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将会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我们在部队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许多农村来的战士，私下里在谈论着土地承包制。有的战士说好，有的说不好，到底是好是坏，我们谁也搞不清。为了证实土地承包制到底是好是坏，指导员和连长决定从1979年春天开始，以班为单位将连队现有的土地承包起来，基本任务完成后，多产蔬菜多奖励。消息一出，大家卯足了劲头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我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广播里却不时传来中越边境的坏消息。在军校学习时，来自昆明军区的同学就谈起过，1975年越南祖国统一后，中越边境就经常发生一些小摩擦，没想到这么快，这些白眼狼就开始翻脸不认人了。

    再后来广播中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了，看来中国和越南之间可能会有一场边境战争。事情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不久我们营就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抽调了两名技师去云南，其中一名是我们一起入伍的老战友，另一名是兄弟连队的战友。

    几乎同一时间，军校毕业后分配到野战通信团工作的一名老同学也去了云南。为了赶到拉萨搭乘飞机，他们走的很匆忙，路过我们连队时，打了个招呼，连饭都没吃就走了。

    送走了他们之后，我做什么事都走神，那时我一心想着去云南参战。为了争取上前线，我用针头扎破了手指，写了血书要求去参战，可团里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我打电话去问，人家说“我们这里缺少军校毕业生，如果都像你一样，跑到云南去参战，这里的工作谁来干啊。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对云南边境斗争的最大支持。”领导的答复让我心里直冒火，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撂下这边的工作跑到云南去吧，端人家碗，服人家管，这兵当的也太窝囊了，当了个有仗打不成的兵。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为了及时了解云南那边的情况，我特意买了一部当时最好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有了收音机了解外界的情况就方便多了。终于有一天，我从广播中听到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的消息。

    那段时间，除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外，我还悄悄地收听《美国之音》《英国BBC》、澳大利亚、莫斯科、越南等国的华语广播。那时的部队是不允许收听这些所谓敌台的广播，为了了解云南前线的情况，我管不了那么多，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不了解人家，怎么知道自己的好坏？

    除了从广播里获得信息外，作为通信部队我们还有一个便利，就是战争期间，我们每天都能得到昆明军区发来的战报。那段时间我根据每天的广播和战报里的消息，在地图上查找并标明我军进展的位置，哪些地方战斗最激烈，哪些部队取得了好的战果，我心里都是有数的。云南前线战友们勇敢战斗的精神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我为他们取得的每次胜利感到骄傲。

    这期间，我也从越南华语广播中，听见了一名我军被俘副连长的讲话，那小子的讲话简直把我的肺都快气炸了，他是一个典型的败类和叛徒。我敢肯定，他小子和我中学时代那帮军宣队的王八蛋一样坏，和平时期，他们耀武扬威、蛮横跋扈，上了战场，他们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如果那小子遇到了我，别说是个副连长，就是个副团长，我也会亲手毙了他。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谁让我的运气不好呢。

    不久中越自卫反击战结束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当我从《解放军报》上看到军校同班同学发表的文章，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从心里佩服老同学，他们能够亲身经历血与火的考验，运气真是太好了。再看看自己，每天除了值班就是种地，窝窝囊囊的一事无成，真是越想越生气。那段时间我就像丢了魂一样，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干了些什么。

    虽然我们承包的菜地获得了大丰收，上缴蔬菜2万多斤，取得了全连第一名，可我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觉得这和参战相比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好在轮到我回内地休假了，否则那种抑郁、难耐的日子真的太难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