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退休之前，每年填写工作简历时，其中有一栏参加革命的时间，我一直填写的都是1943年5月，而实际上1943年5月只是我参加抗日的时间。

    鬼子进入湄河县城后，湄河中学停了课，母亲见我呆在家中闲着无聊，便要我到舅舅家去走走，不料这一去，却促使我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舅舅家在梁家铺，距梨花洲有十多里路程，那时没有车，只能步行去。每次去舅舅家，我的心情都十分轻松愉快，愉快的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又可以见到淑英了。

    淑英是舅舅的女儿，比我小三岁。我和淑英之间的事，家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似乎都有那个意思，尤其是母亲，一说到淑英，就夸她温顺懂事。他们平时当着我们的面，也开开这样的玩笑，每次都弄得淑英红着个脸，羞羞地低着头，不说话。

    淑英读过几年私塾，所以在乡下也就算是很有文化的女性了。本来她还想到城里继续念中学，但舅舅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再加上要负担淑英的哥哥念书，所以她念了几年私塾后，就留在了家里，但她心中仍然想着上学的事。我到湄河读中学后，放了假，照例要去舅舅家一趟，淑英每次都要我把念过的课本给她带过去，数学、物理这些理科课本她看不懂，但国文、历史，她却读得津津有味，有些地方甚至比我还记得更清楚。读不懂的地方，她就用铅笔标记好，等我下次去的时候，就把标记的地方拿出来，问我是什么意思。她有次读了《诗经》中的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问我“好逑”是什么意思，我一时也没有弄清楚，想当然地解释道，“逑”就是求婚的意思。她哦了一声，说我明白了。直到多年后，我详细读了《诗经》的注释，才发现“逑”是配偶的意思，“好逑”就是理想的配偶。可是在淑英眼里，无论我说的是什么，她都相信是正确的。

    “你们班上有没有女同学？”在我作了解释之后，她突然问我。

    “有几个。”我说。

    “她们是不是窈窕淑女？”

    “有两个还可以。”我想了一下说。

    “你们关系好不好？”她酸酸地问道。

    “一般般。你吃醋了？”我看着她笑道。

    “才没有呢？”淑英放下书本，径直走出去了，我在后面看着，不觉有些得意。

    早几个星期，母亲过生日，淑英和舅妈一道来祝贺，中饭过后，我带着淑英一起去看梨花，才走进园中，她就哧地一滑，摔倒在地上。因为刚下过一场雨，园中的麻石小路，变得很湿滑。我赶紧走上去将她抱了起来，她的身体象一团棉花似的，柔柔软，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我把她抱起来后，仍然舍不得放下，第一次这么紧密地抱到一个女性的身体，心中只觉得怦怦直跳。

    “裙子都脏了。”她站开去，看了看背后说。那天她穿着套淡青色长裙，屁股上沾了一些泥巴。

    “没摔到哪里吧？”我关切地问道。

    “没有。”

    “我牵着你的手吧。”我提议道，“免得又摔一跤。”

    她勉强地把手伸了过来，她的手柔软细长，握在手上象握着一团棉团似的。。

    我们沿着麻石路走了一会，走到一块空地上停了下来。

    “这些花好漂亮。”淑英松开我的手，朝四周看了看，禁不住赞叹道。

    上午下了一阵小雨，午后渐渐地放晴了，沾着雨水的花瓣，在阳光的照射下，愈益显得粉嫩多姿，鲜艳欲滴。我从树上摘下几朵粉色的梨花。

    “你摘花干什么？”她问我。

    “给你戴上。”我转过身来说。

    我拿着梨花插到她的头发中，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花的香味和她头发的清香混杂在一起。

    “好看不？”她问我。

    “好看，象个古典美女。”我说。她插上几朵梨花后，愈益显得清艳动人。

    淑英的脸，和梨花一样，粉嫩清纯。我看着她的脸，却发现她也大胆地看着我，四目相交，不觉情意绵绵。我一把拉住她的手，她显得六神无主，想抽回去，却又任我拉着，眼睛躲躲闪闪，不知要看哪里才好。我突然忍不住在她粉嫩的脸上吻了一下，她吓得赶紧站了开去，口里还哎呀了一声，斜着眼睛埋怨了我一句，你坏死了。

    一路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淑英见到我时的那张灿烂的笑脸，心里想着今天一定要找机会再吻她一次。

    可是走到梁家铺的村口时，却听两个村民议论说，鬼子刚刚离去，还强（jian）了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叫英妹子。我听了心里一沉，英妹子莫不就是淑英？心里象被什么东西绞了一下似的，只感到一阵一阵的痛，并陡然升起一股对鬼子的强烈仇恨，心里骂道，他奶奶的，老子要跟你们拼了。我急急忙忙跑到舅舅家，看见舅妈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哭着，我心都凉了半截，心想这下完了，怯怯地进了门，喊了一声舅妈。

    舅妈看见我，止住哭，和我招呼了一声，我正要问是怎么一回事，舅妈说：“鬼子把你”。

    她话还没说完，却见淑英从里屋走了出来，我盯着她瞧了瞧，虽然没有了平时的笑脸，却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你看什么？”她见我盯着她，奇怪地问道。

    “你没事吧？”我焦急地问道。

    “我有什么事？”她疑惑地看着我。

    “听说鬼子糟蹋了两个女孩子。”

    “那是张秀英，我跟我妈躲到山上去了。”淑英不无得意地说道。

    听她这么一说，一直紧揪着的心，这时才总算松了下来。

    “那舅妈怎么哭？”

    “我爹被鬼子打了，伤了脊椎。”淑英说。

    “舅舅呢？”

    “在里屋躺着。”

    我走进里屋，看见舅舅斜躺在床上，蜷缩着身子，脸色发白，嘴里不住地呻吟着，见我进来，就憋着气骂鬼子不是东西。

    从舅舅口中，我才得知事情的原委。梁家铺维持会长梁老三跟舅舅是本家，事先找到舅舅，说日本人要到村里收点粮食，中午在梁老三家里吃饭，要舅舅去帮忙。舅舅担心日本人进村后杀人放火，不敢答应，梁老三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人说了，只要收足了粮食，绝不伤及无辜百姓。还说日本人去了其他几个村收粮，都相安无事。日本人如果收不到粮食，肯定会杀人放火，到时遭殃的还是大家。舅舅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答应了他。上午一共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看见摆在院里的粮食，显得很高兴，竖起大拇指夸奖梁老三，说他是大大的良民。

    吃过饭后，日本兵上了车，车子眼看就要开了，没想到邻居两个女孩从河边洗衣服回来，站在车上的几个日本兵突然兽性大发，叽哩哇啦从车上跳下来，将两个女孩往车上拖，舅舅看不惯，想上前去阻止，被两个鬼子拖到一边一顿拳打脚踢，脊椎被踢断了。那两个女孩还只有十五六岁，就这么被鬼子糟蹋了。

    日本兵走后，舅舅责怪梁老三，怎么说话不算数，梁老三眼泪汪汪，满脸委屈地说，他平时跟日本人打交道，看上去比中国人还讲礼貌，哪知道一喝了酒就变得畜生不如。

    看着舅舅疼痛难忍的样子，我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这鬼子不知要搞到什么时候？”舅舅叹着气说。

    “不杀死几个鬼子，老子誓不为人。”我恨恨地说道。

    从舅舅家回来的路上，我就暗自下了决心要去参加抗日武装。

    晚饭后，父亲坐在八仙桌旁吸烟，那烟杆足有半米长，呈乌黑色，只有握手的地方，现出一片锃亮的金黄色来。父亲个头不高，大约一米六五的样子，过了五十之后，身体开始慢慢发起福来，脸也变得圆圆的，本来就不大的一双眼睛完全陷到眼囊中去了。饭后吸一袋烟，是他多年来的一个习惯。

    我嗯嗯了两声，坐到八仙桌旁，父亲吧达吧达吸了两口烟，知道我有话跟他说，便侧过脸来看着我。

    “我想去抗日。”我说。

    父亲听后默然了半晌，磕了磕烟筒，说：“你想去就去。”

    父亲向来是个知书达理之人，识大体，顾大局，在这种大节面前，我知道他肯定是不会反对的。

    母亲对于我要去抗日，却极不情愿，因为哥哥楚怀北，已经加入到四十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去了，现在我又要去，她担心两个儿子都会死在战场上。

    父亲对于母亲的表现不以为然，说现在这世道，躲在家里，未必就能平安无事，你老弟不是就被日本人踢断了脊椎？但他要我去找楚怀北，说他在四十四军已经升至连长，要我到他的部队去。我因为一向不喜欢楚怀北的霸道作风，自然不想去投奔他，只说和几个同学商量后再说。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东河镇。镇上住了我四个同学，吴磊，钟鸣、颜永玉和王仲甫，我和永玉、仲甫同班，吴磊和钟鸣则比我们要高一届，虽然不在一个班，但因为都是东河镇人，所以平常在一起玩得比较多。吴磊住在镇的东头，我第一个便去了他家。吴磊的父亲是个地主，在东河镇附近有几十亩水田，房子还是那种老式的院子。吴磊是个胖子，个头不高，圆圆脸，小眼睛，喜欢开玩笑，口袋里经常放着一把梳子，时不时拿出来梳一下头发。那时他正恋着班上一个叫艾琼的女同学。

    我到他家时他还没起床，听说要去抗日，他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连声说：“去，去，去，打死他几个狗日的鬼子，害得我们书都没有读。”

    “尤其害得胖子看不到艾琼。”我开玩笑道。

    “去你的。打鬼子是为了保卫中国女人不受欺负。”吴磊挺起胸脯，颇为豪气地说。

    离吴磊家不远，便是钟鸣父亲的酱油作坊，他家的房子有前后两进，前面生产酱油，后面住家。还没到他家门口，就闻到一股难闻的臭豆豉味。吴磊用手扇着鼻子，做着一副怪脸说，老是住在这种环境中，人都变臭去。

    钟鸣的母亲坐在店里卖酱油，知道我们是来找钟鸣的，将我们引到后面的房子中。钟鸣正躺在床上看书，吴磊走过去，把他的书扔到一边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看书？”

    “不看书干什么？”

    “抗日去呀。”吴磊嚷道。

    “你？去抗日？”钟鸣坐起身子，疑惑地看着吴磊问道。

    “是啊。”吴磊说。

    “我们一起去。”我说，“你去不去？”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钟鸣从床上站了起来说，“国家都破亡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钟鸣比我略高，国字脸，浓眉大眼，做什么事都精神饱满，热情洋溢，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听他这么一说，心里不觉陡然升起一股豪迈的激情来。

    几个人一起去找永玉。永玉的父亲开了家百货店，在镇的中间，这一片是全镇的中心，也是全镇最热闹的地方，除了永玉家的百货店之外，还有几家杂货店。我们到店里时，永玉正在帮他父亲上货。永玉个头跟我差不多，体形偏瘦，沉静少言，看上去文质彬彬，见到我们时也只是点了点头。他父亲倒是十分热情，搬出凳子来让我们坐，还从地上堆着的纸袋中拿出一包饼干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碍于他父亲在场，不敢提起去抗日的事。永玉见我们坐了半天不说话，知道有事要跟他说，便将我们带到街上。钟鸣说了我们准备一起去抗日的事，问他去不去，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问他父亲会不会反对，永玉说，他自己可以作主。

    仲甫的父亲是湄河纱厂的老板，厂子开在县城附近，但他和家里人住在镇的西头。我们到他家时，他正翘着个二郎腿，坐在门口抽烟。仲甫是个大个子，足有一米八高，因为家境宽裕，经常西装革履，派头十足。他见我们来了，将我们引到客厅中，叫佣人上了茶过来。钟鸣跟他说明来意时，他犹疑了半天没有表态，我问他去还是不去，他迟迟疑疑地说他想到纱厂去做事，钟鸣说，国难当头，我们作为男人应该有所担当，不能只顾及家里的事情。吴磊说，不赶走日本鬼子，你家招的那些女工都会成了鬼子的下饭菜。吴磊口里经常冒出一些鬼灵精怪的话来，说得大家有些想笑，又觉得不是笑的时候，便都忍住了。

    几个人左说右说，终于说动了仲甫。

    在投奔什么样的队伍上，钟鸣和仲甫意见不一，仲甫主张投奔国军，因为国军有正式番号，是正规武装，武器精良，但钟鸣主张参加抗日联队，因为抗日联队就在本县范围内，可以保卫自己的家乡，而且抗日联队的队长胡应成是他表叔。吴磊支持仲甫，而我和永玉都赞同钟鸣的意见，最后少数服从多数。

    第二天上午，我们约了在永玉家的百货店碰头，其他人都按时到了，唯独仲甫迟迟未来，我们便一起走到仲甫家，在门口碰到仲甫的娭毑，她拄着根拐杖，将我们拦住，说：“仲甫就我们王家一根独苗，他不能跟你们去打仗。”

    “仲甫人呢？”吴磊问。

    “他生病了。”仲甫娭毑说，“你们去你们的，不要管他了。”

    “算了，我们走吧。”钟鸣说。

    我们便四个人上路了。吴磊说他父母也不肯他去打仗，说他年纪还小，不是打仗的时候。他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还偷了他父亲十几块银元。他把银元从口袋里拿出来，往上拋出一块，然后又用手接着，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看他口袋里有那么多银元，我们几个都羡慕不已，后悔没跟父母多要点钱出来。

    抗日联队驻扎在桑木乡乡公所。桑木乡位于湄河县与武山县交界的地方，山岭险峻，交通闭塞，适合打游击。我们到达乡公所附近时，突然从一棵大树后面冲出一个黑瘦的年轻人来，手里端着支枪，将我们喝住，问是干什么的。几个人看着枪口，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倒是钟鸣还镇定，说我们来投奔抗日联队的。那人不信，问道，你们有证件吗。我们互相望了望，都没有证件。钟鸣说，胡应成是我表叔。那人才把枪放下，脸色也变得和善起来，叫我们跟他一起走。他说他姓张，叫张秉初，是抗日联队的战士。张秉初一路上虽然和我们说着话，但似乎并未放松警惕，他一直走在我们的身后，如果有谁落在他后面了，他就会停下来让那人先走。

    赶到乡公所时，胡应成还在床上睡午觉，张秉初不敢叫醒他，他把我们交给勤务兵，就继续站岗去了。

    我们大约等了一个小时，从里屋走出一个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穿着身黄色军装，腰上系根皮带，看见钟鸣，叫了一句：“鸣伢子，你来干什么？”

    “成叔，我们来抗日。”钟鸣赶紧站起来答应道。

    “四个人？”他扫了我们几个一眼。

    “是的，他们是我同学。”钟鸣指着我们说。

    “好哇，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来当兵，欢迎呀。”

    他转过头来看了吴磊一眼，见他个子有些矮，随口问了一句：

    “你也来当兵？”

    “是的。”吴磊答道。

    “怎么不长个子？”胡应成拍了拍他的肩膀打趣道。

    “都往横的长了。”吴磊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说。

    “你小子还蛮幽默的。”胡应成笑道，我们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我们到联队后，才知道所谓的联队，其实只有百来号人，几十条枪，很多队员居然还拿着鸟铳和梭标当武器。胡应成原是湄河警备大队的副大队长，县政府撤离时，他自愿留下来组织抗日武装，警备大队便给了他五十支枪和十箱弹药。

    湄河及相邻数县内大大小小活跃着十几支抗日队伍，但都是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胡应成取名抗日联队，原是想将这些队伍统一起来，并派人到各个山头去联系。大家对于统起来都说好，可以集中力量打鬼子，但一说到谁做头领的问题，就各自打着算盘，互不买帐，和武山县的一支游击队还因为地盘的问题差点大打出手，最后统一的事便不了了之。

    桑木乡因为地处偏僻，日本鬼子进入湄河县城后，还没有时间顾及到这个小镇。我们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在大街上进行操练，一路高喊着“一二三四”，唱着军歌，不时引来镇上居民的围观。我们几个穿着军服，手持梭镖，走在其中，也颇有一种豪迈的气概。桑木镇不大，只住了百多户人家，不要十分钟便可以从街头走到街尾。只是因为附近乡下的居民都要到镇上来购置生活必需品，有些农副产品也要拿到镇上来销售，所以市面上倒一向不显冷清，每天人来人往，看上去十分热闹。吴磊偷来的那十几块银元，很快便被我们消耗在酒馆中了。在镇的西头，有一家小酒馆，出售自酿的谷酒，每个星期的周末，大家在房里闲着无聊，便跑到酒馆去喝酒。吴磊的酒量最大，付帐也积极，他说不把口袋里的钱花完，说不定那天中了鬼子的枪，就太不抵了。说得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我说，你命大，子弹打不中你。吴磊低着头去喝了一口酒，拍了一下自己的肚皮说，子弹又没长眼睛，知道它会往哪里跑，我的面积比你们都要大。说得大家又是一阵笑。

    但这种安稳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鬼子便推行所谓的“蚕食政策”，对抗日武装的据点逐个逐个地予以侵占。镇上的居民听说鬼子要来，顿时陷入一片惶恐之中，鬼子还没到，大半的居民就转移到乡下去了。

    鬼子来的那天，联队几乎未作任何抵抗，就撤到了山上，因为我们知道鬼子的枪炮厉害，几百万装备精良的中央军都被它打得溃不成军，我们这点武器根本不是鬼子的对手。我们站在山顶，看着鬼子的车队浩浩荡荡，长驱直入，在中国的土地上如入无人之境，既倍感耻辱，又无可奈何。吴磊愤恨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仿佛日本鬼子成了这里的主人，我们倒像贼一样要四处躲藏。

    在我的印象中，抗日联队只主动出击过一次，而且是为了抢夺鬼子的粮食。

    我们撤离桑木乡公所后，驻扎到了老狼山，山脚边有一座破落的关圣庙，只有五六间房子。刚到那里时，百十号人就挤住在这五六间小房子中，后来胡应成让我们自己动手，在关圣庙旁搭建了一线木棚，才住得稍微宽松了一点。

    我们撤退的时候，从乡公所运了几十担粮食到山上，可是不到两个月时间，粮食便所剩无几。老狼山附近住户稀少，穷人居多，几乎无粮可筹，胡应成便想到去抢鬼子的粮食。

    那时刚刚秋收不久，正是鬼子四处征粮的季节。我们打探到鬼子在桑木乡强征了几万斤粮食，正准备运往湄河县城，因为不知道鬼子运粮的时间，我们便提前在他们必经的路上埋伏下来。

    埋伏的地方叫三岔冲，顾名思义，这地方山高路窄，地势险隘，一条土公路正好从两座山崖下穿过。山崖上林深树密，阴森可怖，便于隐蔽，百多号人埋伏在里面悄无声息。

    我们在三岔冲埋伏了两天两晚。刚到那个地方时，队员们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好象是来参加一场游戏似的。到了下午，就显得有些疲惫了，大家开始扯闲谈，谈起战争结束后要去干什么。永玉和吴磊躺在我左边，永玉说打跑了日本鬼子，他就去教书。

    躺在我右边的是附近一个农民，叫黄贡山，讲话有些结巴，年纪比我们略大几岁，因为第一次上战场，他看上去有些紧张。我问他战争结束了想干什么，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还干、干、干什么？种、种、种田啊。”

    “你是怎么参加联队的？”我问他。

    “鬼子烧、烧了我的房子，没、没地方住，只能来打、打、打仗。”他说。

    “那你想干什么？”吴磊问我。

    “抗战胜利了，我去做学问。”我想了想说，觉得做学问是件很单纯的事情，“你呢？”

    “我的理想没你们高尚。”吴磊说，“我的理想是讨三个老婆。”说得我们几个都哈哈笑了起来。

    “难怪你小子一天到晚想着女人。”我捶了他一拳说。

    一直埋伏到第二天下午，仍然没看到鬼子的影子，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开始怀疑情报是不是准确，有人甚至提议是不是撤了算了。胡应成说，如果晚饭前再等不到，我们就撤。

    可是正当大家想着要撤的时候，在山崖上放哨的张秉初弯腰跑了过来，悄声对大家说：“来了，鬼子来了。”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前面走来一串黑影。慢慢看清了，是一小队日本兵和伪军，打着太阳旗，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前面还驱赶着七八条牛，显然是鬼子抢来的耕牛，准备赶到城里去屠宰的。牛的后面跟着十来辆马车，每辆车上都堆满着麻袋。胡应成看了骂道：“妈的，搞下这些车，足够我们吃大半年的了。”

    大家赶紧埋伏到壕沟中，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当我敛声静气地躲下之后，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中枪了怎么办？我还从来没有感觉到死亡离我如此之近，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不是你死，就是他死。也许明天，我就看不到太阳升起，看不到这个世界了。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天上的太阳，太阳已开始偏西了，它是那么的明亮和耀人眼目，可是对于即将在它眼皮底下发生的杀戮却无动于衷，它看到的战争和死亡实在太多了。我不知道别人怕不怕，下意识地转过头去看了看旁边的人，发现黄贡山的脸色开始变白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人都是怕死的，每个人都一样。人死了，就变成了这岭上的一堆泥土，没有人会记得你。

    当战斗打响之后，这些想法便被忘得一干二净。

    胡应成事先交代好，等他的命令再开枪。鬼子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五百米，三百米，两百米，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砰砰直跳，握着板机的手已经布满汗水。突然旁边不知是谁没等到口令就率先开了枪，于是大家一齐向鬼子开火。队伍中有一挺捷克机枪，大家都寄希望这把机枪能扫倒一大片鬼子，可是刚打了不到一梭子，机枪就突然哑了，打不出子弹。吴磊没有武器，胡应成安排他在一个铁桶中燃放鞭炮，鞭炮的响声近似于机枪。现在机枪打不出子弹了，但铁桶中的鞭炮还噼噼啪啪响个不停。

    走在鬼子前头的那几头牛，一听到枪响，就飞也似的跑了开去，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

    鬼子的军队训练有素，听到枪声马上分散开来，匍匐在路边的水沟中。敌人在水沟中呆了一阵，看出我们的火力并不强，便开始还击，他们有一门迫击炮，朝我们埋伏的地方连发了几炮，

    炮弹在我身边炸了开来，我抬眼望去，每个人脸上顿时都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开始有人流血了，很多人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几个被炮弹炸伤的队员趴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一会儿，壕沟里到处都是血，这些血很快就凝固了，变成一团团黑色的血块。不远处一个队员腹部中了弹，连肠子都流了出来，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鬼子有机枪，有迫击炮，而我们最好的武器就是那挺打不出子弹的轻机枪。

    敌人的火力过于强大，眼看顶不住了，胡应成只好下令撤离战场。所谓撤离，其实就是逃跑，队员们象一窝蜂似的，没命地往后跑了起来。

    吴磊跑在我前面，突然看到他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我以为他是被树根绊倒了，赶紧跑过去扶他，却发现他的背部湿了一大块，显然是中弹了，我本能地想放下他，赶快往前跑，可又觉得这么跑了太不义道，便用力去扶他。吴磊歪在地上，望着我的眼神显得很无助，他摸索着从口袋里拿出那把梳子，断断续续地跟我说：“我不行了！你——这——送给艾琼！”

    我接过梳子，想把他扶起来，但试着扶了几下，却怎么也拉不动，鬼子的子弹不停地从后边打过来，胡应成这时从我身边跑过，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就往前跑，“你还磨蹭什么，鬼子就过来了。”

    我知道自己救不了他，只好跟着胡队长一起跑。跑过两百多米我仍回头看了看，看见吴磊躺在草丛中一动也没动，山坡底下已经可以看到鬼子的身影。

    一路狂奔到山的那边，胡应成才命令停下来收拢队伍。百来号队员只剩下了七十多人，那些受伤的队员只怕再也回不来了。

    吃过晚饭后，我和钟鸣、永玉在关圣庙外面的石阶上坐了一阵，几个人说起白天的战斗，仍心有余悸。我掏出吴磊交给我的那把梳子，想起昨天晚上，我们还一起躺在山坡上，一起望着天上的星星，一起说笑话，今天就人天永隔了。想到这里，不觉悲从中来，泪水不自觉地直往下流。在战场上，死人，就象砍倒一棵树一样，悄无声息地就倒了下去，甚至没有人来得及为你掩埋。

    “吴磊临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艾琼。”我说，“他托我把这把梳子送给她。”

    “艾琼是谁？”永玉问道。

    “他们班上一个女同学。”我指着钟鸣说。

    “看样子，吴磊对她很痴情。”永玉说。

    “如果不是失恋了，他可能还不会来参加抗日。”我说。

    “为自己喜欢的女人而战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永玉说。

    “这仗打下去，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钟鸣叹了一口气，把话题岔了开去，他显然不想谈论吴磊和艾琼之间的事情。

    “我们和鬼子相比，力量太悬殊了，根本没办法交手。”我说。

    “我很怀疑这样的战斗能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都远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日本鬼子有飞机，有坦克，有大炮，而我们还在使用鸟铳，梭标。我们只能在战场上放鞭炮，象小孩子玩游戏似的。”钟鸣讲起了他对战争的看法。虽然后来拍的许多电影电视剧，都把抗日武装描绘成了战无不胜的英雄，而实际上当时很多参加战斗的人，都对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悲观。

    “很多中国人都情愿做起了汉奸。”永玉说。

    “我们不能怪老百姓，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我说。

    “从来没有人追问过失败的原因！”钟鸣站了起来，有些愤恨地说，“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家，在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家面前，却如此地不堪一击！民国自建立之日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那些所谓的领袖们一直忙于收拾异己，国家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动荡之中，没有一个人肯放弃手中的权力，没有一个人愿意与对手和平共处。没有和平，没有建设，国家的命运可想而知！”

    钟鸣的一番话，说得我们几个缄默无言，心里只觉得前途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