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冰山一角
送大蒜的卡车是开往天津去的，行至午夜时分，司机饿了，就把车子停在一家路边小吃店旁，我识趣地花钱请司机和另一个装卸工吃了刀削面、拍黄瓜、炒鸡蛋，算是为了答谢他们对我无私的帮助。又为了消磨沿途的寂寞，临离开小吃店时，我买了一盒廉价香烟、一只打火机。
卡车匀速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我躺在装满大蒜的麻袋中间，边抽烟边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想到父亲的自杀，我不禁又悲从中来，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我竟然连给他送葬的机会都没有，这会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一生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想到父亲死前身上只剩下五元钱，我忽然就哭了，深夜的公路上依然车来车往，马达的轰鸣声淹没了我的哭泣。哭够了，我又从兜里拿出那五元钱看起来，我打算用打火机把这五元钱烧掉，我不想花这五元钱，也不想长时间把它带在身上，因为每次看到这五元钱，我的心都在滴血。就在我准备用打火机点燃这五元钱的一瞬间，我突然发现钱币的背后，写着一个手机号码，因我身上没有手机，无法确定这个手机号码是哪个省市的。
我关掉打火机，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个手机号码，凭我在反恐特战大队接受的训练，看一遍就会牢牢记住这个手机号码。可现在，我真怕忘记它，如果这张五元钱不小心被弄丢了，那么，我将失去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
直觉告诉我，也许这个手机号码，就可以揭开父亲自杀背后的真相……
送大蒜的卡车到达天津杨村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我没有跟着送蒜的大卡车进入天津市区，就地在杨村下了车。等送大蒜的卡车开走之后，我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卖部，我慢慢朝那家小卖部走了过去。小卖部里没有什么人买东西，只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靠在椅子上看电视。玻璃柜台上摆放着一只老旧的电话机。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抄起电话拨通了已经熟记于心的手机号码，电话是打通了，但一直没有人接听。我又试着拨了几次，还是没有人接听。我买了一瓶矿泉水，边喝水边坐在小卖部那张脏旧的塑料椅子上想心事。
忽然，电话机的铃声骤然响了起来，我跑过去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电话那端好久没有人说话，我又喂了一声，这才出现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好像是用手捂着话筒说话，所以声音很轻，有点听不清。我示意小卖部的老板娘把电视机的声音关小点儿，她索性关掉电视，点燃一支烟走到外面去了。
“……你找谁？”电话那端的女人，小心翼翼地问。
“我……，请问这个手机号码是您的吗？”
“不是，是我老公的……”
“能请他接一下电话吗？”
“……不能。”
“喔，我有点事想找他。”
“……你是谁？”这次，女人的声音坚定而清晰。
“我啊，怎么说呢，您和您的老公都不认识我。”
“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手机号码的？”
“这个，这个，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看了一眼站在门口抽烟的老板娘。
“你找我老公有什么事？”
“……是关于我父亲的事。”
“你父亲？你父亲是谁？叫什么名字？”
“他叫……刘子义。”我捂着话筒小声说。
“……”
“喂，你在听吗？”我担心女人挂掉电话，急忙追问了一句。
“……你是刘子义的什么人？”
“我叫刘鹤，刘子义是我的父亲。”
“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手机号码的？你要说实话。”当电话那端的女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种预感，觉得她的话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我把身体贴在墙角里，用手捂着话筒小声说：“是这样，我父亲自杀了，临火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口袋里有一张五元钱纸币，这个手机号码就是写在这张五元钱背面的……”
电话那端的女人的沉默了，她好一会儿才说：“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好像是天津杨村这边。”
“你要是方便，今天夜里10点整，我们在天津的北宁公园见面。”女人说完，果断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交了电话费，慢慢把那瓶矿泉水喝完，我下定决心要见见这个神秘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人。我交了电话费，又买了方便面、火腿肠和榨菜，老板娘听出我是外省人，就亲自拿出热水，给我泡了方便面。天津的天气很寒冷，我问她去哪里可以避寒？她指着不远处的杨村火车站，说：“那里有歇身的地方，一个小时五块钱。”我吃完了方便面和火腿肠，又买了一盒烟，走进火车站的休息室，交了30块钱，躺在一个座位上睡了一觉。
夜里9点整，我离开杨村火车站，在大街上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天津的北宁公园。
我到达北宁公园里的时候，还不到约定的时间。虽然不到夜里10点整，也许是冬天的缘故，公园里有路灯亮着，可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北方的冬天就是这样，到处都是灰蒙蒙，大地、河面被冻得硬邦邦的。我抽着烟，靠在公园长廊的木凳上，耐心地等待电话里的那个女人出现。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高领大衣、围着围巾的中年女人，慢慢朝我走过来。因为天黑，我看不太清她的脸。她走到我的面前时，有些局促不安的样子。
我打量着一脸紧张的她，问道：“下午跟我通电话的人，是您吗？”
“是我。”她点了点头，用充满警惕的眼神不停地打量我。
“这么晚让您跑一趟，真不好意思，我叫刘鹤，刘子义是我父亲。”
“为什么用公用电话联系？你没有手机吗？”
“这个……我现在暂时没有手机，这个事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因为我被关禁闭时，手机被反恐大队收走了。
“撒谎！你怎么会没有手机呢？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逃出来的……”
“啊？！你是逃犯？”
“您误会了，我可不是逃犯……”
“你真是刘子义的儿子……”
“我当然是。”
“那你把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也没有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那一切免谈。”她说完转身就要走，被我堵住了去路。
“你要干什么？”她用惊恐的目光瞪着我。
“您先请坐，我的事一会儿再跟您说，咱们能不能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你想谈什么？”她并没有坐下，仍瞪着我。
“您先告诉我，您老公是干什么的？”我扶着她坐在了长廊的木凳上。
“……他是、他是北京一家医院心理科的主任医师。”
“我父亲是北京一家大学的教授，他应该不认识您的老公吧？”
“他们应该认识……”
“认识？怎么认识的？”
“我老公活着的时候，就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心身科工作……”
“什么，你老公死了？”我惊愕地问。
“前几天是车祸死的，我怀疑是被人暗算害死的……”
“被人暗算？那……这个事跟我父亲有关系吗？”
“肯定有关系。”她盯着我，语气很坚定地说。
“怎么可能？就算他们两个人认识，我父亲也不会去杀老公啊？”
“不，我老公不是你父亲杀的……”
“那是谁制造的车祸？”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父亲……现在我好像弄明白了一些，害死我老公的人，就是害死你父亲的人……”
“天呐！”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立刻明白我父亲的死、还有这个女人老公的车祸，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我压抑着痛苦和惊恐的心情，问道：“您今天见我，都想跟我说什么？我希望您不要有所保留，您的话对我很重要。”
“我一直在等刘子义家人的电话。”
“您怎么知道我们刘家会来电话？”
“你父亲好像得了抑郁症，他到我老公上班的那家医院心里科，拿治疗抑郁症的药……”
“病人去找医生开药，这一切很正常……”
“不是这样，反正……事情的具体经过我也不太清楚，我老公活着的时候没对我讲这么多，他出车祸之前，总是反复跟我提起你父亲，还有一个手机号码……”
“什么手机号码？”
“我老公出车祸之前，好像很害怕，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害怕过……那天是个周五，他从北京开车回到天津家里，吃饭的时候就告诉我一个手机号码，说如果半年之内没有刘子义的家人找，再让我忘记这个号码……”
“我还是没听明白，你老公说过让你拨打那个手机号码吗？”
“没有，他倒是一直叮嘱我，一定不要拨打这个手机号码……”
“为什么不能打这个手机号码？这里有什么秘密吗？”
“不知道。我老公当时很害怕，他告诫我说，一旦我打通这个手机号码，我们全家人都得死。”
“……我好想听明白了，你老公是出车祸死的，出车祸之前他就有预感似的，他把一个神秘的手机号码告诉了你，让你不要拨打这个号码，说一旦拨打就会殃及家人的安全，可是，他却让你牢记这个号码，等着我们刘家的人找到你，对吗？”
“是这样的。”
“这个手机号码，跟我父亲、跟我们刘家有什么关系呢？”
“应该有关系，要不，我老公为什么一直让我记住这个手机号码呢？”
“……我猜测，是不是有人出钱收买了他？对，我父亲有抑郁症，他去找你老公开药，这个时候，有人出钱收买了你老公，难道……他给我父亲开的药有问题？！”
“我老公没这么说过，也许你猜的对，如果真是那样，一定是有人在背后逼他这么做的，他让我记住这个手机号码，估计是预防被人暗算，也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
“如果我父亲不自杀，你老公也不会出车祸……，两条人命呐，这太可怕了。”
“如果我老公真是被人收买了，就算你父亲不自杀，他也会被人灭口的……”
“制造车祸的人好像可以手眼通天，杀人就像碾死个蚂蚁……”
“自从我老公出车祸之后，我看谁都像是坏人……不管怎么说，你父亲的死跟我老公也有关系，我替他说声对不起了。”
“看来……敢逼迫他这么做的人，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巨大的势力。”
“也许是吧……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现在也是自身难保，不知害死我老公的人，会不会也对我下手。”
“我也差点被人暗杀……”接着，我就把自己这几天的遭遇，对这个女人讲述了一遍。女人听完更害怕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你是一个反恐队员，他们也敢来杀你，看来……这些人真的很厉害呀。”
“现在看，这帮人绝对不是一般的黑社会，他们的势力很强大，强大到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女人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说：“这个手机号码就在上面，你多保重吧，我先走了。”
我拦住这个女人，低声问：“你老公叫什么名字？”
“他叫闫在雄。”说完，她转身快步向公园的大门走去。
我目送那个女人离开公园之后，又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借着路灯的光亮，慢慢打开了那张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