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件是地委组织部关于同意撤除乔葳的公安局长职务的批示。

    另一个文件是追究乔葳无视法纪，滥用职权，多次冲撞监狱，包庇纵容反革命暴徒和恶霸地主的刑事责任的起诉书副本。

    我把两个文件粗略看了一下，锁进抽屉，风忙火急直译公安局。我想找乔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澄清起诉书上所提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不相信——难道乔葳疯了么？在停职反省期间，在地委组织部撤掉她公安局长的批复下达后，她竟敢闯进公安局所属的县监狱，一批又一批释放“七·五”暴动的匪徒；在土地改革和肃反除霸的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面前，她竟敢拖延、阻挠对那些反革命分子、恶霸地主分子的斗争，关押，为他们讲情，减刑——该杀的不杀，该关的不关，该斗的不斗……这一切难道是可能的吗？是发生在她一个老游击队长、老共产党员身上的事实，而不是别人故意造谣中伤，蓄意诬蔑吗？

    走进公安局院子，远远听到办公楼里有人在拍桌打椅地吵闹，接着看到局长办公室门前挤满熙熙攘攘的公安局的干警。我朝局长办公室走了过去，围在外面的干警嘁嘁嚓嚓走散了。办公室里有四五个人，吵闹的双方一个是撤了职的公安局长乔葳，一个是代理公安局长曹志民。他们把一份判决呈报书，在桌子上甩过来，甩过去，谁也不肯相让，两人粗喉咙大嗓子叫叫喊喊，甚至捶桌子、摔板凳，都想压倒对方。

    “曹志民，老子打鬼子闹革命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只晓得坐在地上玩泥巴哩！今天你倒管到你飞镖乔姐头上来了！判决书就是这份——”乔葳把一叠打印的文件纸，朝曹志民的脸上狠狠甩去，“老子画了押的！什么‘七·五’暴动？！就是黑风报复杀人！枪毙的就他一个，另外两个胁从犯各判三年徒刑，其他几十个。统统给我释放！”

    “乔局长，”曹志民显然注意到我站在门外边，他故意装做没有看见，但语气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你无罪开释那几批匪徒，柳林镇委那两名遇难烈士的家属和所有群众，都很有意见呢！”

    “什么意见？你们县大队抓错了人，不赔礼道歉，难道我这个公安局长还不应该放人？”

    “乔局长，我是为您好。”曹志民一脸忠诚地说，“我之所以补办这份判决呈报书，是因为‘七·五’暴动如果不杀这七名主犯，柳林镇的群众就要把烈士的遗体挖出来，抬到县公安局来请愿，那样对你——”

    “那是你们不做工作，唆使起来的！”乔葳又是桌上一拳。

    “乔葳同志，”曹志民的话句句棉里包钉子，“去年你把胡春台、黑风放走，今年四月胡春台在岳阳杀了十多人，制造了震惊全省全国的‘四·三’反革命暴动。黑风又接着在柳林镇制造‘七·五’惨案，这又是谁唆使的呢？岳阳‘四·三’暴动捕获胡春台匪徒三十四名，枪毙了二十四名。我们的‘七·五’惨案，连七名匪徒都不敢杀，你还要保，要放，这样平得了民愤吗？”

    “混蛋！”乔葳气得浑身发抖，“去年放胡春台、黑风，是根据政策放的，因为他们那时愿意改恶从善，投靠人民！今年枪毙他们，是他们犯了新罪！‘四·三’暴功的主犯胡坤，原来捉了又放，还让他去省军区教导团学习。照你的混蛋逻辑，难道那是省军区唆使的？”

    曹志民一时哑口无言。

    我走了进去。我当然不便卷人他们之间的争辩中去。我跟曹志民打了个招呼，曹志民仿佛第一眼看到我，满脸堆笑地又是端椅，又是泡茶。我转对乔姐说：

    “老乔，我有点事找你。”

    乔姐怒气未消，一见我，恶狠狠地说：

    “有事回家去等，我还没下班！”

    我拉着她的胳膊，一边往门外拖，一边说：“回家休息去吧！”我那话的意思是：你的局长都撤了，还在这里闹什么。

    公安局大院里，干警都瞅着我。我觉得我的脊梁上有无数目光象鞭子般抽打着。

    回到家里，关上门，我拉开架势，要跟乔葳辩论，想说服她，让她主动承认错误，去请求组织的宽大处理——我害怕追究她的刑事责任呵！开始我平心静气，一桩桩一件件提出“起诉书”上的那些事实。没料到乔葳一件也不否认，满口承认“是”或者“是我干的，怎么啦！”我气得把茶杯往地上一摔，压着嗓子嘶喊说：

    “乔葳，上地改革，肃反除霸在下面搞得轰轰烈烈。上面有指示，外地有榜样，每个乡都要杀他几个恶霸地主反革命，鼓舞群众，推动运动，难道这个形势你还不清楚吗？在下面听区乡反映，他们报了捕杀对象，是县里公安局压着不办，这拖延阻挠还真是你的指导思想吗？”

    “是的！”乔葳她又是个“是的”，接着反过来问：“郭鹏，难道你认为日本人杀中国人杀得还不够吗？还要中国人自己来补一次火，再搞一次‘厂窖惨案’，再杀个三万，三十万，三百万吗？……”

    “乔葳，你这是什么思想！”我气愤得差点要打人了。从她的身上，我确实嗅到了一种危险的气味。

    “什么思想？用杀人去鼓舞群众，推动运动，跟人家去比赛谁杀人杀得多，那是好思想吗？那是共产党的思想吗？”乔姐用痛苦的目光呆呆地瞪着我说，“每当我在判决死刑的呈报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我的手就紧张得发抖！我总要刑侦办案人员去反复核实，这个人该杀不该杀？那些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或者不杀不能消除他们的危害的人，我才敢呈报杀。虽有血债但已无民愤或者对别人不构成威胁，可杀可不杀的，我就尽量做工作不杀！就是这样，我们县解放一年多已经枪毙四十七人，每个乡都毙了一两个人。土地改革开展以后，每个乡又都报了一批枪决犯。对这样一些人命关天的事，我这个公安局长能不慎重吗？国民党的大官程潜、陈明仁投了降，共产党保他们的命还保他们做官，为什么农村的乡保长投了降就不能放过呢？……”

    乔姐一口气象放坝水滔滔不绝“放”下来。她还给我算细账，说什么一个乡错杀一人，全县就是二十人，全省二千人，全国六万人，就等于两个“厂窖惨案”。还说什么柳林镇的“七·五”惨案，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暴动。曹志民要杀那么多人，是因为县大队抓错了人，他将错就错，一为平息群众怨怒，二为捞取政治资本，他想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当时我认为乔姐越说越不象话，她把我们的革命队伍说得那么坏，我不能容忍地呵斥道：

    “乔葳！你的公安局长早撤了，你就不要管曹志民的事，在家里好好反省自己的问题。”

    “什么？把我的公安局长撤了？”乔姐惊诧地瞪着我。

    “怎么？他们没有向你传达？”我也愕然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又是曹志民一伙人的又一个阴谋：在群众中传开了，却故意不向乔葳传达，使她进一步“犯罪”，在群众中充分“暴露”。

    乔葳二话不说冲出去了，当晚没有再回来。我估计她找县委其他领导“闹”去了，也不当一回事。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县委上班，签阅那些叫人头痛的文件，曹志民和县监狱的狱长气呼呼地冲了进来。两人把帽子往我桌上一掼，异口同声地说：

    “郭书记，我们没法干下去了！”

    我请他们坐，泡了茶，冷静地问究竟怎么回事。那位监狱长朝曹志民睃了一眼，结结巴巴地说：

    “乔葳同志……早撤了局长，可昨晚她，她带了刑审科的人……冲到监狱……把‘七·五’案犯全放了……连黑风都趁机逃走了……”

    我立即随他们去监狱查看现场，询问了刑警人员，证实事实没有出人。回到县委机关，我头昏脑涨，象喝醉了酒。召集县委常委紧急会议，我简单通报了情况，常委会就正式任命曹志民为公安局长，开除乔葳党籍，立即拘留，收监审查，并火速追捕黑风等七名要犯。主管政法的副县长，大概因为顾及我的面子，推推诿诿，不肯在拘留乔葳收监审查的拘留证上签字。我拿起笔，满身正气，悲愤地在上面签了“郭柱国”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