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有线电报局座落在道外区(当时称傅家甸)北头道街，与奉天、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地传递官商电报。刘瀚报到以后，马上投入了报务工作。下班以后，他开始了解哈尔滨这座城市。哈尔滨不同于保定，首先是这里有许多外国人，俄国人很多，有好几个国家的领事馆。哈尔滨街道宽，两旁的楼房许多是西洋式的。楼房里有电灯，有自来水，有的还有电话。哈尔滨有好几个电影院，放映外国的无声电影。哈尔滨的西方人常举行音乐会，赛马，打网球，冬天滑冰。到了哈尔滨，他知道了这里早已经有了无线电报，最早的是东省铁路俄国人建的无线电台，1905年就完成了，可惜不是中国自己的。哈尔滨这座国际城市异国情调浓烈，刘瀚把这一切观感都写信告诉了在保定的父母和宋先生。尽管这里一切都陌生，都新鲜，但是刘瀚的老习惯始终保持着，那就是继续努力地学英语，订阅英文杂志，有时间看有用的书，决不轻易浪费时间。刘瀚一个人住在宿合里有书为伴，既不孤单也不枯燥，生活工作，日子过得挺充实。

    1910年春节放假，刘瀚带上哈尔滨有洋味的礼物回家过年，同时与通州老家的一位姑娘冯慕勤(字端敏)喜结良缘。这一年，哈尔滨发生了鼠疫，疫情越来越严重。消息不胫而走，不论是保定方面的父母，还是通州的妻子，他们的心立刻悬了起来。他们来信询问，叮嘱防范。后来干脆催促刘瀚返回老家。哈尔滨的鼠疫疫情也确实严重。从11月9日发现鼠疫，不到两个月死亡2600多人，到第二年2月上旬死亡4300多人。刘瀚家中连连发出返乡的呼唤，没办法，刘瀚辞了哈尔滨的工作返回通州。

    1911年，刘瀚往返于保定和通州之间，帮助父亲照料商店。此时弟弟刘准已经5岁，同比他大17岁的大哥刘瀚关系特好。个中原因，除了刘瀚给弟弟买些儿童喜欢的礼品、食物以外，还有家里人、父母都经常夸奖刘瀚，在刘准心中留下了良好印象。一有闲空，刘瀚除了看英文书刊外，还教刘准珠算、笔算，偶尔教他一些英文单词。一次，弟弟刘准随同大哥刘瀚回老家通州。进了通州地界，刘准有个发现，就是大哥一路上给遇到的人一面作揖施礼，一面打招呼问讯，可是大哥并不认识这些人。刘准就疑惑不解地问大哥，既然并不认识这些人，为什么却作揖施礼。刘瀚告诉刘准说：“通州是我们家几代人的故居，这里的住户，说不定是间接的亲戚，甚或是不认识的直接亲戚。再说就算不是亲戚，见到老者，也应该尊敬，作个揖也是晚辈应该的。”刘准记大哥的话一辈子，后来刘准活到97岁，还记着大哥的这些话。1912年正月12日，曹锟的企图复辟的军队哗变，以“拿小秃(剪了辫子的人)”为名，人宅搜抢，刘家在保定的商店遭洗劫。没想到，祸不单行，三天后又被当地土匪强抢，刘衡甫家境由此败落。不久，刘衡甫和夫人跟随当了湖北官钱局督办的同乡高某到武昌，谋得一个办事员的职务。一直到1928年，才又返回通州。

    1912年8月，刘瀚夫妇生了一个儿子叫刘宗唐，两人爱如珍宝。刘瀚也在通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一次刘瀚思念亲人，于是想去拜望住在张家湾镇的外祖父外祖母。他走到半路，见到道旁有一老一少，像是父子二人。老人坐在地上，腹痛难忍，脸色蜡黄，渗出冷汗，一脸痛苦，动弹不得；那少年焦急万分，又毫无办法，无助无奈。刘瀚走上近前，向两人询问情况，老人说他肚子剧痛，歇一会赶快回家；儿子说他会扶老人回去，竟然没有一丝去看病的意思。毫无疑问，贫苦人没有经济条件去看病。刘瀚要扶老人去医院，老人不肯，于是刘瀚在路边给附近的一家教会医院——潞河医院，用英文写了一封信求助。刘瀚说明不会收费，少年才扶老人向医院方向走去。刘瀚看着二人的背影，叹息良久才又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