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史而言，则恰恰相反，它对共时性研究更感兴趣，倾向于对具体作品的优劣按照某个静态的标准做出判断，展示具体作家作品的价值、意蕴，这个过程中，具体作家的人生背景、具体作品的社会背景、作家作品的文学传承背景，只是作为对作品产生了影响的要素被结合到批评的考虑范围之内，批评家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本身，他关注一部作品是如何超越了这些背景，显示了自己超越凡俗、不同凡响的方面，进而变得完全值得读者阅读的，他需要着重告诉读者的是他是如何从众多的作品中挑出了这部作品，因而他把更多的精力埋头于分析具体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是说他关注作品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问题。

    如果说，文学史关注的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具体的文学作品6，那么文学理论则是对这些对象的超越，它和文学史研究有关联，因为它要研究文学史理论（文学史研究的一般原理，特别是认识论、方**等问题），它和批评也有关联，因为它要研究批评的标准、方法等问题，但它更多的是研究文学的普遍规律，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以系统的概念范畴体系，揭示文学创作、欣赏、批评、传播的基本原理。从上述方面说，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的三个不同的领域，但是，这三个不同的领域不是截然割裂的，深入的文学理论学习必然要以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和文学批评（鉴赏）能力为基础，没有这些基础，我们的理论学习就成了无本之末，无源之水。这和我们前文所说的文学理论学习要贯彻“经验与理念综合统一”方**原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深入地学习文学理论，不仅要求我们对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界限有清醒的认识，准确地把握文学理论学科的学习范围，同时也要求我们做好文学史研读、文学批评实践。

    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当代具有特殊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获得了骄人的成果，仅仅是短短的不足百年的时间，现代白话汉语言文学创作已经达到了和世界平等文学对话的水平，它不仅创造了自己民族文学的历史，也为世界文学史增添了无数的魅力。但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却不尽人意。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阐释学美学、接受美学、符号美学、解构主义美学等一系列具有创见的文学理论体系，但是它们当中却没有一个原产于中国。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基本上是一部外国文学理论的引进史，而不是一部文学理论的创造史。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史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因而缺乏独立的理论品格。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自己自为的创造史，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别人的借鉴史？李泽厚在《当代西方美学名著译文丛书·总序》中讲：“许多爱好美学的年轻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冥思苦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都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和文章基本上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和水平。这种情况表现在目前的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上。”这是针对美学这个学科而言的，但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来说同样如此，而且这个意见即使拿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依然有切中时弊之感。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史的确缺乏富于学术价值的独创的理论体系。20世纪中国比较有力度的文学理论体系是李泽厚的客观人本主义理论体系、高尔泰的主观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但是李泽厚和高尔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共同弊病是用文化范畴取代美学范畴，例如李泽厚的“积淀说”，这个概念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文艺学范畴，而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文化范畴呢？

    在这里，我所要求于文学理论的，是具有完善的理论结构，具有独创的范畴系统，具有周延的历史阐释力的体系，例如黑格尔式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学说体系，而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所讲的文艺思想、理论观念、美学立场，我所要求于文学理论的，不仅是这些，还要有完善的文学理论形态――文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问题的系统的理论阐释。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极为失望的，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体系，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体系均缺乏应有的理论气势，前者是弗洛伊德主义、柏格森主义等现代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衍生，而后者是白壁德新理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翻版，而且它们在理论形态的完善性上都有严重的欠缺。即使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史上影响最大、意义也最大的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等思想也和外国的思想太近，前者和庞德的思想有直接的借鉴关系（如他的“八不”），后者其实只是19世纪以来流行于欧美的人本主义思潮的中国化而已，它们具有相对的理论价值（对于中国五四文学），但对于世界文学理论批评史而言其绝对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太多对于欧美文学理论思潮的模仿、移植、嫁接，而缺乏独特创造。人类的否定活动分成两类：“不能创造自己的生存性否定”和“能创造自己的本体性否定”，用在文学理论方面，它要求，一个真正文学理论家必须具有本体性否定的力量：离开对文艺现象的群体性理解──建立一个自己对文艺现象的独特的理解体系的冲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否定是彻底的，例如五四人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是五四文学理论的这种“批判”只是停留在“反叛”的层面上，它否定了中国传统诗学，但并没有真正地走到“创造”的境界里去，而是在“否定”中包含了“肯定”──在五四人那里否定中国古典诗学意味着肯定西方现代诗学。他们坚持的是“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的鲁迅式的“拿来主义”。

    鲁迅式的“拿来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论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结症，它使中国人的文论探索显得急功近利，使“创新”没有成为真正的否定本体论意义上的“创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正是缺乏这种否定的精神，这也是中国近100年以来缺乏真正的的文学理论大师的原因。

    如何立足于汉语言本位、建立新的面向21世纪的汉语言诗学？任何有责任感、历史感和理论热情的人都应当适时地思考这一问题了。20世纪中国文论总体上讲对中国汉语言诗性特征是漠视的，在整体思路上是西化的。当代中国汉语言文论体系应当有它自己的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崭新特性，应当有它自己当代性的诗性语法法则。如果，我们的文论不能对世界理论贡献出独特的具有汉语言诗学特色的范畴和体系，贡献出独特的汉语言文艺思想、解释图式，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必然不能在世界理论之林中获得存在的地位。

    就此谈到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史的解释能力。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不能全面解释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但是这样的事情恰恰发生了，直到目前为止，20世纪中国没有出现一本令人心悦诚服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更无谈一本《中国文学通史》了。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学史观吗？我们有自己的不同于外国的文学史治史标准和模式吗？没有？我们相当多的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历史实际上是盲视的。黄修己先生统计，解放以后中国人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几百部，这个量让人吃惊，同时他们的盲视、短见、雷同也一样让人吃惊，沈从文、张爱玲这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数的大家，曾几何时，在中国人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缺席，他们要通过美籍华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内销，才为国内的作家认可，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虚弱，在史观上的缺乏独见，在史识上的缺乏个性。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在这方面是有极大的欠缺的――到今天为止它尚没有产生一部能够真正地整合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出令人信服的体系性阐释的内在自恰的个人性的文学史著作（当然这不是说它没有产生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如集体编著的文学史成果，又如教材性的文学史成果等等，这些方面的成绩从某个角度讲当然是可观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思想的原创性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