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春秋之义，正次王，王次春，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而法家言形名度数，皆原于道，亦由此也。……儒家贵仁，而法家贱之。然其言日：“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则其所攻者，乃姑息之爱，非儒家所谓仁也。儒家重文学，而法家列之五蠹。然其言曰：“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则亦取救一时之急耳。秦有天下，遂行商君之政而不改，非法家本意也。则法家之与儒家，又不相背也。

    总的来看，荀子针对诸子的辩说是苟书的重点之一，他的不少观点也在同诸子的论辩中得以建立或体现。鉴于他极为现实而迫切的论说动机，他不可能同他们展开和风细雨的学术讨论，而必然以“异端”待之，因为，无论诸子的学说在价值立场上与其多么接近，在他看来，这些学说一旦落实到现实中，必然导致悖离礼的后果。这些“异说”—一尤其是儒家之外的学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更有可能成为统治意识形态，对他来说，这正是它们的危险之处。所以，他不只驳斥诸子，并表现出对“异说”极为强烈的敌视态度：“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卻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这种极端的态度，不禁让人想到梅斯特(JosephdeMaistre)令人惊骇的说法：“让人们完全生活于社会规范之中的唯一办法，是禁止他们发问，而禁止他们发问的唯一办法，是恐吓。”这样，荀子就与这位著名的反革命政治思想家站在了同一阵营。

    看来，即便歌德审慎的教导：“我们只能把对世界有益的那些高尚原则说出来，把其他的原则藏在心里，但它们会像潜藏的太阳，把它柔和的光辉照射到我们的一切行动上”，苟子恐怕也不会满意，他或许会说，既然圣人已说出了对世界有益的原则，那么，人们私藏的那团“火”，除了灼伤他们的心灵，还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