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便是在各单位划分右派。

    划分右派分子，地委定了一个比例5%，政府机关按这个比例，至少要划十二个右派。县长周仕衡也是地下党出身，比较开明，认为政府机关没有那么多右派，所以只确定了六名右派，而且这六名右派都是因为张贴了大字报，反映县委县政府的问题，语气尖锐，言词激烈，白纸黑字摆在哪里，大家都看到了。有个干部是公安局的秘书，姓刘，还只二十多岁，本来是公安局长严宝开响应董汉军的号召，安排作为积极分子，带头张贴大字报，引导大家跟风的，内容是党的干部要以身作则，地位变了后不应该换老婆。但没想到董汉军在南下之后就换了老婆，事情做得十分隐秘，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他看了不高兴，说这人是典型的右派。刘秘书指望严宝开站出来为他开脱，但严宝开怕惹火上身，不敢出面，最后便被划为右派。

    还有一个人也是董汉军点名要划为右派的，那份批评县里主要领导对美女和气对男同志严厉的大字报，虽然没有署真实姓名，但董汉军一下就查出了是政府办的一名年轻科员写的。

    定下六名右派后，我满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当初我还为曹锦轩捏了一把汗，没想到这次居然能顺利过关。但有天下午，快下班了，我正准备回家，办公室突然通知要召开紧急会议，那时经常召开紧急会议，一听到紧急两个字，心里就打鼓，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心怀忐忑地走进会议室，看见地委副秘书长龙泽军坐在主席位置上，一脸肃然，政府各部门所有的负责人员都参加了会议。等人到齐后，周县长说了一个开场白，说今天召开紧急会议，主要是讨论右派划定问题，地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特地安排龙秘书长参加会议。接着是龙秘书长讲话，他说湄阳地区反右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最后说到湄河县政府在反右上没有跟上形势，一个偌大的县政府机关居然只揪出六个右派来，离地委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反右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

    我听了心里一咯噔，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千万别让这顶冒子戴到自己头上来。因为一旦划为右派，则意味着丢掉职务，丢掉工作，一辈子抬不起头，更让人担忧的是，还将连累到家人和子女的生活。

    会议开得十分紧张，谁也不知道右派的名额会落到谁的头上。

    我本来要上厕所，但担心走了之后，被人揭发出来，就坚持着没走。会议开了近两个小时，平常这个时候早就有人去厕所了，但今天每个人都坐在那里纹丝不动。

    会场上鸦雀无声，静得让人发慌，可是谁的心里都在打鼓。

    周县长干咳了两声，说今天地委很重视，龙秘书长亲临指导，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是临时召集会议，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但至少得确定两名右派。他这么说，显然是不想扩大范围，但定一两个名额，也给龙秘书长一个面子。

    听周县长这么说，大家似乎又松了一口气，但还是没有人发言。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人讲话了。讲话的是公安局长严宝开，揭发罗副县长在上次座谈会上批评县委没有依法办事，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其他人便纷纷附和，罗副县长想为自己辩解，但与会的人七嘴八舌，根本没有他说话的余地。

    接着，另外一个人站出来揭发，政府办的王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清了清嗓子，说她来讲几句。她说上次开会的时候，教育局曹局长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说县委的干部政策存在宗派主义倾向，我觉得与事实不符，矛头是针对县委来的。

    她这么一说，其他人又开始纷纷附和。

    当曹锦轩被人揭发出有右派言论时，我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一直担心这个名额会落到自己头上。到这时，我才悄悄起身去了一趟厕所，尿憋得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便池边上时，我又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想，曹锦轩毕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可是他被人揭发出来，总只能怪他自己，谁叫他出言不慎呢？不一会便池边上就站满了人，还有几个人在外面排着队，大家的神色都十分凝重。

    回到会议室，我低着头，不敢看曹锦轩。这个时候，参加会议的人正在轮番对他进行批评。我想在坐的人可能都和我一样，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在别人轮番揭发曹锦轩的时候，我一直犹豫着要怎样表态才好。逃是逃不过的，在坐的每个人都要表态。我该说什么呢？我们平时在一起议论的一些事情要不要在这里讲出来呢？万一我没有讲，而他自己交待出来了，我该怎么解释呢？如果我揭发他，他会不会反咬我一口呢？或者我能不能讲一讲曹锦轩的优点，看人总要一分为二吧，无论怎么样，曹锦轩是个正直的人。可是别人都在揭发他，唯独我一个人讲他的优点，会不会把我当作他的同党呢？

    如果能保持沉默该多好啊，我可以什么都不说。可是我知道沉默即意味着对抗，而且被认为是一种内心的对抗，是一种比公开对抗更严重的对抗。你不发言，就意味着你同情右派，下一次，就有可能被揭发出来。

    正当我犹疑不决时，有人却把曹锦轩说过的一些话揭发了出来，说曹锦轩认为统购统销搞得太快，农民有意见。这个话题我们也讨论过，可见他不止对我一个人说过。别人既然已经揭发了，我再说一遍，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了，我这么想。

    所有的人都发了言，轮到我表态了。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把曹锦轩说过的那番话说了出来，我说这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怀疑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把话说完，我看见曹锦轩神情冷峻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仿佛象针尖一眼，刺在了我的心坎上，让我为之一震。我怎么变成了一个落井下石的小人？可是我不说，我不表态，今天就过不了关，我也就有可能会象他一样成为挨批判的对象。我担心他会把我附和的意见说出来，但曹锦轩一直低着头，一句话没说。

    散会后，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并且下起了毛毛细雨。刚出政府大门，我竟然碰到了曹锦轩，当时只觉得十分尴尬，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只是木然地点了一下头。他似乎也不知道要和我说什么，面无表情，低着头匆匆走了过去，我装作要等人，故意在门口逗留了一会，等他走远了，才开始慢慢往回走。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说不出是轻松还是沉重。细雨不停地下着，把头发都弄湿了。我回想起那天晚上开会的情景，若不是停了电，我肯定就在会上发了言，若不是罗副县长抢在我前面发言，今天划为右派的很可能就是我，想到这里，我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我想自己应该跟曹锦轩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又觉得这样做十分虚伪，刚才听别人揭发出他的右派言论时，我竟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多年以后，我一直为自己的揭发感到羞愧，无论别人有没有说，可是这番话从我口里说出来，对他的打击，无疑更严重，因为毕竟我们曾一起参加革命，一直是无话不说的朋友。

    回到家里，水娥还在给永新喂饭，问我吃了没有，我摇了摇头。她见我沉默无语，问是不是单位有事，我仍然摇了摇头，没有做声。她又问我怎么才回来，我说单位开紧急会议，确定最后两个右派。她紧张地看着我，问道：“你没事吧？”

    我摇了摇头。

    水娥见我摇头，松了一口气，说：“这段时间我一直担心你会出事。”她看我头发湿了，问道：“你头发怎么湿了？”

    我说：“外面下雨。”

    她突然叫了一声：“我还晒了被子在外面。”她放下饭碗，赶紧跑了出去，一边跑还一边埋怨我：“下雨了都不早说。”

    我心想，被子淋湿了要什么紧，比起划右派这样的大事来，实在不值得这么着急。

    罗副县长和曹锦轩还不断地为自己进行申辩，他们要找董汉军，董汉军却避而不见，他们给董汉军写信，说他们并没有反党，是响应董书记的号召才在会上发言的，但董汉军不给任何答复。我忽然想到这其实是他早就预谋好了的，那天晚上所谓的揭发，所谓的批判，都只是按照他的预谋在演戏罢了。

    政府机关因为不满5%的比例，不足的部分便分给下面的单位了，下面的单位又往下分，最后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的最多，因为他们再无下面可分了。有个女教师，因为会拉手风琴，被打成了右派；有个小学校长向上面提出希望改善一下办学条件，被打成了右派；有一所小学24名教师，有16人被打成了右派，后来有8个右派教师在同一个晚上集体自杀。

    不久，就听到曹锦轩自杀的消息，他是在得知自己要被劳教的消息后，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听到他的死讯，既悲愤且愧疚，仿佛是自己促成了他的死亡，在这样的时刻，他是多么需要有朋友为他开导哦，可是我却一直回避着他，有时碰了面，也不愿多说话。过了几个星期，永玉到我家中，约我一起去看看曹锦轩的爱人与孩子，曹锦轩的爱人没有工作，乡下还有父母需要赡养，家境之困难可想而知。我看了看表，还只有八点多钟，这时外面还有很多人，让人看到了显然不好，便在家里等了两个多小时，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才悄悄到了曹锦轩家中。他爱人正在给小儿子喂奶，见了我们，便放声痛哭起来，他还有一个四岁多的女儿，已经睡下了，听到她妈的哭声，又爬了起来，倚在她妈身上一起哭，我赶紧起身把窗帘放了下来。她爱人哭诉着说：“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为什么要逼着他去死？”我和永玉不知要怎么回答，只是安慰她，人死不可复生，两个孩子就全靠你了。说着说着，我竟也忍不住眼泪直流。我们不敢久坐，我和永玉各留了五十元钱给他们，便告辞了出来。出门的时候，因为怕别人看见，我连连示意他爱人不要送。

    回来的路上，只觉心情十分沉重，我转过头去对永玉说，没想到老曹会是这么一个结果。我以为永玉会附和我的话，他却一声不吭，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在这样一个高压的态势下，每个人都变得沉默寡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