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笔下的“父亲的背影”让多少人潸然泪下，对朱自清来说是个遗憾。而我，每当想到父亲就有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理不清的，道不明的感情。在我三岁时，父亲因为“办地下黑工厂”罪被判入狱。在之前，他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印象模糊。我自小大胆顽皮，同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沾不了我便宜，父亲坐牢后，吃了亏的孩子总是用我父亲来骂我。幼小的心灵很是受伤。看到别人家的父亲在孩子吃亏后出来护短，心里别是一番风味，常常涌起一股强烈的对父亲的眷恋。但看到姐姐因为父亲在坐牢的原因，不能上公办小学只能上民办小学，每天走很远要带饭。又对父亲不满。自小就对父亲很矛盾。

    “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有黑市自由市场了，母亲带我去“老虎桥”监狱去探监。买了副食品，看到父亲狼吞虎咽的吃的样子我问自己：“这是我爸爸？”就有点怕。后来我六岁了，自然灾害结束了，母亲要打牌，就叫姐姐带我去，说父亲点名要看我。有时我一个人去，“老虎桥”离我们家不太远，从“糖坊桥”出去过“长江路”走“估衣廊，”再弯过“进香河”就到了。小时候，我是地地道道的老人头。六岁就被人称作：“六十岁小老头”。带着四岁的妹妹沾着是小孩子，上公共汽车，进公园都不要买票，几乎可以说玩遍了南京的名胜古迹，公园，大街小巷熟悉的很，这太简单了。几次与父亲见面谈话，觉得他蛮可爱的。尤其是“大华”电影院的冷气机，是当年日本人飞机炸坏的，非父亲不能修，父亲常被押出来修理，就会叫人带话要我去看他，出糖坊桥就是新街口中心了，离大华电影院没多远，父亲在“胜利电影院”就更近了，出了后门口就是。想看电影就不需要象过去一样偷偷摸摸的溜进去看，大大方方的走大门说一声：我是XX的儿子。就可以了。没有位子就用凳子看。上面来领导就到放映间去看。也曾好好得意了一番。因为这二个电影院的技工都想拜我父亲为师，领导也有这样的意思。父亲一直没答应。当时的人，个个都想学技术，不像现在人混日子。父亲在南京的电汽界名声很大，想做他徒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二十多岁就拿到解放后第一次颁发的八级电工证书。而八级是最高级。父亲头脑聪明，还肯专研，

    在我就要上小学时，母亲发现乳房上有一个小肿块，怀疑是乳房癌，这一下天蹋了，我们五个小孩怎么生活？就打报告给法院，就批了将父亲提前释放，又安排大姐进了工厂。我太高兴了：我不要进民办小学了。

    这一天，我一个人去接父亲，到了北门桥“又新澡堂”父亲公子哥的味出来了，先要了盆池和一条龙服务，又点了小吃。用了近一元钱，当时一个普通澡就五分钱。我说你用这么多钱啊，父亲得意的说：“我出来了今后就不会没钱。家里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回到家后，父亲脸色就变了，看到院子里还有一头毛馿，都气疯了，我们家住连过去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就问：是谁干的？母亲对父亲说：“不要忘了，你还有一年的街道管制。”父亲气得直抖，说不出话来。进了屋后就问：家俱呢？在许家。我家的家俱搬到她家了，因为母亲几乎就在她家打麻将。南京的四合院是相连的。他家住我家后面第四进。许和我母亲借的，就不还了。她家的大部分家俱都是我家的，过去我很是羡慕她家的皮躺摇椅。面子是厚厚的整牛皮，人躺在上面就会前后摇动，绝对舒服。还有长方型的黑的发亮的皮枕头，有四个。夏天用可凉快了。父亲听说在他家，就破口大骂：“他妈的。一个臭婊子，他也配用老子家的东西？老子十三岁就是他家的上宾，是他的证婚人。他见了老子还得叫少爷。叫他家送过来，老子劈了它也不给他用。”

    “什么回事？”我问父亲，父亲说到：“她家男的孙一荫原来是我家的伙计，日本人占领南京时，我们家被抢空了，傍边又出了一个《炳记庆五金电器行》跑反回来后，由于是日本人干的，没办法，爷爷就加了一个老字《老炳记庆五金电器行》。生意又不好，孙一荫的父母找到爷爷，请爷爷帮忙。爷爷看孙家是本分人家，又是多年的老邻居，一家人实在可怜。本是自家的伙计。就亲自做保，找关系将孙一荫介绍到当时最吃香喝辣的“供电局”。还安排在夫子庙维修和抄电表。由于日本人是限制用电的，色情场所根本就不够用。就靠行贿维修和抄表的人来维持。许宏青当时是一个女招待，老板就用他来勾引孙一荫，他就上勾了，休了前妻，要和许宏青结婚。孙一荫的前妻找到爷爷，爷爷在新街口一带，人见了都尊称：“张先生”。有较高的民望。她跪在爷爷的面前，要爷爷为她做主。爷爷深深的叹了口气说：“我不知道自己当初是否干的是好事？君子不人挡色路我不好管。”给了她一些钱，不再说话。孙一荫结婚要大办婚礼，想的就是收礼。居然要爷爷做他的证婚人，爷爷就安排了十三岁的父亲做了上宾，证婚人。给了他一个不大不小的说法。在孙家，我看过这证婚书。我过去还奇怪,怎么会是我父亲的名字？

    话一带到，孙家还真乖乖的将家俱送了过来。堆了一院子，还是高档的，我也气坏了，原来都是我家的啊。在过去我就一直怀疑：许宏青和一帮人在用打麻将骗我母亲的钱，让母亲三天二头的跑当铺上银行。我家很多东西都卖给了许宏青在外地的娘家了，这是我看见的。父亲除了皮摇躺椅之外还真用劈柴刀将送来的家俱给劈了。我心里值打嘀咕：爸爸好厉害啊。现在想来：父亲看到家被“掺沙子”，气不过，拿这来出气了。做完之后，父亲拿了一块金块就带着我去新街口银行换钱去了。拿到钱，父亲里里外外买了当时是高档的衣服，也给我同样买了。又带我到新街口“丰富酒家”吃了小笼包子。这是我忘不了这是我的父亲请我吃的第一顿小吃，后来吃的就太多了。父亲当时说：“你说你已经玩遍了南京，我要带你吃遍南京。”

    一个星期后，父亲开始清点家产，说：“小毛弟，过来。老祖曾经说你是干大事的，家门口人说你是六十岁小老头。应该让你知道我们家还有什么了？”清点时，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原来母亲已将家中能够变卖的几乎都卖了。只乘下古董字画没敢卖。父亲大怒将母亲叫到面前说：“就是打牌也输不到这么多钱哎。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在哪里打的牌？”“在许宏青家，我们家好多东西都卖给她家了。让她姐姐带到老家了”我大声告诉了父亲。因为心里早就对过去许宏青在打完牌后到我家来拿东西不满。父亲拿起椅子就要劈向母亲。吓得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父亲忍住了，开始清点古董。母亲告诉父亲：石鼓文，石刻三国，每一个字都是拳头大。是章盖的。而不是印上去的，几部字帖和一些东西放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哪里教书的舅舅那里了。保险，不会被抄走。文革“破四旧”时，舅舅也害怕，送还回来。在烧的过程中，我看到：石鼓文：是黑黑的，字，是没上过墨，和纸一样颜色。石刻三国书跺起来，我拎起来都吃劲。字帖是用红木做的匣子装一本，一共六个，字帖都是用薄薄的檀香木片隔离。父亲边烧边流泪。

    父亲清点古董时脸色缓和许多。只是问到：“老祖给小毛弟的翡翠螃蟹呢？”母亲说可能放在哪儿了。我明明在许宏青家看到过，但想到父亲刚才发火的模样就再也不敢说了，父亲在临终时告诉我关于我家的一个秘密。是爷爷临终时才告诉他的，他也这样做了在临终前告诉我。我都没有告诉他螃蟹在许家。父亲给母亲定了一个规矩。今后不准再和许宏青来往。母亲也自觉理亏，就同意了。父亲问到：这才几年，怎么那么多的东西都没呢？母亲拿出厚厚的一垛當票说：都在当铺。父亲一看基本上都是死當了。就拿了一块据说是“道光”年间发行有限的铜钱，要比后期的“罗汉钱”更有价值。带我去了现在是金陵饭店一带当初是文物商店里卖了，赎回了父亲认为必须赎的东西。

    母亲怎么能改掉打麻将的习惯呢？还是瞒着父亲和许宏青来往。常被父亲发现，吵架，打架是家常便饭。直到在文革期间父亲组织三轮车工人办工厂，被当时的军管会取缔，再次被抓，关在总统府，当时的警备区司令部。家里才安静。父亲一关就是三年。出来后被街道管制。被安排在街道小组似的作坊，给二十五元生活费。出门要汇报。这下，我家就太热闹了，母亲看父亲被管制就再无所顾忌，几乎公开的和许宏青偷偷在一起打麻将。父亲天天在家都能看到。小吵天天有。大打三，六，九。大姐十八岁就出嫁，二姐工作后在工厂找了宿舍也不回来了。母亲为了打麻将就将家庭的开支由我来主持，俗称：当家。我才十三岁。

    一天，父母又开战了。父亲将母亲打的很重。许宏青就跑到军管会军代表哪里汇报，说：革命群众再也看不下去了，一个坏分子竟然这样猖狂。军代表决定开居民大会批斗我父亲。在批斗大会上，将我叫上主席台，让我发言：和阶级敌人的父亲划清界限。我说：“这是家庭打架，和阶级斗争没关系。”被一巴掌将我打倒在主席台。叫了几个人上台来，将我和父亲架起来坐飞机。坐飞机就是：一边一人，各抓一条胳膊使劲的往上抬，再来一人楸住头发往上拉，让脸朝上。我这一辈子都永远忘不掉。我十三岁，坐的这次：“飞机”。

    开完批斗会，我还是这样“坐飞机”一路押到派出所，让我母亲来带人。母亲发疯了，坚决不带人：要给个说法，凭什么让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坐“飞机”，还用这样的方法押到派出所。军代表楞住了：想不到一个坏分子家属敢跟军管会叫板。也没有什么办法，就硬将我从派出所扔出来。我漫无目标的在深夜的新街口大街上游荡，最后坐在新街口中心里的台阶上，头脑一片空白。不知过来多少时间，发现我一个同班女同学，也是我的邻居早就站在我身边望着我，她看我也在看她，就拉着我的手：“回家吧，你妈要疯了。”回家后，我几天不出门，我的同学天天帮我买好菜，让我好温暖，好温暖。

    在我十七岁时就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部队想要我当体育兵，，体院也想留我下来。派人来街道政审，当时我还在外比赛。回到家后，父亲又被抓了，关起来隔离审查。当时关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只要有原因。何况一个坏分子。这次的原因荒唐到我无脸见人。我班上女同学平时喜欢到我家来，我们经常交换书看。我不在家，家门口的积极分子和许宏青揭发我父亲可能和她们搞流氓活动。派出所还让这些女同学做妇科检查。我回来后在班上抬不起头。最后查无实情。在关了将近一年后放了。可我当兵的事就完全泡汤了。只好准备到农村插队。

    父亲知道我要下农村插队，也很伤心说：“我和你一起去农村，我帮他们开工厂。”

    “你还想开工厂？还不吸取教训？你有天大的本事都不行。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不要和我谈毛毛虫哲学。你只能是毛毛虫，不可能是漂亮的蝴蝶。你是没有时机的。死了心吧。”我毫不客气的说了父亲。据现代心理学家说：“父亲和儿子在儿子成长的时候都会成为敌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父亲居然没有反驳。

    在我等待下农村的日子里。父亲再一次为了母亲许宏青在一起打麻将打了起来。父亲说：她都害了你的儿子，你还和她在一起。这次打得特别厉害。都打到大街上了。母亲就回到外婆家住了。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对他俩说：“这么多年了，这个家从来没安生过，我六岁开始烧饭做菜，十三岁就当家。这次我要当一回你们的家，你们离婚吧。这没有选择。否则，我就自杀。”他们也知道：我说到做到，就离婚了。父母离婚后，我对父亲说：“你不要怪我，我也处罚自己，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儿子。让我一个人在世界上漂吧。”父亲大哭：“不要，不要。”

    在农村，哥哥给农村的队办工厂搞了一批钢材，生产队就让我进工厂打铁。就不要下田干农活了。父亲知道后也来到农村，我躲了起来不见，父亲知道我不想见他，也知道我的脾气，就悄悄的走了。

    七十年代末，因为我没能上大学。大病了一场住进医院，大姐来看我，拿出一锅甲鱼鸡汤，说：“你先吃一些，我有话要告诉你。”非逼的我当她面吃。我只好吃了一些，大姐说：“老头在楼下，不敢上来，知道你心情不好，鸡汤是老头托人烧的，怕你不吃，让我看到你吃了再告诉你。他想上来看你，见还是不见。？”我心如刀绞。想了想还是说：“现在是毛毛虫变蝴蝶的时候了，我还是不想见他。”大姐说：“老头听说你病了，都哭过一场，他从来没有怪过你，你又何必呢？你们俩从来就好，他最喜欢你。你还在怪他？”

    “大姐，一切都是命，我知道我这个病说死就死。还是让我安安静静的过几天吧。”当我说完。大姐哭着离开了医院。

    那知，我的病奇迹般的好了《肾病综合症》一点后遗症都没有。现在检查都完全正常。我想：是老天爷认为我还没有将欠债还清就不肯收我吧。

    后来听说父亲开了公司，在龙门舞厅和轮胎厂的电器安装上挣了大钱。你也知道了，我父亲就等我去找他，想承担我结婚的全部费用。其实这么多年没有接触，双方都有了距离，我的父亲不了解他的儿子需要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