道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孩子？他们不知道有多大的冤屈和痛苦，才会做这样的选择。难道他们想用自己的死亡来证明什么吗？
父母双双自杀后，她们没有了生活来源，不得不变卖东西来维持生活，后来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姊妹几个不得不含泪离开成都回辽宁老家去了。那时候发生的许多事情，真的让我搞不明白。
有一天，“军管会”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我们这些学生和老师也被叫来参加。上万人的会场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既然是职工大会，叫来那么多士兵干什么？难道还怕工人阶级造反不成？起初人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后来一些人被五花大绑地押进了会场，“军管会”在主席台上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时,人们才明白,原来这是一场“杀鸡给猴看”的把戏。怪不得会场整得和法场一样。被抓的人是不是真的反革命，鬼才知道。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作为大型军工企业，厂里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这些子弟校的中学生，也被以学工的名义，安排到厂里帮助生产。
有一天下班后，我没和同学一起走，而是悄悄地跑到妈妈劳动的车间，偌大的生产车间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在打扫卫生。看见妈妈满头的汗水，我赶紧跑去接过妈妈手里的铁锹，帮着她把一堆堆油腻腻的铁屑装进手推车里，再一趟趟地拉出车间，倾倒进废品垃圾堆里。
看见妈妈每天要干那么重的体力劳动，我再也坐不住了。从那以后，只要我有时间，都会跑进车间帮助妈妈装车、拉车。虽然累一点，但能减轻妈妈的劳动强度，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连续几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国民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物质供应极度匮乏，买什么东西都要供应票，而且还要排长队，粮票、肉票、布票、棉花票、煤票五花八门，就连买肥皂也要供应票。在商店里买东西，要对服务员说“为人民服务”，服务员要回答说“完全彻底”否则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
那时的学校，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教材，语文课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诗词。课间操时，全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必须到操场跳忠字舞，谁要不跳忠字舞，那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那时的人们被愚弄的就像一群傻子，疯疯癫癫的手舞足蹈。
那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后可以下楼玩，他们有父母做饭，可我们不行，我们必须承担起买菜做饭的事情，我和弟弟都想下楼玩，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商量，分单双日做饭。那时做饭不像现在又是电饭煲又是高压锅的。那时候，家家户户烧的都是蜂窝煤，蒸饭时，人是不敢走开的，否则，稍不注意饭就蒸糊了。做菜比较简单，一两个菜也没什么油水，丢点盐煮熟就是了。那时供应很紧张，想吃好的也没有。
我做饭的时候，弟弟和院子里的小伙伴在楼下踢足球，他们玩的很过瘾，我也很想加入进去，但不行，我必须学会克制。等轮到弟弟做饭时，他一边做饭，一边趴在凉台上眼巴巴地望着我，有时候，实在是太想玩了，他就大声的喊我“让我下楼玩一会嘛。”弟弟的声音是在央求我，毕竟他比我小，很多时候，我都会换他下楼去玩玩的。现在想起这些往事，真的想掉泪，谁家的小孩不想玩啊，可那就是我们的童年啊！
1970年，“解放军宣传队”进驻了我们的学校，刚开始的时候，“军宣队”还行，教我们走队列、站军姿什么的，后来我们学会了，也用不着整天再学这些东西了，何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这时候“军宣队”就闲着无聊了，于是他们就开始琢磨起怎么整人了。
别看有些人名义上是解放军，其实个人素质是很差劲的，简直就是穿着军装的“下三烂”。他们经常找我的麻烦，故意不让我去上课，看见我因听不成老师讲课而着急时，他们的脸上却露出了不怀好意的冷笑，他们的卑鄙做法，让我心里充满了仇恨。
有一天，一个家伙又把我叫到办公室，无事生非的要我和父母划清界线，我当时就和他吵了起来，“我哥哥就是解放军，他都没有不认父母，你凭什么让我和父母划清界限？”那家伙自知理亏，想用发脾气来镇住我，他对我吼到，“你小子像条疯狗一样……”没等他说完，我马上就顶了一句“亏你还是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没学过？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你连这个都不懂？”门外的同学们和老师听见后都笑出了声。
“军宣队”为了维护他们的面子，只好拿出看家的本事，让我写检查，还逼着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做检讨。他们真的太坏了。放学了，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回家，同学们都为我打抱不平“写个屁的检查！明明是他们故意整你，还要让你认错，太不像话了。”有的同学说，“哪有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道理嘛？”还有的同学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顺着来，检查就检查，反正不掉肉，何况我们都清楚，是他们在故意整你。”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有这帮小哥们站在我的身边，真是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书是没法继续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当兵。只有当了解放军，这帮坏蛋才拿我没办法了。从那以后，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参加解放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