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即谓“立君以政之”，“立师以教之”，乃“天佑助下民”。非特有私于“君”、“师”，其由在“众民不能自治”此处所说的“师”，“谓君与民为师，非谓别置师也”，正是“君师”之意。对照荀子的相关论说，其主张显然与此极为相似。这样看来，他关于“君师”、“政教”的说法，实有其源，而非凭空自出一家之言。其思想与古制的这种亲缘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现实感和注重实效的思想性格。毕竟，从经验的角度看，业已验之有效的东西，较之那些横空而出的创制，无疑更加可靠一些。

    荀子其时，官(君)师分立、政教不一，故他在倡言“君师”之余，又多劝勉人求事贤师，学为圣贤君子。他的这类多少有些无奈的说法，虽然未必降低了标准，但确乎可视为针对现实的一种紧急措施。不只是他的这类补救性的论说，甚至他那些关于“君师”等堂皇端正的说法，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当时治教分立的局面催生出来的。这一点，章学诚论之甚晰：

    《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於庸愚，而隐於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於范围，则一阴一阳，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固然，亦势也。

    ……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己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备於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从荀子自道其不得已而为辩说看，他对章氏的上述评说或许不会有太大异议。他的诸多辩说，尤其是那些专门针对诸子的批评，均表现出令“天下聪明范於一”、“人心无越思”的强烈意图。但是，其论说是否真能息诸子之争且行于当世，荀子自己也无必胜的把握，故其言“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以荀子之苦心经营、锐意求行，尚作如是观，更可见，天下之事，成与不成，固无必然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