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县县委县政府招待所座落在县城主要街道人民路的中部，地处县城中心地段。这是个四周砌有围墙的院墙式的楼房，大门口挂着仿宋体字的大招牌，进门可以看到贴有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巨幅彩色肖像的大屏风，肖像上毛主席身着橄榄绿的军装，头戴缀有红五星的绿军帽，微笑着向人们挥手，给人一种肃然起敬，倍受鼓舞的感觉，进门往南是两小平房，第一间挂着“传达室”的小木牌，第二间则是“会客室”，对面便是有三层楼房的宿舍，楼房上糊着白底黑字的圆粑粑，粑粑上写的是“1”字，那就是说第一幢。走过屏风，往北看，是横着接连一幢的一排房。对面有一间楼房，墙上也糊了两个圆粑粑，上写“食堂”，食堂南边又是宿舍，墙上糊着“2”字，2幢和食堂间是洗澡堂。正南中间，大礼堂，大约可容纳几百人，房子之间就是一个大坪，坪里什么也没有，只是比较的干净罢了。

    分配来红河县的大学毕业生就入住在招待所第一幢一楼的房间里，因为上面还没有打发去处的消息，各人都去忙各人的事情，前两天，徐富伯在县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都走了一遭，看了一遍，他主要关心的是街上贴的大字报，那些贴过头回又二回的，贴了又撕，撕了又贴，搞得七零八碎的，他都掐头捡尾仔细看了又看，尽管内容不全，他认为多少都有收获，有所启迪，他从来就有凤愿，他要从政、步入政坛，他报考政治系，又如愿以偿被录取，这给他打开了方便之门，他要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步走下去，在学校时，他就入了党，在多少的大字报的字里行间，他悟出一个道道，那些在政坛上沉沉浮浮的人，一个个都像斗鸡眼似的，苦心经营着自已，也苦心经营着别人，就像开船的人那样，风来了船舵要打偏，浪来了船头要提起，没有点本事，不是活把式不行。你以为只要是学政治的，人家就要你用你么？那些个有权人，哪个不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步一步往上爬的，只有你到了制高点的时候，才会有人吹你捧你。所以，要人吹你捧你，你就得先吹人家捧人家，会吹会捧，也是本事！他抱定青山不放松。

    曾科林还在回想着轮船上的事情，在船上，他把文化革命中的那些事，发了一通议论，心里好像轻松了一些，但又好像轻松不起来。在学校里，他还有好多好多的知识还没有学到手，现在离开学校，他感到有点空虚，被耽搁一年多时间，他至少可以当两年用，现在到哪里去把耽搁的时间夺回来？他毕业出来，十有八九要分配去当老师的，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人们常说，做学生的只有半桶水，做先生的起码要一桶水，如果把他分到学校里去，他又怎么去面对学生，他又想起了马教授和海教授来，他们所指点的，他有好多知识点还没钻深钻透，在学校里，可以随时聆听他们的教诲。如今，教有难时去问谁呢？学问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伪的，来不得装腔作势的，他必须自已走出一条路子来。他把马教授指点过的历史读本重新整理好，待日后去精读，又把海教授的听课笔记翻出来分别梳理一通，他想到，这些对他日后教学中是大有作用的，忙了大半天，这才想起，他要去走访半边街。他邀隋凤桃，她要去看红沙河大桥，那是她曾经十分眷恋的地方，隋凤桃说：“好啊，同路，一起去吧！”忽而转念又说：“不晓得哪天派发，我有一大堆衣服换下来的没有晾洗，你也有，快换下来，我把它洗了。”在学校里，曾科林是个懒鬼，踢完球回来，换的衣服，十天半月没有洗，每每是星期天隋凤桃到他宿舍来，主要任务是帮他洗衣服，他非常感激她。现在听隋风桃这一说，他欣然接受了，俏皮地两脚立正，向隋凤桃敬了个不戴军帽的军礼，隋风桃抿嘴一笑，“快去快回，滑稽鬼！”曾科林满心欢喜地回到房向，换下衣服，交隋凤桃，径直朝半边街走去。

    半边街，顾名思义，一条街，只有半边。何来半边街呢，原来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一九四二年，由长山南下，快打到红沙河地区来，沿途邅到红沙河地区军民的英勇抵抗，日本人就派飞机轰炸红沙河，扔下的炸弹把临河的一条街，炸去了一半边，后来人们把这条街叫做半边街。曾科林上中学时的历史老师一家有四个人，他爷爷、他父亲母亲和他的哥哥，都被炸死了，连尸体都没找着，他成了孤儿。每当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历史老师就要讲到这个惨案，讲着讲着，他就哭着伏在讲台上，泣不成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全班的同学都跟着伤心痛哭。这半边街，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地。曾科林考学校报考历史系，就是立志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中国为什么不强大挨别人打，研究中国怎样才能强大，研究强大的中国怎样更强大。

    半边街是河东岸城关镇临河的一条街。出招待所，往南走一公里，过红沙河铁路公路大桥，再往北走一里多路，就到了。进入街口，曾科林踏上一条两米来宽的石板路，大大小小的石板铺得很平整，左手边是有着临河吊脚楼的木板房，右手边才是砖砌的两层楼房，房子都是很小的，一家一户紧挨着。曾科林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条街，他不是第一次来，上中学时，他来看过好几回，那时的半边街是破破烂烂的，吊脚楼这里那里挂着破衣烂衫，渔网杂物东西，沿街这里那里的垃圾随处可见。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日本鬼子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创伤痕迹。今天看这条街确与往日有所不同，街道经过修整，变得很清洁，向或看到代销店，小百货店，还有诊所，有理发铺，还有卖小吃的，街上行人稀少，但人们脸上很少掛着忧愁。每当有店铺的地方，他都驻足审视一遍，快到街尽头处，他看到那边有一所小学校，校牌上写着城关镇第八小学，这就是说现在城关镇至少有八所小学，出于好奇，他走进去看一看，里面有一个篮球场，有三四个用水泥砌成的简易兵兵球台，教室里正在上课，一个老头看见他往里面走，很有礼貌地委婉地把他劝阻着。曾科林退回来转身向里的另一条街走去，这条街比半边街宽许多，房子也高许多，因为是城郊结合部，乡下人进城卖菜的，卖农产品的、卖土特产的，偶尔见到推着鸡公车的农民装着大包小包的货物进城，行人多了许多，熙熙攘攘的，街头虽然还可见到不少的支离破碎的大字报呀、语录呀、最新指示呀、最新消息呀、打X的漫画呀，但是人们很少去关注它，就像被人抛弃的杂物一样，凉在那里。曾科林爽快起来，他发觉，几年末回，红沙河变了模样，红沙河人民把家乡建设得很有起色，须知才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就把经济恢复得这般快，实是难能可贵的，文化大革命的**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这红沙河却显得定安，显得祥和，像是漫漫黄沙中的一片绿洲。正想到这里，忽然间，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不是传说着红沙河车站两头有农民造反派堵车，火车不开了吗？他想去看个究竟，他七弯八拐，不一会功夫，就来到了车站前坪，前坪有棵硕大的樟树，树上有喜鹊飞来飞去，树下有个大圆台，圆台上坐着不少的搭车的人。车站旁边有个饮食店，店面不小，有一些人在吃面条，曾科林进里面坐下，趁机问了一个营业员,“这里还很平静？”那女营业员当他是外来客，摇摇头，“平静？稀乱的！”前两个月，两个造反派打得一塌糊涂，打输了的那派的头头带了人冲武装部去抢枪，武装部的那个雷政委才厉害哩，”她描绘着雷政委的形态，他双手叉腰站在大门前，“老子在抗美援越前线带兵打过美帝国主义，我们的战士连不可一世的美国佬都敢打，还怕你们这帮子人？翻天啦？！谁敢再往前一步！问问我的人，子弹长没长眼睛”。说完就进去了，头也不回，把造反派硬是镇住了。

    曾科林又问：“不是说这里火车不通了吗？”

    “前会儿是不通，南北两头都不通，北头这片主要是我县的地界，一些农民造反队到铁路上，卧轨说是要求返回统销，人很多，有百多号人，也是雷政委带一个排人去，雷政委对他们说，现在我是红河县的领导，你们有什么要求派人来跟我说，不要阻碍铁路通车，人家要坐车出行，货物要运出运进，没有铁路，你们吃什么、穿什么，你们都是农民，这个道理应该懂。”农民到底是农民，加之城关镇有个坐大的人在里面，知道雷政委的脾气，一说就回去了，往北的火车通了，往南往西南的通没通我不知道。

    正在吃面条的一个穿篮色公安制服的干部模样的人，看了曾科林一眼，插话，“通了，都通了。”看来他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他继续说：“如果再搞武斗，301矿的安全受到威胁，那里有个上千吨的炸药库，一个告急电话打到中央，周总理急了，命令省革委会前往处理，黎军长不敢怠慢，亲自下令雷政委带人前往制止。”停了一会，他接着说：“这红河县，搭帮雷政委出来坐镇，老百姓才有安全感。”

    一个胖胖的中年营业员好像对他很熟，说：“你这公捡法的，穿这身皮子也怕？”

    “谁怕？只是难受那份窝囊气，”他可能是指的公捡法受到的冲击。

    时候不早了，曾科林离开饮食店便直回到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