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重新做过”的根基在哪里呢？在拿来主义――从西方取来真经，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当然，鲁迅所谓的拿来，并不是一味地把别人的都取了来用（那叫“废物”），而是“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分门别类，总之是要用西方的东西来武装自己。实际上，拿来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坛非常有影响，几乎可以说“拿来主义”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之西化派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

    鲁迅是非常深刻的，比如他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和批判，以其深刻，然而，在文学上他没有写出长篇小说，个中原因很多，但是有一点，这种情况的发生肯定和他的“拿来主义”文学观有关系。极端论者常常说鲁迅在文学上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为什么？“拿来主义”使他在否定东方的同时站在了肯定西方的立场上，现在看来这种“拿来主义”思想已经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它使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西方化之中，没有对东、西方的双重否定进而建立超越于东、西方既有传统的真正“世界化”的文学。

    西方化派的纠结在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否定是义无反顾的，他们能够“批判”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但是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西方”文学，它否定了中国传统诗学，这是接近创造的第一步，但是迈出了这一步的新文学作家、理论家们没有真正地走到“创造”的境界里去，而是直接“肯定”了西方，这种想法在当时知识界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例如周作人，他在《罗素与国粹》中就说：“中国人何以喜欢泰格尔？因为他主张东方化与西方化抵抗。何以说国粹或东方化，中国人便喜欢？因为懒，因为怕用心思，怕改变生活。所以他反对新思想新生活，所以他要复古，要排外。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而西方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又正好相反，于是肯定西方就成了必然。它否定了一种传统，并不是意味着创造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东方的新世界文学，而是向西方倾斜，走了西方化的路子，创造了一种西方化的“新文学”。

    不过总的说来，西化派对民族化派比较宽容，相比而言，西化派态度温和，没有弱势心态。例如西方化论者胡适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一味否定，相反他还号召人们一点一滴地整理国故，去其乱、谬、迷信，而寻出真意义、真价值来。胡适自己就说过：“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的新儒学的开山宗师十分崇敬的。（《胡适博士个人回忆录》）”再比如，周作人一方面他是西方化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他也是民族化（对民间歌谣的研究和肯定）的探索者，他对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具有创始人的意味。五四时期主张西方化者中也有比较极端的，例如陈独秀就说过“吾人尚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等类似的话，但这是少数。

    但是，20世纪中国文坛，民族化派大多对西化派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西化派强调向西方学习，民族化派就强调向“自己”学习，例如萧三109就曾把新诗的成就不如小说、散文的原因归结于诗人们“一下子从古诗的各种形式和体裁‘解放’了出来”，全没有了章法，另一方面，鄙视中国旧文化旧文艺，只顾模仿西洋文艺，“中了‘洋八股’的毒”。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新的形式要从（中华民族的――葛红兵注）历史的和民间的形式脱胎出来。”为此，他作出了解释：“这些一切是不是说我们顽固，自大，甚至陷于狭窄的、反动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呢？不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细研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可以得到一个真理；愈是民族的东西，它便愈是国际的。愈有民族风格、特点的，便愈加在国际上有地位。”“愈是民族的东西，它便愈是国际的。”这是民族化派的典型逻辑。这个逻辑实际上是以“民族的”概念消解了“国际的”概念，把“国际的”看成是各个孤立民族的“并列体”，而不是世界各民族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融合体”，这就实际上取消了“国际的”概念。

    实际的道理是：“国际的”必须建立在世界各民族互相融合、理解、沟通，进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各个孤立的民族主义文化是不可能构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文化的。从长远看，世界文化将融合大于割裂、联系大于断绝，它将在各个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联系、大借鉴中产生。

    如何从要么西方化、要么民族化的二元思路中解放出来，这是摆在当今文艺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我们的观点是：摒弃二元对立思维，建立超越西方化又超越民族化的世界化文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规范、行为准则、宗教感情、审美心理等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对立，过去千百年来，人类为这差异已经付出了极为承重的代价，有的时候甚至是血的代价，原因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东方弱势民族、文化要么对西方强势民族、文化俯首称臣，采取西方化的策略融入西方之中，要么采取民族化的策略，一方面自我封闭，另一方面敌意、嫉恨西方，在民族、文化上把鸿沟拉得越来越大，这方面的的例子在人类史上不胜枚举。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文明经受着考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等都曾指出冲突只能带来悲观的未来。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冲突，使不同、民族文化走向融合、互信、互补的未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市场共同的形成、国际互联网的诞生、全球卫星电视的播送等等，这些将人们结合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人们之间的交流、对话、沟通也变得更加便捷，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既不是强势文化吃掉弱势文化，也不是弱势文化反抗强势文化的新的世界性文化，建构一种既不走“西方化”路子又不走“民族化”路子的“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而这正式比较文学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上识破诗人的艺术奥秘；……使我们发现在翻译中什么东西在一种语言中失落了，而在另一种语言里得到了保存。有时，译作偶而也会有助于人们对原作的理解，或者由于译作比原作更出色，结果背叛了原作。

    ――艾田伯：《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则》，《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