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年初，地委安排我担任县委副书记，仍然分管工业。三月中旬，我到长沙参加全省大练钢铁动员大会，省委书记说要发动全民炼钢，“土法上马，土洋结合，”我听了很是兴奋，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以为这是国家研究出来的新的炼钢技术，恨不得马上就回去加以实施。

    不久，县里召开了大炼钢铁动员大会，董汉军作报告，要求各单位一把手亲自挂帅，将大炼钢铁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一切都要“以钢为纲”，所有工厂都暂时停工，学校放假，商店关门，机关除留一个人看家外，全部都要到炼钢一线去。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每个生产队，每个工厂，每个学校，乃至每家医院，都架上了一座座土高炉。没有煤，就砍树；没有原料，就收集铁锅铁铲，有的甚至把锄头、铁犁等农具都收了上来。县委机关炼钢组从博物馆收缴了一只古钟，是明朝永乐年间铸造的，一直放在博物馆当文物，现在也被搬过来当原料，博物馆的职员虽然不情愿，但炼钢是政治任务，没人敢站出来反对。当十几个人把古钟抬过来时，围观的人群发出一片欢呼声，因为这是全县收缴来的最大的铁器。

    我因为是分管副书记，想想自己要带头，所以家里凡是铁制的东西，全都搜集了起来，放到一个箩筐中，准备交上去。家里有一口炒菜的铁锅，还有一把烧水的铁壶，水娥说：“铁锅交上去，把铁壶留下来。”

    她弯腰拿起铁壶想藏起来，我横了她一眼，说：“你怎么这样没觉悟？”

    “到时用什么烧水？”

    “总会有办法的。”

    她生气地把铁壶往桌子一顿。

    我拿起铁壶往地上一砸，铁壶马上裂开了一个口子。

    “未必别人全都交上去了？”水娥看着破了的铁壶，仍然感到惋惜不已。

    “别人交不交我不管，但我是分管领导，要带头。”

    不久，石铺公社党委书记洪绍忠打电话过来，说湄河边上发现了一座铁矿，我听到这个消息倍感振奋，马上骑车赶往石铺。洪绍忠三十多岁，三角眼，窄脸，瘦得颧骨都突了出来，看上去十分精明，讲话时眉飞色舞，看见我来了，显得很兴奋，说这是一个巨大发现。他把我领到河边，找到那个发现铁矿的农民。那个农民五十多岁了，个头不高，头发零乱，一身衣服破破烂烂，两只手又黑又粗，还没说话鼻涕就先流了出来。他用锄头从泥土中挖出一些带铁锈的的石头和泥巴来说：“是我最早发现的，张满儿讲是他最早发现的，简直不要脸。你看，这么重的铁锈，不是铁矿石，会有铁锈？”

    “你发现多久了？”我问他。

    “总有几十年了，我从小就在河边长大。”他一边用衣袖擦着鼻涕，一边回答道，“原来我跟大队干部讲过，他们不信，这些铁锈怕还是我做出来的？”

    那个农民背着锄头继续到处挖着，我看他邋里邋遢、语无伦次的样子，问洪绍忠：“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些毛病？”

    洪绍忠想了想，摇摇头，说：“不会吧。”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我问他。

    “我打算组织人马先挖，一边挖，一边炼，说不定能练出铁来。”洪绍忠满怀信心地说。

    于是他们就在附近建造了两个土高炉，组织了几十个人挖矿，他们没有办法检验石头的成份，就把石头放到高炉中烧炼，烧了半个多月，这些石头仍然坚硬如故，没有任何反应。挖到最后才发现是一只铁船沉没在这里，因为年深月久，泥土中便混杂了大量的铁锈。后来，洪绍忠跟我说那个发现铁矿的农民脑子是有些毛病。

    不仅那个农民脑子有问题，当时很多人头脑发热，行为都变得不可思议起来。有一天，我正在政府大院内察看炼钢的情况，仲甫的爱人杨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要跟我报告一件事。

    “这么急，什么事？”我问她。

    “仲甫走不开，他要我来告诉你，纺织厂正在砸机器。”她说。

    “为什么？”我不觉吃了一惊。

    “他们说要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停止纺布，所有的工人都来炼钢。”

    “这是好事啊。”我说，“为什么要砸机器？”

    “胡厂长说要炼出两千吨钢来，没有原料，准备把纺织机砸了做原料。”

    “简直是瞎胡闹！”我有些气愤地说道。胡兴国是个转业军人，不懂企业，做事一向喜欢蛮干。

    我和杨紫赶紧往纺织厂赶去，我看她穿了一身工作服，问她：“你现在也到纺织厂上班了？”

    “是啊。仲甫说现在都要自食其力，不能在家歇着。”

    “你在厂里干什么？”

    “保管员。”她说保管员的时候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下意识地认为当保管员，有些委屈她了，但看她单瘦文弱的样子，除了做保管之外，似乎也做不了别的工作。现在看她穿工作服，与她穿旗袍的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心想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来。

    快到厂区的时候，杨紫放慢了脚步，说不跟我一起进厂了。我知道她有顾虑，就一个人进了厂门，厂区内的空地上砌了一排土高炉，胡兴国满脸通红，正站在高炉旁指挥工人搬运东西，平时那些纺织女工织布的时候，个个都十分利索，但现在做着这些搬砖搬煤的体力活，个个显得笨手笨脚。两个女工抬着一根并不粗的木头，一不小心跌坐在地上，惹得周围一阵哄笑，胡兴国走过去，对着她们吼了起来。

    “你们两个饭桶，这么小的一块木头都抬不动。”

    两个女工撅着个嘴，不敢做声，站起身来又继续抬着往前走。

    胡兴国转过身时，看见我站在门口，赶紧迎了上来。他劲头十足地跟我说，工人们决心很大，要炼出两千吨钢铁来，我听了一惊，县政府只给他们下达了五百吨的任务。

    “你们有这么多的原料？”我怀疑地问道。

    “楚书记放心，我们准备把纺织机都回炉做炼钢的原料。”

    “机器已经砸了？”

    “今天才开始，已经砸了几台。”胡厂长说，“这些女的磨磨磳磳，要是多些男职工，我们早点火了。”

    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要怎么制止他们，如果说不该炼钢，就犯了政治性错误；如果不阻止他们，机器砸了实在可惜。我想了一会，跟他说：“胡厂长，你们响应党的号召，大炼钢铁的的积极性值得肯定，群众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但砸机器的事要慎重，机器是国家财产，炼钢的目的也是为了制造更多的机器设备，现在既然有现成的设备，何必还回一次炉呢？”

    “这个，这个，我可没想过。”听我这么一说，胡兴国的兴致一下子消沉了很多。

    “砸了几台就算了，还没砸的，暂时不要砸了。等炼出了钢来以后再说。”

    “这个，这个，耽误了炼钢怎么办？我们厂定了两千吨的目标。”他显然怕影响到他夸出的海口。

    “再想别的办法，但不能砸机器。再砸，就要追究你的责任。”我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如不把话说重一点，他肯定不得放在心上。我本想说你们何必定那么高的指标，可是马上意识到这话不能说，说出来就是反对钢铁挂帅了。

    “我们听楚书记的。”他听说要追究责任，显得有些心虚起来。

    “现在你赶快去阻止工人继续砸机器。”

    “好，好，我就去。”胡兴国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去了车间。

    胡兴国走开后，仲甫悄悄走了过来，长嘘了一口气说，“今天幸亏你来了，不然，纺织厂就保不住了。”仲甫现在也是一身工作服，早已没了当年做老板时的自信和风度。

    “这几天，你用心盯着，别让他们再砸下去。”我说。

    “好的，我会天天盯着。”仲甫说。纺织厂虽然已经不是他家的了，但他仍关心着这个厂子的命运。

    我还想和他扯几句闲话，但他似乎怕胡兴国看见，赶紧走了开去。看着他小心谨慎的样子，心想他在这里大概不是很得志，才不过两年时间，仲甫就象变了一个人似的。

    县委、县政府领导被分派到各地去督战，我督战的点定在东河公社。

    下面的热情较之上面，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到一个大队，都可看到极其壮观的场面，在高炉集中的地方，白天人海如潮，晚上灯火辉煌。到处浓烟弥漫，火光冲天，干活的号子声、鼓劲的喇叭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汗水和灰尘，即便是非常熟悉的人，碰见了也分辩不清是谁。

    看着这场面，我一时热血沸腾，雄心勃勃，要建成全省最好的土高炉，炼出最多的钢铁来。那段时间，我坚守在工地上，几十天没回过一趟家，对炼出好钢来，心中一直深信不疑。

    我以为每个人都象工地上的农民一样充满激情，一心一意扑在炼钢上，但没想到，后勤组居然发现有人偷炼钢的原料。

    来偷原料的是三个农民，两名妇女，一名男子，每人偷了一只锅子，一把菜刀。他们拿着东西还没来得及离开，就被后勤组的群众抓住了。公社书记刘跃山问我怎么办，我说要开一场批斗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会场就设在炼钢的工地上，那天下着大雨，几个民兵把三个人推到场地中央，任他们让雨淋着。三个人都低着头，表情麻木，头发被雨水淋湿后，紧紧地贴在脸上。两个女的三十多岁，一瘦一胖，男的则有五十多岁了。

    刘书记先作了一个开场白，说大炼钢铁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绝大多数社员都争先恐后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来，但也有少数落后分子，从中搞破坏，这些人是在拖东河公社的后腿。刘书记讲完后，要我也讲几句，我便将在省里开会时领导讲的内容照着讲了一遍：

    “我们大练钢铁是为了什么？为了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现在我们国力还不强，没有足够的钢铁来制造飞机、大炮和军舰，美帝国主义还在我们的周边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钢铁是工业的基础，只有把钢铁产量提高了，我们的国家才能变得强大起来，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才能得到稳步提高。今天把大家的铁锅收上来，等钢铁练成了，每家每户都可以分到几口又新又好的铁锅。可是，我们有一些人，仍然具有严重的剥削阶级意识，目光短浅，对社会主义工业生产怀着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把收上来的原材料，又偷偷拿了回去。我们必须和这种破坏行为作坚决斗争！”

    说到这里时，下面爆发出一片掌声。听到掌声，我颇有些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话很有鼓动性。

    斗争会结束后，雨也停了下来，几个民兵把偷东西的人押了下去，民兵营长娄丙安走过来小心问我：“这几个人怎么办？”

    我当时仍在气头上，就说：“必须严加审问，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的，我就去审。”娄丙安说完，转身朝那几个人走去。

    我跟刘书记又到练钢现场转了一圈，到快吃晚饭时，才回到指挥部，还没进门，就听到一阵妇女的哀号声，我以为是谁在打架，便循声寻了过去，刚一进门，便看见娄丙安正举着鞭子朝一个妇女身上抽去，那个妇女是下午被批斗中的一个，是个瘦个子，鞭子落到她身上，她就发出一声尖叫，她的头发已完全散了开来，脸上和手上满是血印。娄丙安每抽一下，就问她一句：“你偷了几次？”

    “第一次。”那妇女小声说。

    “我叫你不老实。”娄丙安又将鞭子举了起来。

    “别抽了。”我制止他道。

    他放下鞭子看着我，解释说：“不抽他们几下，他们就不得交待。”

    “算了，把他们放了。”

    “就这么放了？”娄丙安奇怪地看着我。

    “到吃饭时候了，你还管他们晚饭？”

    “滚。”娄丙安转过身朝那个女人吼道。那女人站起来，恨恨地看了我们一眼。

    不一会，他又将关在隔壁的两个人吼了出去。娄丙安虽然个子矮小，但站在犯人面前，却显出不可一世的样子。看他将那几个人打得皮开肉绽，我直想责骂他几句，可是转念一想，他不过是做了他份内的事情，当时对待阶级敌人惯用的手段便是一顿毒打，我说要严加审问，其实也颇有杀一儆百的意思。可是看见他们被打成这个样子，又觉得不该这么做。

    吃饭的时候，刘书记问娄丙安：“那几个人呢？”

    娄丙安说：“放了。”

    刘书记斥责道：“谁叫你放的？”

    娄丙安有些委屈地答道：“楚书记要我放的。”

    刘书记听说是我要他放的，就不做声了，他显然还想把他们多关几天。

    晚上我睡在工棚中，怀疑自己是不是心太软，对这些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是不是太过仁慈。但想起瘦女人离开时，眼神里所透出的那种恨意来，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