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2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袁世凯接到圣旨，正式入主天津练兵小站。

    为了不让孟恩远这样消沉下去，在沈玉英的建议下，袁世凯决定征调他入伍，此时的孟恩远已是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这回爽快地答应了，他把津南的生意交结手下的兄弟们，又把这些年打拼赚来的钱全捐给了小站当军费，所以，袁世凯走马上任后，新军容貌焕然一新。

    小站镇位于津南区东南，地处海防要塞，是天津的南大门、京津屏障，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小站镇原名新农镇，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后，直隶总督李鸿章调手下周盛传部“盛字军”屯防于直隶青县的马厂练兵，同时负责修建新城炮台。

    为了便于道路畅通，部队调动不受阻碍，“盛字军”在马厂至新城间修筑一条马新大道，沿途分驿站，每20公里设一大站，每5公里设一小站，于是这个小镇有了它别致的名字——“小站”。

    李鸿章曾经将淮军与此屯田20多年，而且还培育出洁白圆润、香甜可口的“小站稻”

    事实上，在国内创建新军的主张并不是袁世凯第一个人提出的，比他还早的是曾担任北洋舰队副提督的德国人汉纳根。

    这位出身贵族的普鲁士的军人，比袁世凯年长5岁，是中国军队首批引进的外国专才，任天津武备学堂教官，后受李鸿章委派，先后负责设计、监修旅顺炮台和威海卫炮台。

    甲午战争打响第一炮时，汉纳根就在被日本联合舰队打沉的运兵船“高升号”上，凭借卓越水性，他死里逃生。随后，他出任北洋舰队副提督，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大东沟海战，因其忠勇而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并赏穿黄马褂。

    大东沟海战后，汉纳根向中央提交军事改革的建议，提出了整顿海军的八项措施，也提出立即编练新式陆军，对日实行持久战略。

    这一建议得到李鸿章的高度赞赏，即向朝廷上疏，光绪皇帝御批谕旨：“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着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

    随后清廷又指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配合汉纳根一同编练新军。

    这个李鸿章的老部下挑上担子，才知道这担子有千钧之重。筹借经费、购置枪械、招募将士、军事管理等一大摞的难题使这个进士出身的文官感到有如蜗牛负重般的艰难，心力交瘁时，便把怨气撒在汉纳根的身上，疑其多购船械，是为了牟取私利，还多次密告李鸿章说，洋人叵心莫测，不宜信任，若让其操纵军权，日后必生祸端，后患恐十倍于倭人。

    李鸿章也不希望汉纳根掌握军权，经胡燏棻、盛宣怀等心腹的挑拨，便砍掉了汉纳根的庞大计划，最后确定的规模是编练10营“定武军”，分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四个兵种，人数约5000人。

    “定武军”最初屯驻马厂，因营房不足，迁移到小站原“盛字营”的营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几乎全盘西化的军队。

    胡燏棻从未带过兵，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削尖脑袋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几个月后，他调任津芦铁路督办。而汉纳根则感觉“拟办各节，事多窒碍”，也搞得心灰意冷，干脆下海经商了。

    袁世凯走马上任后，在原10营近5000人的"定武军"基础上，增招新兵2000人，年龄限于20至25岁之间的健壮青年，聘请了更多的德国教官，采取近代德国陆军制度，组建步、马、炮、工、辎等兵种。

    军队全部采用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并制定新的营规营制、饷章、操典。

    另外，袁世凯在小站设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除了起用当年随李鸿章来北方驻防的淮军旧将外，还从天津武备学堂物色了优秀毕业生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分任各处总办或统带，派曹锟、卢永祥、王占元、段芝贵、李纯等分任各营哨官；又邀请徐世昌、任秀深、唐绍仪等为僚幕，负责办理文案，咨询军机事宜。

    为了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同时控制军事教育权，袁世凯建立了步队、马队和炮队等随营学堂和德文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

    一个部队是否强大？不仅仅是装备上的精良，更重要的是纪律是否严明？袁世凯深深地懂得，从严治军是部队致胜的法宝。

    所以他非常重视军风军纪的建设，颁布治军章程、律条、法令，对于士兵遵章守律突出的，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犯纪的，严惩不贷。惩罚之法有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最严厉的惩处就是论斩。

    新军制订《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著名的“十八斩”，凡是将士违反以下十八条规定的一律处斩：其中包括临阵不听号令、临阵退缩、诈功冒赏、逃亡、装病、监守松懈、贻误战机、首领战死兵丁不前、失火误事、抛弃枪械、泄露密令、烧抢奸偷、造谣惑众、惊呼扰军、打架斗殴、违抗军令、夤夜离营浪游、官弁纵兵扰民、吸毒者、酗酒赌博等等劣行。

    此外还有《查拿逃兵法》，在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员设卡，专门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赏银二十两。逃兵一旦被抓回，即以公开处决，以儆后尤。

    有一次，袁世凯偶尔独自外出巡查，下边营房一个小军官吸毒烟，被他正好遇上，尽管小军官跪地求饶，他还是亲自用腰刀当场把吸毒人的首级砍了下来。

    这一砍，震慑了全军将士，从此无人再敢以身拭法

    正当袁世凯踌躇满志而苦心孤诣地耕耘小站练兵这块福地时，御史胡景桂一纸弹劾，几乎终结了袁世凯的前景，也差点改写了晚清新军的历史。

    毓庆宫，在奉先殿和斋宫之间，前殿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檐明间开门，次间、梢间为槛窗，后檐明间接穿廊与后殿相通。

    正殿敦本殿，原是光绪皇帝小时的书房，现是御批奏折、私里议政的龙案重地。

    它面阔五间，中为明间，两侧为东西暖阁。

    明间正中设地平，上置紫檀嵌玉宝座、金漆三屏风一份、宫扇一对、玉垂恩香筒一对、香炉一对、铜掐丝珐琅圆火盆一对，地平两侧置大镜屏一对，取唐太宗“以铜为镜”格言之意。东西板墙下设紫檀大案一对。

    红漆宝座上面横匾为清高宗所书“笃祜繁禧”，两侧为“祖德敬而承，仰思堂构；天恩引以意，远逮云仍。”

    后有一组屏风，还有古玩玉器，前面御案上摆满文房四宝。

    光绪皇帝端坐御案之后，右手握笔，左手抚奏折，他穿着兰色团寿字箭衣，外罩枣红色坎肩，右侧前胸处挂一串弯成弧形的珍珠，显得气度非凡。

    由于从小受到宫廷严格的教养，他举止文雅，仪态严谨，只是面色苍白，缺少刚阳之气。

    “先生，你看这个袁世凯，是怎样练兵的？”光绪的双眼透射着寒光，把一本奏折掷给旁坐的翁同龢。

    翁同龢吓得跪倒在地，捡起奏折一看，原来是御史胡景桂弹劾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四大罪状，其罪一：营私舞弊，用人唯亲，其罪二：克扣饷银，中饱私囊，其罪三：不服领导，骄横跋扈，其罪四：滥杀无辜，为害地方。

    甲午惨败于倭寇，清廷满朝文武官员都认识到了练兵已经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一环，为此，光绪皇帝频频下发谕旨，告诫各地练兵的大员，如果因为练兵不当而被御史弹劾，立即严惩。

    光绪皇帝谕旨下发后不久，监察御史胡景桂就上了这一道奏折，狠狠地参了袁世凯一本。

    这四大罪状，无论哪一条罪名坐实，轻则革了前程，重则丢了性命。作为推荐人之一的翁同龢，或许会受到牵连。

    “臣观此奏，乃是援引风闻之说，并无实据，皇上英明，宜派员暗访明察，若属实方议其罪”

    翁同龢曾办过多起大案重案，目光敏锐，一眼便看出这份奏折多系伪词，方宽下心来，奏道。

    “依你看，谁能负此重任？”光绪脸色缓和一点，问。

    “朝中大臣大多保举过慰亭，自应避嫌，臣认为兵部尚书荣禄荣大人是最佳人选。”翁同龢应道。

    “正合朕意，准奏平身”光绪望着自己的老师，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1896年6月6日，荣禄带领兵部员外郎裕厚、兵部候补主事陈夔龙、步兵统领衙门学习笔帖式廷夔前往天津。

    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成为清廷丧权辱国的替罪羊，被解除了位居2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搁置闲散。

    实授云贵总督王文韶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获知荣禄一行人的到来，他率淮军列队迎接，旌旗招展，马鸣风萧。

    荣禄是个老狐狸，他不急于查案，时而检阅淮军，时而视察军事机构，还去了天津机械局东局，且不说外面的人士被他玩得晕头转向，就连王文韶也摸不准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

    在谈话中，荣禄转弯抹角、若无其事地问王文韶，袁世凯在天津是否以钦差大臣自居，在告示中频频使用“钦命督办军务处练兵大臣”的字样？是否拒绝接受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公文，经常用不符合官场规矩的行文方式与王文韶对话？

    王文韵虽然不明白荣禄问话的意思，但还是坦直地否认了以上说法，他说，袁世凯是李中堂的部下，平时有点恃才放旷，但对他这个新上司还是尊重的，相处得甚为融洽。

    “夔石（王文韶字），我们想微服去小站，暗中视察新军，是否有什么方法进去？”末了，荣禄问王文韶，这时的王文韵才知道他们是为新军的事来的，但还是不晓得他们的真正目的。

    “这好办，新军后勤供给由淮军负责，你们以军需官的身份，就可以出入军营。”王文韶沉吟一下，忙应道。

    6月11日，荣禄一行人微服从天津的吴楚公所出发，坐船沿着海河行至咸水沽上岸，前往小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