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几年来以军用为核心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建设，派上了用场，发挥了作用。虽然直系军阀也竭力发展无线电通信，但相比之下，奉军胜出一筹，“直军一切行动，奉军无不知之，且极确切，故奉军……收知己知彼之效”。10月份，奉军仍感无线电人员不够，张作霖下令“饬选电报生”，赴“前线装设电报机”。无线电监督处和无线电学校也加紧了培养“电报司机”工作。他们知道刘翰在无线电报方面有突出的特长，就以监督处和无线电学校的名义邀请刘瀚为无线电学校兼职教员。吴梯青、耿励等刘瀚的同学早就了解刘瀚自1919年起曾在陆军部无线电教练所当教官好几年。那时候，无线电学校教育有“理”与“术”之分。所谓“理”，就是一些学校开课对学生进行无线电原理、无线电话原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教育，开设一些具体课程却基本上不接触机器装置实物，当然也不动手操作、装配，重在理性把握。所谓“术”，就是一些学校对学生进行无线电报、无线电话知识教育，虽然必讲一些基本原理，但主要是结合实际装置讲无线电电路、无线电装设与维修、无线电报操作等实用技术课程，重点培养学员的动手能力和把握程序的技能。陆军部无线电教练所正是以“术”为重点的学校。刘瀚改装无线电话发射机为广播发射机，自装无线电收音机轻车熟路，大体都源于此。刘瀚初来东北时，为抓紧安装5千瓦无线电报机与奉天通电，人手不足，1922年8月，他就通过招收“电生”(学员)，直接结合实物讲授相应的技术，同时进行动手操作，完成了任务。1923年初组建无线电队，他要求奉、哈、长、齐各地要以蒋斌编写的培养动手操作能力的《无线电讲义》(福升厚纸局1923年1月出版)为教材，培养执机人员。4座无线电台迅速组成无线电通信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许多人都知道，刘瀚早在1918年在北京几处无线电台做报务工作时，曾研究出一种全新的《汉字注音字母电码》，可以省去过去一般电码收发电报的“译电手续”，非常便捷且提高效率。刘瀚也曾将此新编电码上报交通部有关方面，请求审核使用。由于这是刘瀚自己钻研得出的独创性成果，在刘瀚心中占有分量，所以他抱有不小的期望，一直盼着将来有一天被采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天却没有到来。刘瀚担任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咨议以后，又把新的《汉字注音字母电码》上报给总司令朱庆澜。朱庆澜倒是很欣赏也很重视，1923年春，要求刘瀚进行演示。演示由刘瀚培训的两位司机人员进行，总司令部派人参加观看效果。演示发报的人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北口西角的一家饭店里，俄国技术人员、报务员、刘瀚(曾把儿子刘宗唐领到现场)坐在设置的无线电发报机前，由司令部的派员当场拟定电文，交给报务员。报务员不用常用的电码本，却立即写成注音字母电文，随手拍发出去。收电人员在护路军总司令部，收到后直接写成电文。经过几则电文的拍收，把拍文与收文对照，准确无误，提高了效率。情况上报给朱庆澜将军后，转有关部门研究鉴定。这次刘瀚所抱的希望同样很大，他等啊等啊，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听到有关消息。

    以前刘瀚去奉天，也应邀为东三省无线电学校上过课，但那是偶尔的，也是学校出于对他的尊敬。这次邀他为东三省无线电学校兼职教员，刘瀚提出把《汉字注音字母电码》列为课程，得到校方的同意，并安排到新学期进行授课。转年新学期开学，刘瀚也准备到东三省无线电学校讲授此课，2月初，上峰命令在哈尔滨设立用于通信的无线电话电台。刘瀚脱不开身，向监督处和东三省无线电学校提出让自己培训的电报人员去奉天代讲，并努力磋商，争取得到推广《汉字注音字母电码》成果的机会。后来听说，刘瀚不能亲自去授课，校方培养电报司机任务迫切，考虑到利用新编码各地人员需要普遍轮训，远水不解近渴，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又开了常用电报电码训练课。

    刘瀚对此感到深深地遗憾。不过又觉得自己已为之努力再三，不成，非人也，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