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批判资产阶级

    1970年春天，初一上学期。一天在学校劳动之后，学校召开了一个会，参加人为全校的党员、团员、中学六、七年级各排排长和全体红哨兵。驻校工人宣传队马师傅讲了话。

    马师傅30多岁，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留着分发，穿一件蓝色中山装，十分精神。讲起话来中气很足，口才非常好，革命理论一套一套的，根本不用讲话稿，张口就来。当时各个学校都驻有工宣队，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精神，我们学校的工宣队是附近的空调机厂派来的。

    马师傅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右派分子刘放的问题；二是右派分子高坤霞的问题，三是搞好革命大批判的问题。接着学校的老师宣布，学校近期就要成立红卫兵组织，提出要在火线上考验申请加入红卫兵的同学。

    不久，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批判大会，随着工宣队师傅的厉声大吼：“把右派分子刘放和高坤霞押上来！”两位女老师被推上了舞台。

    刘放是个老教师，有50多岁了。梳着齐肩短发，满脸沧桑的皱纹，一双眼睛眯缝着，身上总是穿着灰色的旧衣服，平时在学校经常看见她在打扫走廊和厕所。从来不跟任何人讲话。因为知道她是右派，正在受批判和被监督劳动改造，觉得她的形象就像坏人。右派是什么？地富反坏右，称“黑五类”，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对象，没有人身自由，随时要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批判。公布她的罪行很多，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条：她过去给学生上课讲到“愁”这个字的时候说，“秋天到了，老太太的心里就发愁了，马上冬天就来了，日子可怎么过呀？所以‘愁’字就是‘秋’下面有个‘心’。”这条罪行就是，恶毒攻击新社会，毒害青少年学生。台上工人师傅厉声喝问：“刘放！你教学生一到秋天老太太就发愁，恶毒攻击新社会，是何居心！你认不认罪！低头认罪！“刘放弓着背，把头低得都快碰到地面了，台下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右派刘放！”“右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高坤霞的年纪要轻些，也就30多岁，跟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刘放不同，她穿着很好的棉衣，还带着毛领，脖子上还系着一条围巾。她头发烫过，有些卷曲，脸色苍白，本来应该很好看的双眼露出疲惫和屈辱的神态，她低着头，眼睛看着跟前的地面。工宣队大声控诉着她的罪行，让她低头认罪。台下口号声震天，工宣队喝令她也必须跟着喊：“打倒右派高坤霞！”开始她头还低下来，可是她越来越直起了身子，后来干脆站直了，只是低着头，台下喊什么口号她也跟着举一下手，她的另一只手撑着腰，脸上的神色似乎很痛苦，眼泪不住地流下来。工宣队大吼：“高坤霞！你敢对抗革命师生的批判，一定要把你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我们看着高坤霞这个样子，就觉得她是不服气，对抗批判，口号喊得更来劲了。同学们互相还在议论，“这个高坤霞，态度太恶劣了，就应该彻底批判她！”这时，我就听见身后不远处有两个女老师在小声说：“她刚生完孩子不久，站时间长了腰疼啊。”周围的学生听老师这样一说，顿时静了下来。喊口号也没有刚才那么来劲了。

    批判大会后，各排都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学校教学楼的走廊里都贴满了。我从小被妈妈把着手教的毛笔字现在可派上用场了，学过的美术字也大显身手。大批判的浪潮持续了半个多月。我注意到，刘放经常仔细地阅读大字报。有一次我从三楼上下来，看到她正在二楼看大字报。我停住脚，注视着她。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眼睛向楼上看了看，正与我的目光碰上，我看到她面无任何表情，可那双眯缝着的眼睛里却闪烁出一种异样的光芒，使我心里一惊！那目光之中，似乎有种超然，又带着些执著和倔强。我们相互对视了一秒钟，我转过脸下了楼。

    这是自文革以来我第一次亲身参加大批判，面对面地批判右派，批判资产阶级。

    文革开始以来，我已经无数次看见过各种各样的批判大会。各级各类的走资派们，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被在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反革命”“右派”“坏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等罪名，下面写着被斗人的名字，这些名字经常被躺写着倒写着，上面还用红笔打着粗粗的大叉。这些人都被逼着大弯腰低头认罪，经常被造反派连踢带打得头破血流。我和弟弟在妈妈单位也看过批判会，批判他们单位的走资派，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弟弟更小，看到那几个被斗的人狼狈不堪，少不更事的我们都忍不住咯咯大笑。

    后来爸爸也讲过他被批判的经历。在文革运动中，我的亲人被批判，可我们还起劲地批判着别人。批判会后不久学校发展第一批红卫兵，我还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爸爸的问题还在受审查而没有被批准。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刘放和高坤霞两位老师被批斗时的样子，记得刘放老师那毫无表情的面容和她眼睛里射出的光芒。不知道她们现在一切都好吗？她们能原谅当年批斗她们，对她们喊口号给她们贴大字报的那些无知的孩子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