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一篇有感而发的通讯诰竟然掀起轩然大波。曾科林感到，红河县的形势是异常复杂的。他认为他这件事是做对了的。像老县长这样的革命干部，在一些人一味地狂喊革命革命的浪潮中，敢于挺起腰杆，身体力行，抓住时机，领导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秋收冬种工作，这是难能可贵的。人民是拥护的。不然的话，红沙河人民不会对报导那样拍手称快。红河饮食店的职工就不会把报纸贴在自己店门口让旅客阅读。由此可见，他们是满腔热情支持彭县长的工作的。凡事都有两面性。有人欢喜有人愁。这篇报导，不知触动某些人的哪一根神经，红河时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的文章，不点名的点名影射彭县长等老干部，并扬言要把他从县革筹的名单中拉出来。他们不搞垮彭县长不甘罢休。想到这里，曾科林觉得，他的“榜样的力量”，人家说是遵命文学也好，奉命文学，他问心无愧。

    下了一段时间的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曾科林想起南沙湾大队的知识青年来。文化涵盖下的知识青年，也是这场大革命的一个方面。他们大多是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他们中大多数是因了父亲母亲的问题，被当作黑五类，被赶下乡的。像徐冬那样，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大多是未来的有用知识人才。而今，他们上大学的梦想，就像肥皂泡影一样破灭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要奢望。他们从和平宁静的大城市，来到这地图上排不上号的河滩地，他们有什么感想，他们的现状如何，你知道吗？曾科林曾好几次想去看望他们，他们却不愿意，见他，原因不得而知。好吧，不想见就越要去见，扒灰老子不敢赖要饭的，要饭的不丢扒灰佬的丑。曾科林好心去访问知青们。

    和曾科林原先预料的完全是另一番情景。知青们对这位不速之客表示由衷的欢迎。他们原以为曾科林是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却原来是会写文章的笔杆子。彭县长对他们好极了，称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曾科林与知青们的访谈，简直成了答记者问。

    问：农村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知青们答：与城市完全不一样。这是个陌生的世界。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更不用说游艺场。

    又问：你们初来，习惯吗？

    有几个人闹哄哄地说起来：哪里哟。虽然我们带着满腔热情，在锣鼓鞭炮声中被送上火车，汽车，也在锣鼓鞭炮声中被迎进生产大队。但是到了队上，才发现，欢送和欢迎，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例行公事。我们到来，没有住的地方，知青点的房子还没盖起来，几个人分别住到几户社员家里。路小花特别怕狗，住户家的一条大黄狗半夜三更突然叫起来，路小花吓得急忙往外跑，黑灯瞎火的，掉进屋门前的臭水凼里。我们得自己开伙做饭。发的三百元钱安家费，要买炊具，买柴禾，买日常生活用品，我们的伙食费早不够了；父母亲都被控制起来了，到哪里去问他们要？再说，我们有从上海来的，有从四川，长山来的，这么远的路程，谁还带着锅碗盘盏，锄头耙头一起走啊，我们得向住户家借锅借碗，得等住户家煮了饭才能借。在家时我们谁都从来没做过饭，不会做，动作慢。等得我们的饭熟了，队长一声哨响，出工了。急得三扒两咽，放下碗扛起锄头就走，迟到了要罚工分。

    “记者”问得很细：给你们一天记多少工分？

    答：社员男劳力一天十分，女劳力八分。我们呢，男知青一天八分，女知青七分。

    又问：十分工能挣多少钱？

    答：据他们说，去年年终结算，十分工是一角三分钱。一个全劳力能养活一个半人。照这样匡算，我们每个人只能勉强养活自己，还得不痛不病不缺工。

    “记者”思忖着，干一天，一角三分钱。月工资三元九角。这就是说，在地大物博，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发达的泱泱大国里，一个农民的月工资，抵得上工人的十分之一，中央十级干部的百分之一。

    知青们恳求曾科林：请你给我们反映上去，让我们住到一起来，生活在一起，最好是到彭县长的点上去。（这时候，彭县长已经在东沙大队蹲点。）

    “天气转凉了，你们御寒冬衣带足吗？”“记者”又问。

    “带足了。只是路小花，她是跟着她的同学林富国一起来的，年纪轻带不动多少东西，家里给她拿不出钱来。”

    那个叫路小花的小知青，低着头不说话，差点要哭起来。

    曾科林答应把他们的情况反映上去。他本想向大队，公社逐级去说，怕转来转去拖得太久，又想去跟彭县长提，一想，老县长近晌心情也是够沉的，深怕给他添压力。想来想去，他就直接给雷政委写了一封信。庆幸的是，雷政委接信后，当即批示，各级革委筹对知青工作要重视起来。凡有类似南沙湾的情况，要认真调查解决。对知青住房，以建集体宿舍为宜，可因陋就简先建起简易住房，给各知青点，供应指标煤。

    雷政委派县委机要通讯员小李，来到南沙湾大队，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协商，南沙湾大队把知青所在的田秀英生产队原公共食堂的两间房屋，现作生产队的会议室腾出来，划归知青居住。小李还把雷政委送给的五十元钱转交路小花，说是以解燃眉之急。

    知青们把雷政委的批示看作是及时雨，高高兴兴地搬进生产队办公室，他们一共是十四个人，男八女六。商量着决定，男知青住外面一间，女知青住里面的意见。并按学校里的习惯作法，每室选一个室长。男室长是林家根，红河县农具厂来的，父亲是铁匠，抢大锤的，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农具厂的农具本来就无销路，文化大革命一推，停工停产，坐在家里吃老本。家里省吃俭用把林家根送到高中毕业，停课闹革命，林家根哪儿也没去，在家闲着，父亲见家里吃闲饭的太多，养不起，不如叫他趁机下乡去混口饭吃。男知青里还有长山市来的周启俊，也是高中毕业，他与女同学董亚玲，一个班的，很相好，考大学无望，都因出身上的原因，被“打发”下乡来了。这里还有个上海来的小商小贩的儿子何福堂，他可是个精灵。造反派干过，保皇派也做过，逍遥派也当过，大串联时走遍大半个中国。也是逍遥派当得不自在了想到乡下“镀金”，他本想到云南西双版纳去，一听说云南十八怪，姑娘叫老太，斗笠当锅盖，蚂蟥当腰带，人比汽车跑得快，---也就胆怯了，就随个大流来到南沙湾大队。其他几个，就只能介绍四川来的林富国，他投错了娘胎，老子是反动军官，解放前逃到台湾去。“老子反动儿混蛋，”他被红卫兵追得东躲西藏，失魂落魄。母亲知道他父亲祖籍红河县，就偷偷摸摸把他送到南沙湾大队来。同学路小花，比他小三岁，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毕业。因为原先两家是邻居，相处得好。没有出过山门的路小花，人小心大。心想，与其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乡下去，不如跟着林富国到红沙河，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好。她母亲不同意，路小花同情林富国，多一个人多一份照应便跟着走了。

    女室长选了董亚玲，因为她是大姐。

    集体开伙的那一天，知青们买了鱼和肉，社员邻居送来蔬菜，萝卜，辣椒，还有南方特有的槟榔芋。大家七手八脚地做起饭菜来，热热闹闹，吃着自己做的饭菜，口味真香。

    知青们的心安定下来，每天能够按时出工劳动。生产队作出决定：男知青每天记十分，女知青八分，与社员同工同酬。

    可是过了不久，发生一件奇怪的事：一些知青头天晚上晾在外面竹竿上的衣服，第二天早上，发现不见了。知青们嘟囔着，这小偷也真小气。偷衣服。男人的衣服也算罢了，连女人的也偷！可是过了一天，衣服又回到原来的竹竿上。知青们嘀咕，可能是我们骂的话，叫他或她听见了，很伤心。接连好几次，发生这样的事。知青们商量：远贼必有近脚。得想个办法逮住他或她，到底是真偷还是假偷，也要弄个究竟。决定派一个人值几天夜班。林家根想了想，对何福堂说：“侬德国能（上海话，你找个人）去当一回摩尔福斯吧。”大家都同意。

    何福堂蹲了两个晚上，就不蹲了。大伙问他原因，他说，发是发现了，不好说。大家说，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一个女同胞说，大概是内部人吧？

    何福堂对林家根耳语几句话。林家根说“行，这事我去办。”便招呼大伙，“睡觉。”各自回房去。一天劳动下来，确实是累。大伙不再谈论此事，都睡了。

    曾科林从大队开完会回来，已经半夜。林家根拦住他，把知青衣服失盗的事全告诉他。曾科林心想：不会吧，何福堂看没看实在。又去把女室长叫起，问她们的衣服是否晾在一起，董亚玲说：“不在一起，何解？”曾科林不语。对二人说：“好，你们都去睡。”

    到了田秀英家，曾科林在床上把林家根的话过一道“电影”，他总觉得不可能。但另一件事又否定了他，他的一块香肥皂，田嫂都顺手牵羊要了去，难道---

    田嫂和她的儿子都睡熟了。曾科林到她门边轻轻地叫了两声，“田嫂，田嫂。”田秀英朦胧中醒来，答道：“什么事？饿了？锅里还有几坨冷红茹。”

    “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问问你。”

    田秀英披衣起床，半掩着门，问，“什么事？”

    “你出来一下。”

    田秀英穿好衣服到门外来。

    曾科林压低声音把林家根讲的事和盘托出，问她是不是真的。

    田秀英从屋里搬出两条长凳子，递给曾科林一条，自己先坐下来。她没有正面回答曾科林的提问，而问曾科林。

    “你觉得知青们一天干活从天光到天黑，有时还要“挑灯夜战”，累不累？”

    “累。”

    “大老远的从大城市跑到了下来，人小力单，可怜不可怜？”

    “---”曾科林沉默。

    “一个人一天累得精疲力竭，有些人几天下来都没换衣服，有的人把衣服脱在水里一泡就拿到竹竿上去晒。我到他们的房里看过，男知青人多，房里可以闻到一股大汗臭，鞋臭；女知青房气味也不好闻。他们生活拮据，刷牙不用牙膏，洗衣不用肥皂。我看到林家根从来不漱口刷牙，女知青由于生理特征卫生条件相当差。南沙湾大队知青邋里邋遢的，走出去，叫我们心里就不好受。”

    “是你把他们的衣服拿下来洗了？”

    “你说对了。我把他们晾的衣服一闻，汗臭仍在，哪里洗干净过。我在你那里拿的一块香肥皂还派上了用场，舍不得多用，只给女知青的抹一点。男人向来懒散，臭鞋十天半月不换，脚不臭？”她北斗山人固有的揶揄风格上来了。

    “要是田彩霞嫁了你，睡觉闻到你的脚臭味，不一脚把你踹下床。”

    “原来如此。”曾科林的疑团完全释开，他有点失辈分地对田嫂开了玩笑，“你也是个鬼精，做好事先瞒着人家。”

    曾科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潮起伏。田嫂，她这个他原认为是鲁迅笔下的杨二嫂的人，却是一个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农村社员。但是她能做出不平凡的事来。她死了丈夫，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或许她心里隐藏着仇恨。或许她心里蕴含着包容。她把这两种情绪反泄在被命运作弄的知青们的身上。她是个了不起的女性，伟大的女性。

    曾科林想着，思考着，除了上呈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外，他还能为知青们做点什么呢？观察中他发现，一些男知青的头发长得老长老长没有理过，女知青也应该把头发整理得更漂亮，农村大队没有理发匠，理发店。去红沙河镇街上理一发要耽上半天工，这半天工对他们来说是宝贵的。曾科林跑到红沙河街上理发店。与理发店达成协议，由理发师傅每月一次上门给知青们理发，一年的费用由曾科林包下来。

    南沙湾大队的知青们是幸运的。彭县长把被挪用的知青安置款追了回来。根据知青们的要求，在东沙大队后来叫徐冬生产队集中建起安置点。共建了二十间平房。二个月后，知青们告别生产队的公房，告别田大嫂，搬进新平房。从此，知青们开始过起个人独立生活，成了生产队的一名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