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作者的角度讲，文学具有怨刺宣泄的功效。《诗》有言曰：“家父作诵，以究王
言凶，式讹而心，以畜万邦”。翻译成现代文，可以这样说：家父14这个人作诗，是为了揭露周王的罪恶，希望周王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意，能够体恤万邦之民。这首诗告诉我们什么呢？文学可以表达人民的怨刺。换成现代语言就是说，文学具有某种宣泄功能。
首先是情感的宣泄，一个平时非常沉闷的人，在喝了酒之后可能突然会变得滔滔不绝，原因是酒让他进入了某种神奇的宣泄状态，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和这种酒的状态非常接近，他让人超越了现实的重重束缚，来到了一个自由的想象的王国里，在这里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乞丐可能把自己送进王宫，一个人老珠黄的丑妇可能把自己变成娇艳无比的少女，弗洛伊德把这种情况称为“白日梦”，他认为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的白日梦，宣泄和表露的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被压抑了的情感以及不能实现的愿望15。弗洛伊德说：“我们本着从研究幻想而取得的见识，应该预期到下述情况。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了创作家对早先经验的回忆（通常是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在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了实现。……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幼年时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替代物。”弗洛伊德进一步认为这种愿望是和人的童年经验、性的压抑等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生活中它们被压抑而存在于无意识中，在艺术作品中这种愿望和它们的衍生物会以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因压抑而产生的焦虑得到缓解。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是有作品的实例可以支撑的，例如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很明显符合这种理论，它是比较典型的男性知识分子的白日梦文本，里面充斥着穷书生如何在女性狐鬼的帮助下金镑题名或者一日暴富的故事，里面的女性狐鬼大多美貌绝伦而又热爱穷书生，但是将这种性关系反过来，当这种故事发生在女人和男狐鬼之间时，作者的白日梦就反过来了，受到男狐鬼妖惑的女人必然倒霉，而人类中的男性会奋勇而出，杀死男狐鬼，恢复人类生活的正常秩序。
三、对于读者和作者来说，文学创作和欣赏可能和某些生理快感有联系。文学可能在某个层面上和某些生理性快感联系在一起，比如某些淫邪小说可能引起生理上的反应，具有某种性宣泄的功能；某些恐怖小说具有引发瞳孔收缩、心脏跳动等毛骨悚然的生理效果，让读者获得在和平凡庸的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感官刺激；某些优美的散文能起到使人神经放松、消除疲劳的功效，有俄国医生甚至曾实验用这种阅读疗法来治疗某些生理疾病。总的说来，目前的文学理论界尚缺乏实验心理学的资料来阐明文学阅读和生理快感直接联系的方式、强度等具体问题，但是把文学阅读和生理快感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有违某些道学人士的教条，却显然地并不违背我们的经验，谁也不能否认一个在生产流水线上工作了一天的工人可能在回家后以阅读一篇散文来使他的身体获得放松的经验事实，尽管这里的作用机制尚难断定，但是阅读和身体体力的得到休息、恢复之间存在着（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联系却是不可否认的。人类的身体快感具有精神性，越是文明发达，身体的快感就越是需要精神的参与，或者说人类生理快感的进化和精神作用的参与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单纯的生理快感可能已经很少，多数快感尽管在感觉上给我们以纯粹生理的错觉，但实际上是精神和生理复合作用的复合快感，例如四川人吃麻辣火锅，麻辣对于四川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性味觉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四川人在多大的层面上是因为饮食文化传统的作用，出于对这种传统的认同，进而是通过这种认同来加强他对于同乡人归属感而在精神上接受了麻辣的快感，又在多大的层面上的确是他的生理结构与其他中国人不同，他的味蕾对麻辣特别敏感所致？很难说，这种快感里面不可能不包含着因吃麻辣而产生的群体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的精神性快感，四川人走到哪里就吃麻辣火锅到哪里，和以色列人走到哪里就会把他们的逾越节带到哪里一样，具有精神文化上的内含。这是阅读与快感的联系。
那么写作行为呢？弗洛伊德倾向于把写作理解成是性冲动的一种升华，在这种升华中人的性冲动得到了释放，这种观点也可以得到一些作家创作经验的认可，比如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他在日本留学时创作的一系列小说《沉沦》等，很显然和他在日本生活时的性压抑、情压抑有关。不过，把创作简单地理解成是作者在某种生理快感的支配下的非精神性行为的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对于作家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但是，创作过程中伴随着强烈的生理性快感，这是可以获得一大批作家的支持的。例如郭沫若，他的创作激情袭来的时候，浑身颤抖，呈献出迷狂症状，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状态，只要出现这种状况，哪怕是深夜或者凌晨，他都得立即从床上爬起来，抓起笔写作，也只有在写作之后他才会重新恢复平静，在这里创作过程表现出身体治疗学的功效，尽管这种功效是不非常明朗的，但否定它也是难的。卡夫卡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不写作，我就会支持不住，也可能以发狂来了结这一辈子。”的确，写作对于卡夫卡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治疗学，他一生几乎没有发表过自己的作品，甚至在自己死后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这些作品，无独有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道：“如果不写作，那么我必然死亡，最后坐15年牢……”，鲁迅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时的一段话可以作为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的注脚：“一读到他二十四岁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拷问出沧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就仿佛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常常会分裂成两个以上的意识，每个意识又都是对立的，这种情况俄罗斯文论家、批评家巴赫金曾经用“复调小说”16理论来概括，经历精神的如此的内部分裂而不崩溃，没有创作的慰籍恐怕真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说的“我必然死亡”。“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某些身体症状实际上是由心理引起的，比如忧郁症病人会出现全身性不适，这个时候病人可能报告说，自己心脏有问题，胸闷，喘不过气来，或者脑部有问题，总是头疼，等等，有时候因为病人的这种生理疾病的症状，会误导一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医生，仅仅从生理角度治疗这些病人，但是对于这些病人反复地检查，可能始终不能发现身体器官的器质性病变，反复的抗生素治疗可能并不能改善病人的胃痛、头痛、腹痛、倦怠等症状，对于这种病人心理治疗往往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而心理治疗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病人倾诉。毫无疑问，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功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理解为是某种倾诉，国内学者余凤高曾做过一些关于作家“精神病态症状”的个案研究，有的地方可以为我们的上述论点提供支持。
三、话语、超越日常功利目的的话语、追求形式价值的话语
什么是文学作品，它和非文学作品有什么区别呢？怎样在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呢――这需要我们给文学一个确切的定义。
人类对“文学”概念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英国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梳理过现代“文学”概念在英国的成型过程，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的概念表示社会上有价值的写作的总和：哲学、历史、杂文、书信以及诗歌等等。那个时代是否能够称之为文学完全决定于思想意识方面，只有在体现了某个特定社会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贵族――葛红兵注）的价值准则和口味的写作方可称之为文学，“而街头小调、通俗传奇乃至戏剧，则没有资格称为文学”，“小说这种形式是否可以算是文学，是非常值得怀疑的。”17那个时代文学包括一整套意识形态方面的事物：杂志、咖啡馆、社会和美学方面的论述、宗教说教、经典著作的翻译、指导礼仪和道德的手册等等。在英国文学一词的现代意义是在19世纪以后才开始流行的，最初的变化是文学的范畴逐渐缩小，仅仅限于“创造性的”和“想象性的”作品，“文学在这个时候倒是成了已被工业资产阶级从英国社会表层抹杀掉的创造性价值准则得以受到赞美和肯定的少数飞地之”，文学是自发的而不是靠理想推演出来的，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机械性的，它通过感情和经验发挥作用，而不是依靠理性探究和分析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