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再回河南老家

    1973年深秋时节，突然有一天接到河南老家趁花姨给妈妈的一封加急电报：“父病危速回”。姥爷病危了！

    从打我记事起，姥爷每年都要来我们家住上几个月，最后一次是在前年，去年没有来，说是岁数大了不想再出远门了，妈妈带着我和弟弟还专门回河南老家探望。

    那时候远地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写信，急事就是电报，长途电话很不方便，姥爷到底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妈妈接到电报就立即准备动身。

    我跟姥爷的感情很深，一想到姥爷已经病危，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加之想到妈妈已经50岁了，身体很瘦弱，一路奔波又惦记着姥爷，我也很不放心，我提出要陪妈妈一起回河南看望姥爷。爸爸开始不太赞成，因为我还在上学，需要请假。我磨了一个晚上，爸爸总算答应了。

    第二天，爸爸去给妈妈和我买了两张到河南许昌的火车票。妈妈让我去她单位太平区医院一趟，开个介绍信，以备路上有什么用。又借了个注射器，拿了点酒精棉和常用药品。

    我回到家，爸爸把刚接到的舅舅的电报给我看，电报上写：“趁来电父病危我回鄢请先到通辽同回。”根据这个情况，爸爸决定改变计划，把去许昌的两张火车票退掉，再买两张到通辽的票，由我把妈妈送到通辽舅舅家，让舅舅和妈妈一起回河南后我就回来。

    初冬的东北已经十分寒冷，晚上7点多我陪着妈妈上了火车，夜里12点多到了长春。当时长春到通辽每天只有一趟火车，要等到明天下午一点。我们就在长春住下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妈妈到邮电局，妈妈给通辽的舅母挂了个长途电话，舅母说舅舅已于昨晚11点乘快车前往北京啦。舅母说她原想陪舅舅一起回去看看老人，可舅舅根本不理，自己就跑啦。我和妈妈决定立即买票去河南。因为舅舅已经走了，我不放心妈妈独自走，再加上我真的非常想念姥爷，就给爸爸拍电报告诉了情况，陪着妈妈一起再登旅途。

    先到北京，然后办理中转签字。因为去年来过，这些手续都很熟悉，很快就乘上了去许昌的火车。

    到许昌下车时天已黑了，通往鄢陵县的长途车已经没有，我们只好在一间旅社住下来。妈妈惦念姥爷的情况，到电信局往鄢陵县人民银行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这是趁花姨的单位。银行值班的人告诉妈妈，姨请假好几天了，她父亲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妈妈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我陪着妈妈回到旅社，整夜基本也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赶到长途汽车站乘车去往鄢陵县，沿途还是去年的景物似曾相识，只不过去年是盛夏，今年是秋凉，去年我们是满心欢喜，今年则是悲痛哀伤。车到鄢陵，早有几个亲戚在等候，陪着我们直奔农村的老庄。还是那个小院，已经变为灵堂，一口大棺停在院中，姨和姨夫表哥表姐表弟以及县里村里的众多亲戚都在，身着孝服，姨的眼睛都哭肿了。在我们前面已经赶到的舅舅军装上也戴了黑纱。妈妈一进院子就大放悲声，我在她身旁紧紧扶住她的胳膊，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如此悲痛如此放声大哭。

    接下来的日子全家都为丧事忙碌着，问题很多。姥爷在村里是辈分很高的长者，按当地的传统习惯，要大操大办，村里亲戚中宗族的长辈来找舅舅，因为舅舅是长子。亲戚们说要请很多桌酒席，要请很多班响器（唢呐），要披麻戴孝打灵幡等等。我从小在军营里生在城市长大，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些，而且文革这些年，专门就是破四旧，反封建。我不知道在河南农村传统势力还这么大。舅舅和妈妈都参军几十年了，对这些东西自然不信也不接受，从党员干部和现役军人的身份来说更不能也不敢做这些事情。要花很多没必要的钱，更严重的是当时文革后期，正在搞“批林批孔”，如果按这些要求来做，必然产生很多麻烦。

    妈妈表明了态度，不能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的东西坚决不搞。村里有人说了，你是女儿家，出嫁了，不能说话。妈妈说，好啊，我是女儿家不能说话。那你们谁主张操办谁就办，办酒席请响器你们出钱吧。我是女儿用不用我出钱？老人去世这些天不下葬，不能就这么停着。你们再这样我送到许昌去，国家现在提倡火葬，连国家领导人去世了都是火葬。我父亲在世时你们谁管过？我是女儿我没资格那你们管吧！

    姨可急坏了，拉着妈妈说，姐你可千万别这样，那将来我们在这可没法做人啦。

    经过反复商量，双方都退了一步，操办还是要操办，酒席减少规模，响器少请几班，农村亲戚戴孝，妈妈舅舅和姨都是干部、军人，戴黑纱。姨和妈妈忙着把黑纱上已经用白线绣上的“孝”字用剪刀一点点拆掉，那时的政治形势不得不格外注意才行。

    出殡那天，全村的人把小院里外围满，请了人念悼词，姨家的小毛是我的表弟，平日里他到姥爷这里最多，他披重孝，代舅舅摔盆。在鞭炮和响器声中，我们看了姥爷最后一眼。我扶着妈妈送走了姥爷，姥爷葬在村外一个地方，与很多年前去世的姥姥紧紧相邻。姥爷享年78岁。

    丧事办完后，事情还没完。办丧事酒席时，因为怕碗盆丢失，姨夫在家里拿出去用的碗盆下面用漆写了“李记”，可是全村很多家姓李，为了能明确区分，又横着写了“陈毛”两个字，姨夫姓陈，孩子小名叫小毛。没想到这就惹了麻烦。村里马上有了传言，说是我姨家陈家想占李家的家产。加之小毛代舅舅戴孝摔盆，这就更说不清了。他们来找舅舅，添油加醋，再说些平日里不着边际的事，把舅舅都说晕了。姨委屈的直哭。妈妈态度非常明朗，她说，“李记陈毛”的事根本不用说，就是因为怕碗盆丢失，不然全村都姓李，怎么知道是谁家的？小毛戴孝摔盆，是全家商量后决定的，难道还让他大舅一个现役军人去摔盆吗？至于家产，就是一个小院，两间房子，我们都不可能再回来住了，我妹妹全家一直在照顾父亲，给了他们也是应该的，别人没资格说三道四！

    因为妈妈和舅舅态度明朗，流言也就逐渐平息了。

    在姥爷家，我看到了一些二舅天全的遗物。二舅的一生非常不幸，生下来腿就有残疾，也不能像妈妈舅舅那样出来闯天下。参加工作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可是在那个年代，以他那样的身份，处在封闭的农村，又能怎么样。但他没有颓废，努力劳动，终于取得了乡亲们的信任，被推选为大队会计，干的很出色。二舅一直独身，已经有人给介绍对象了。却因一次意外触电身亡，死时才30多岁。我找到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是音乐美声唱法教材，纸张粗糙泛黄，落满灰尘。姥爷和妈妈都说过，二舅是喜欢音乐喜爱唱歌喜欢绘画的。不禁想到他在农村辛苦劳作一天后，在寂寞的夜晚独对昏暗油灯，翻看这本油印破书学着唱歌的情景，想到这样的情景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带走了这本小册子，后来我的一点点音乐知识特别是关于美声唱法的知识，都来自这本小书。

    我们离开老庄，最后告别了姥爷，来到县城姨家。陪着妈妈走了几家亲戚。姨家的表哥俊杰大我一岁，已经中学毕业下乡了，他准备回青年点去。我想到明年我就该毕业了，也是要走下乡这条路的，就跟他一起回去看看他下乡的地方，陶城公社“五。七”大队。

    11月21日早晨我跟俊杰一起到县城，下午跟他一起去大队。去陶城的长途车已经走了，我俩找了一辆自行车，你带我一会，我带你一会，半路还跟人家撞了一次车，车胎破了，又修车补胎，到陶城已经是晚上7点多，天都黑了，一路走了4个多小时。

    五七大队知青宿舍的房子很大，一间宿舍住**个人，每人是单独的床。我住了俊杰的床，他到别的知青朋友那里住了。

    第二天一早俊杰打来早饭，吃过他就去上工了，让我再睡会。中午他回来，吃过饭后他就没出去，跟我说说话，介绍了些情况。

    这个“五。七”大队有200多知青，有8个国家干部在这里管理。每天早上7点多上工，中午11点半收工，下午一点半上工，晚上5点多收工。干活时10多个知青一组，有老农领着干。大队有10多台大小拖拉机，还有牲畜、农具。知青的吃住生活都没问题。俊杰是今年3月下乡的，6月麦收后分了口粮，还分了10多元钱。

    我也注意到跟俊杰同宿舍的另外几个男知青，哼着当时被批判的“黄”歌，或者乱哼乱改歌曲，当时这被称为“红歌黄唱”。言语中漫骂领他们干活的老农，对工作挑肥拣瘦。俊杰不跟他们来往，他有几个好朋友都是比较上进比较正派的。

    我在陶城住了两天，准备回县里，俊杰送我到汽车站，我离开河南之前再没见到他。这一别竟然就15、6年！几年后他被推选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漯河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去黑龙江出差我们才又见面，当时我已经下乡5年，大学4年，下派工作一年，在中央党校学习3年，毕业又分配了工作。我们都早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啦。

    回到县里，我给爸爸写了封信，到县邮局去寄。县邮局只负责寄信却不卖邮票，要到百货公司买邮票，真是奇怪的分工。邮局坐着个老头专门给人代笔写信，写一封收一角钱。

    11月底，我跟妈妈舅舅一起告别老家，离开河南。

    我们三人一路，先到了通辽舅舅家。住了两天，见到了舅母和表弟大卉、铁军、表妹中庆。舅母40多岁，在站前旅社工作，非常热情，跟妈妈有说不完的话。我想到第一次去舅舅家是大连，我刚上小学一年级，那时我和表弟们都是小孩子，表妹刚出生。转眼我已经快中学毕业了，他们也都长大了。舅舅家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是我写的作文，不知舅舅哪年在我家拿走的，贴在那里让表弟妹们学习呢。

    通辽本来属于内蒙地区，在文革期间曾一度被划归吉林省管辖，舅舅当时是通辽哲里木盟法院的军代表。街上能看到很多蒙古族人，穿着长袍，戴着毡帽。当时的市区建设很差，很多路都是土路，风沙很大。我在商店里买了一支笛子，跟我吹过的笛子不太一样，好象说是在草原牧区流行的。

    我和妈妈离开通辽回哈尔滨，因没有直达火车，我们需要在四平或长春转车。转车时有个小插曲，当时买完票，开车的时间就快到了，我们赶紧往站台里面跑。站台里面空空的，只有我们两个，又非常远，好象怎么也跑不到。我们离开河南时，家乡的亲戚给拿了很多东西，好象都是粮食类的，什么豌豆蚕豆莲子等等，总之非常重，用两个大旅行袋装了，一路都是我扛着。这样着急的跑着，我就觉得肩上似有两座山一样越来越重，实在是迈不动步了。我把两个大包往地下一摔，说：“不走啦！拿这些东西干啥！”妈妈赶紧跑回来，连说带哄地帮我又扛上接着走。好容易跑到火车跟前，火车车厢的门已经关了，车开始缓缓移动。我们使劲敲打车门，门开了，几个列车员连拉带拽地把我们弄上车，我才觉得浑身都被汗水湿透啦。

    此次河南之行，让我真正见识了中国社会农村底层的生活，看到了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发源地当时的状况，看到了很多在我的生活环境里看不到的东西。很多印象和感觉是模糊不成形的，很多思想意识是复杂混乱的，但这些印象感觉和思想意识却深深地进入了我16岁的心灵，强烈地呼唤着我，震撼着我。在以后的很多年里甚至直到今天还在无形中影响着我。影响着我的思想观念，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

    两年里的两次河南之行，仿佛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