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劫粮战斗失败后，抗日联队再没有发动过象样的战斗了，只是偶尔去剪剪鬼子的电线，挖挖鬼子的公路。这期间我曾亲手杀死一个鬼子，但不是在战场上。

    联队没了粮食，胡应成找到我，对我说，你回去跟你爹讲讲，看能不能借点粮食给我们。我问要借多少，胡应成想了一下说，四五十担吧。我想也没想，就爽快地答应道，这个好说。

    接到任务后，我马上脱掉军装，穿上便服，往家里赶去，没料想快到东河时，猛然碰到一小队日本鬼子迎面走来。我赶紧闪到附近一户人家的院子中，房子已空无一人，门上挂着一把锁。我四处看了看，只有旁边的杂屋没有门，我迅速躲了进去。杂屋中堆着一些柴草，门边放着把锄头，我握着锄头，蹲到屋角的柴草中，心想万一被鬼子发现，就用锄头和他们拼了。刚蹲下去就有一股难闻的恶臭扑鼻而来，原来是窗户底下放着一只尿桶，四周还有一些老鼠屎，尿味，霉味，老鼠屎味，一股一股地直往鼻子里钻，刺激得我随时都有可能咳出声来。

    我以为鬼子会一路走过去，可是听到一阵脚步声朝院子里面走过来，而且越走越近。我的心脏一下子都提到喉咙口来了，难道是日本兵发现我躲在里面？我握紧手中的锄头，感到有些滑，手心开始出汗了。可是仔细一听，又发现没有进来多少人，只有两个日本兵，叽哩哇哩地说着什么，一个站在院子里对着水井拉起了小便，小便落在井里发出一阵闷闷的响声，另一个走到了杂屋门口，朝里面望了一眼，随即解开裤子拉起了大便。外边那个日本兵拉完小便后，吹着口哨出去了，只有这个日本兵仍在那里费力地哼哼着。我估摸着那个日本兵已经走远，心想是不是要把这个日本兵干掉，可是被他发现了怎么办？他手中有枪，一枪就可以结果我的性命，而且惊动了外面的日本鬼子，任是怎样都逃不掉。我决定屏住呼吸，静静地等他离开。可是屋角那股难闻的恶臭一直不断地刺激着我的鼻子，几次想打喷嚏都被我强忍了下来，可这次无论如何忍不住了，象有根毛发在撩拨着喉咙似的，眼看就要咳出声来了，与其被这个日本兵发现死在他的手中，不如先发制人，就在这个日本兵往口袋里摸索手纸准备擦屁股的时候，我拿起锄头一跃而起，奋力朝他的脑袋砸去，他回过头来惊恐地看了我一眼，身子想往上站，可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倒了下去。我赶紧蹲下身子用手遮住嘴巴连咳了两声。

    我挨着墙角朝院子里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又返转身来捡起鬼子身边的那支步枪，把他皮带上的一个包也解了下来，赶紧出了院子，望后山冲去。前面十几个日本兵走得还不远，我跑出去时，马上就被他们发现了，十几个人叽哩哇啦一齐朝这边跑来，我没命地往山上跑，不一会就听到几声枪响。我一口气跑过山顶，又跑到对面山坡底下的一口水塘边，实在没有力气跑了，就在水塘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眼睛却还时时朝山那边望着，看看鬼子有没有追过来。

    我在水塘边坐了一个多时辰，一直坐到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回想起刚才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今天真是死里逃生，如果不是先下手为强，说不定躺在那间杂屋里的就是我。水塘边开始有人来挑水，他们见我拿着一支枪坐在那里，都有些奇怪地看着我。我拿起枪来仔细看了看，枪托握手的地方已经被磨得十分光亮，估计这枪跟随它的主人有很多年了。

    回想着刚才那具倒下的尸体，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可怜，他也是人，也是父母的儿子，可为什么要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杀人呢？也许是为了建功立业，为了出人头地，可是即便他建立了那么一点点战功，和他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死在异国他乡，混同尘土，无人怜悯，而他们的父母，还眼巴巴地盼着他们早日返回故乡。

    我好奇地解开那个日本兵的腰包，里面居然是一盒鱼罐头，上面写着一些日文，中间印着一条黄鱼。罐头还没有开封，我打开罐头，拿出一条小黄鱼尝了尝，鱼的味道又香又鲜，还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豆豉香，很多年后每当我闻到豆豉鱼的香味时，就会回想起那天下午坐在水塘边吃鱼的情景。即便现在我坐在书房中，回忆这段往事，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仿佛又重回脑际。

    我背着枪兴冲冲地回到家中，父亲见了，惊奇地问我枪是从哪里来的，我把下午的经过跟他说了，父亲听了高兴地磕着烟筒，说我终于长大了，居然能打死日本鬼子。母亲问我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我说是来借谷的，胡应成要跟我们家借五十担谷。母亲听了有些不高兴，说哪里还有谷。我看着父亲，父亲也面露难色，说前些日子鬼子才从我们家里要了四十担谷去。

    我满以为能完成胡队长交办的任务，走的时候还爽快地答了他的白，现在却变得困难起来，心里老大的不痛快，脸上便有些挂不住，埋怨父亲道：“鬼子要粮食，你怎么就给了？”

    这话呛得父亲半天说不出话来，母亲辩解道：“你晓得什么？鬼子要你爹当维持会长，你爹不肯，最后出了四十担谷才算完。”

    我因为借不到粮食，仍有些愤愤然，坐在那里不说话。

    父亲抽了一袋烟，想了想说：“家里还偷偷藏了二十来担谷，放在地窖里面，你们全部拿去，我再拿一百两银子给你们，你们去买粮食好不好？”

    我兴奋得差点叫了起来，连忙说：“那当然要得。”

    母亲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见父亲表了态，也不好说什么了。

    我问父亲当维持会长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说县维持会会长曾寿吾，推荐他出任东河乡维持会会长，这事父亲不知情，责怪曾寿吾不该自作主张。但曾寿吾已经跟日本人说了，硬要父亲去走一趟，父亲不得已，只好跟他去了一趟湄河县城。父亲不想当这个会长，可是强行拒绝的话，担心惹来杀身之祸，于是，在去见鬼子队长龟田寿男时，在烟丝中掺了一把辣椒粉，去的路上就不停地吸着烟筒，一路上咳嗽不已，曾寿吾劝他少吸几口，免得等下见了龟田队长，惹他不高兴。父亲说不吸几口，心里憋得慌。等进到龟田队长办公室时，父亲已咳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眼泪直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龟田队长训话的时候，他也咳嗽过不停，直咳得腰都弯了下来，龟田队长被他咳得不耐烦了，便将他喝斥了出去。父亲走后龟田队长狠狠地骂了一通曾寿吾，骂他怎么找了这样一个脓胞。让父亲出任维持会长一事也就此作罢，但曾寿吾说鬼子对他很不满，要他出几十担谷，让鬼子消消气，父亲不得已，只好给了他四十担粮食。

    父亲后来常常为此感到自豪，说幸亏没有去当这个维持会长，曾寿吾虽然当了会长，却两边不讨好，老百姓骂他是汉奸，鬼子那边逼着他征粮收捐，收不上来只好自己垫着，前后卖掉了几十亩良田。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最后还落了个汉奸的骂名。

    第二天上午，我高高兴兴地背着那支缴来的步枪回到老狼山，胡应成听了我的汇报后，用力捏了一下我的肩膀，夸奖道，你小子，没想到挺能干的。并且还写了一张借条给我，承诺抗战胜利后由政府偿还借款。

    我们在老狼山住了几个月时间，到45年春天，日本鬼子加强了对抗日武装的围巢，附近相继有几支游击队被鬼子歼灭，我们这支队伍也差一点全军覆没。

    那段时间，因为担心鬼子来偷袭，晚上经常做恶梦，梦见我们已经被鬼子包围，我们躲在窗口朝鬼子开枪，即便打中了，却打不死鬼子，想跑却又迈不开腿，经常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有天凌晨，大约四点多钟的时候，突然被一阵枪声惊醒，我以为又是在做梦，睁开眼睛却看到周围已经乱成一片，黑暗中有的在寻枪，有的在找鞋子。

    胡应成在外面大声吆喝道：“鬼子来了，赶快起来。”

    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我拿着枪跑到大厅中，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显得十分慌乱，大庙中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感到死亡就在眼前。

    胡应成提着一支驳壳枪，正在将队伍分组，一组在庙中掩护，一组从庙的后门往山上突围。我和钟鸣、永玉站在一起，胡队长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犹豫了一下，又返过身来，对钟鸣说，你们几个参加突围组。他这么一犹豫便救了我们三个的命，因为掩护组的人后来一个也没有冲出去。突围的人把枪和子弹都留了下来，我的枪中还剩下五粒子弹，全部拿出来给了身边的黄贡山。

    庙门一打开，我们就拼命往山上冲。可是跑出不远，我就感到左边肩膀上像被人拉了一下，用手去摸，到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中弹了，本能地想停下来找个地方包扎一下，但转念一想，这个时候停下来，就可能再也跑不出去了。我咬紧牙关，跟着其他人一起往山后冲去，一口气爬到了山上，刚到山顶，就象瘫了似的坐到了地上。我看见永玉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费力地喊了他几声，他转身走过来看见我坐在地上，问道：“怎么了？”

    “我受伤了。”我说，感觉自己说话都快没有力气了。

    永玉问道：“伤了哪里？”

    “左边肩膀上。”

    “让我看看。”

    这时天色已微微发亮了，他拉开我的衣服，看见一大片血迹。

    “啊呀，流了不少血，赶快包扎一下。”他随即脱下衬衣，撕开来将我的伤口包了一下。

    胡应成见我受了伤，走过来看了看，说：“不碍事，赶快下山去上药。”

    山下的枪声渐渐地稀了下来，我们朝山下的方向望去，寺庙已经起火了，不时可听到山下传来阵阵撕心裂肺的哀号声，估计是日本鬼子在残杀伤员。有人提议为死去的战友默哀，胡应成吼道：“这个时候还默什么哀，赶快走，别让鬼子追上来了。”

    于是我们来不及默哀，就从另一边下山去了。

    钟鸣和永玉一起架着我下了山，胡应成带着队伍在几十里外的老鹰岰找了一个新的落脚点，他没有让我一起去，而是要钟鸣和永玉将我送回到了梨花洲。

    他们两个用一辆手推车，推着我往回走。一路上两人都缄默无语，心情显得很沉重，我想跟他们说点什么，却没有力气开口。因为失血过多，我的神志已经变得有些模糊，脑子里不时涌现出各种杂乱的念头，有时想到自己或许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如果我现在就这样死了，为了保卫国家，战死在疆场上，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英雄，可以死而无悔了。可是又转念一想，你就这么死了，谁会记得你呢？没有人会记得你，死了就死了，和你杀死的那个想立功异国的鬼子一样，和吴磊死在那个山坡上一样，和山上的那许许多多枯朽了的树木一样，烂在泥土中了。那么多死去的战友，除了他们的亲友偶尔会记起他们之外，谁还会记得他们呢？所谓怀念，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我应该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即便成了残疾，也比死去好。

    我睁开眼睛望着寂静的夜空，忽然看到一张灿烂的笑脸，那张笑脸是如此生动地出现在我面前，仿佛就挂在寂静的夜空中，在低头俯视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喊道：“淑英，淑英。”后来钟鸣告诉我，一路上，我都不断地说着胡话，喊着一个什么人的名字。

    回到洲上已是凌晨两点多，敲了半天，才把门敲开。佣人福嫂听说我受伤了，慌慌张张地喊了起来。母亲听到喊声，连衣服都没穿好就跑了出来，她是个小脚女人，跑着的时候，一颠一颠的，看见我这个样子，以为快要死了，竟放声大哭起来。

    父亲这时也走了出来，向钟鸣和永玉问了我的情况，对母亲说：“你哭有什么用？赶紧想办法跟他治伤。”

    钟鸣他们要走时，我想起了吴磊嘱托我的事情，就叫住钟鸣，要他从我口袋里拿出那把梳子，托他送给艾琼。钟鸣犹疑了一下，但还是拿过了梳子。后来到长沙后，我才知道，其实钟鸣心中也喜欢艾琼，这把梳子只怕他永远没有送给艾琼。

    第二天上午，父亲从湄河县城悄悄请来了一个老医生，老医生姓王，已有六十多岁，瘦骨清奇，须眉尽白，在县城开了一家诊所，父亲去请他时，王医生嫌路远，推托说身体有些不适，不愿意来，父亲将他拉到一边，告诉他我是因为抗日负的伤，已经快不行了。王医生听说是抗日战士，便一口答应下来，他带来了麻醉药和手术器械，帮我取出了子弹，打了消炎针，清洗了伤口，敷了治枪伤的药。王医生取出子弹时，说如果还偏下一点，打中心脏，就无药可救了。医生临走时，嘱咐我在家静养一段时间，他过几天再来给我换药。

    我在家静养了几个月时间，中间淑英来看过我两次。第一次她是跟舅妈一起来的，母亲告诉她我受了伤，她啊了一声，就急急忙忙跑到我躺着的房间，倚在门边看着。

    “英子。”我看见她时，高兴地叫了起来，伤口都被扯痛了一下。

    “你好些了没有？”

    “好些了，进来呀。”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是偷偷摸躲回来的，现在还在家藏着，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用右手撑着床，挣扎着想坐起来，她赶紧转到右边来，用手扶着我的背，但她的手柔弱无力，拉不动我。我要她在我头下垫了一床被子，我抱住她的肩膀，慢慢坐起来，靠在被子上。这时母亲和舅妈走了进来，看见我抱着她的样子，淑英想放开我又怕拉动我的伤口，站在那里显得有些尴尬。我赶紧靠到被子上，松开她的肩膀。她的手从我肩膀底下抽出去时，扯动了伤口的神经，痛得我哎呀叫了一声，舅妈皱着眉头责怪道：“傻丫头，你轻一点，毛手毛脚，看哪个会要你？”

    说得淑英脸红红的，站在一边不说话。

    舅妈问我恢复得怎样了，母亲说好多了，刚回来那阵子，脸上没一点血色，把她吓了一大跳。舅妈说，现在看上去，气色蛮好的。

    母亲和舅妈出去时，淑英也跟着要出去，我叫住了她，她犹豫着站在床边，舅妈说，你陪南哥说说话，她这才留了下来。

    “坐这儿来。”我指着床边说。

    她走了过来，但没有坐到床上，而是坐在床边的一张凳子上。

    “伤口还痛不痛？”她转过脸来问。

    “还有点痛，不过好多了。”

    “你是怎么受的伤？”

    “鬼子将我们包围了，我们突围的时候受的伤。”

    我将当晚的经过，详细跟她说了一遍，淑英鼓着双大眼睛，不时地点着头。在她眼里，我仿佛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英雄。

    “你今天别回去了。”故事讲完后，我对她说。

    “我妈不会肯。”她犹疑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吧。”

    “刚才你妈说别人不要你，是不是跟你作介绍了？”

    “才没有呢。”

    “有就有，又不丑。”

    “不跟你说了。”淑英似乎生了气，鼓着个小嘴，出去了。她出门的时候，腰肢一摆，姿态尽生，我在后面看了，不觉砰然心动。

    我以为等下她还会进来，可是直到天完全黑了，还没看见她。福嫂来给我送饭时，我问她舅妈回去了没有，福嫂说早回去了。我不觉感到十分空落，心里怪淑英，怎么开个玩笑就生气了，走的时候连招呼也不打一声。

    过了几天，淑英又来了，这次是她一个人来的，舅妈要她送了两只母鸡过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看见她站在门口，我心里一阵欢喜，口里却故意说道。

    “为什么？”

    “上次看你生气了。”

    “我才没生气呢。”

    “走的时候，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

    “我妈说要进来打个招呼，姑妈说不要了，等下她进来说一声就是，我们就没进来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一下子释然了很多，便叫她坐过来。

    她要坐到凳子上，我叫她坐到床边来，她温顺地坐了过来，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白晰细嫩，温润柔软，握在手中，给人一种软绵绵的感觉。我握着她的手，轻轻摩挲了一阵，然后放在嘴上亲了一下。她嗯呀了一声，想抽回去，动了一下，却又任我握着。

    “你猜我受伤后，最想的人是谁？”

    “谁呀？”她看着我问。

    “你呀，蠢宝。”我说。

    “我也好担心你。”她竟伏下身子，伏到了我的被子上，“上次回去后，我都哭了。”

    “傻丫头，我不好好的，哭什么？”

    “不知道，一个人呆在房中，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摸着她的头发，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心里洋溢着一股幸福的感动。

    “你还去打仗不？”淑英问我。

    “当然去，等我好了就去。”我说。

    “到时又受伤了怎么办？”

    “呆在家里也不会有好日子过。那次在你们村里听说英子被强（jian）了，我以为是你，心里象被什么绞着一样的痛。”

    “我只是担心你。”

    “我命大，不会有事的。”我安慰她说。

    我的手在她的脖子上摸了一阵，想继续摸下去，淑英却坐直了身子，理了理头发，说：“等下姑妈进来看见不好。”

    “唱支曲子听听。”我知道她的小曲唱得好，提议道。

    “好啊，想听什么曲子？”她爽快地答应道。

    “随便吧。”我说。

    “唱一首《洗菜心》，好不？”

    “好啊。”

    她润了润嗓子，开始唱了起来。

    “小妹子下河洗呀菜心哪，

    我跌了一只戒箍子，

    一钱八九分，

    跌得奴家好伤心哪啊，

    嗦得儿衣子啷当啷得儿嗦。

    跌得奴家好心痛哪啊。”

    她唱的时候，一抹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照在她的脸上，那张脸洁白粉嫩，在阳光的抚照之下，更显标致可人，颇象图画里的古典美女，我在那里看得有些痴了。

    “好听不？”淑英停了下来，问我。

    “好听啊，接着唱。”

    “再唱一段。”她说，接着又唱了起来：

    “那一位呀年少的哥哥，

    捡了奴的戒箍子呀，

    我许他的烧酒有大半斤，

    还有瓜子和落花生哪，

    嗦得儿衣子啷当啷得儿嗦，

    小妹子与他结为婚哪。”

    “一只戒指，你就与他结婚呀？”我取笑她道。

    “哎呀，这是戏呢。”淑英撅着个小嘴道。

    “到时我也送你一只戒指。”

    “好啊，现在就给。”她把手指伸到我面前说道。

    “傻丫头，要结婚的时候给。”

    她做了个鬼脸，朝我哼了一声。

    淑英这次在我家住了几个晚上，每天听她唱一段花鼓戏，郁闷的心情，竟一下子开朗了很多。

    有一天，淑英正在唱歌的时候，突然听到福嫂在外面喊：“投降了，投降了。”

    我听了心里一惊，心想这下完了，便高声喊福嫂。福嫂兴奋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投降了，投降了。”

    我问她：“谁投降了？”

    “日本鬼子投降了。”

    “真的啊？”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听她在外面喊，我还以为是国民政府投降了。

    “是真的，大家都在传。”

    福嫂出去后，我兴奋地从床上坐起来，一把抱住淑英，在她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吓得淑英轻轻叫了一声，却又不敢叫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