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在自己的内容中注入主观倾向性，并依据这主观性对生活进行提炼和加工，这就导致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另一个区别，艺术真实是经过了作家加工提炼之后的生活真实。

    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人说得比莫泊桑更好了，他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自然地进行，有的事情急转直下，有的则老是停滞不前。艺术则不同，它要事物进行的有预防有准备，要善于运用聪明而不露痕迹的转换手法，要利用那最恰当的结构上的巧妙，把主要事件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对其他事件则根据各自的重要性把它们作深浅程度适当的浮雕，以便产生作者所要表现出来的特别真实所据有的深刻感觉。……因此写真实就要根据失去的普遍的逻辑给人关于‘真实’的完整臆象，而不是把层出不穷的混杂的事实拘泥地照写下来。”42这里莫泊桑所说的“层出不穷的混杂的事实”其实只是作家写作的素材。所谓素材，是未经作家整理加工改造之前的生活原材料，在这个阶段这些原材料还是混沌的、杂乱的、良莠不齐的。素材只有经过作家的加工改造才能上升为题材――在素材基础上经过作家提炼、概括、整合而变得集中、凝练、富于意味的文学化了的生活内容，是经过作家挑选、开掘之后的倾注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和思想倾向的生活内容。

    换角度而言，艺术真实对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作家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还应当是一个生活的思想家，他不仅仅实录生活，而是提炼生活、改造生活、挖掘生活、概括生活，总而言之，他必须具备重新编织生活使生活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能力。

    有了内容，对于作家来说，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赋予适合这内容的形式了。所谓形式，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得以存在的方式，我们常常在数重意义上使用形式概念，一是文学作品内容得以组织起来的结构，二是内容得以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三内容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态的统一，既指内容的结构形态，又指内容的一切外部表现形态。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单有对生活的观察力和思考力是不够的，同样具有观察力和思考力的人，有的成了文学家，有的成了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何以如此？区别在于他们赋予自己所观察到的内容、所思考到的内容以什么样的表达形式。对于文学家来说，这形式一定是文学性的。文学家不是通过单纯的逻辑思辨性的形式直接呈献他的所感、所想，而是通过塑造典型形象、象征意象、夸张幻象的方法，通过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利用情节结构、人物性格、抒情意象等形式要素表达他的所思、所感的。

    因此形式创造力如何，便成了衡量文学家是否有才华的根本性标志。伟大的文学家一定是创造了独特的文学表现图式的，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的文学家，这只要我们看看马尔克斯对于魔幻现实主义表现图式的创造，斯汤达对于浪漫主义表现图式的创造性发挥就可以理解了。歌德有一词在与爱克曼对话时谈到诗人的本质时说道：所谓诗人，“就是对情境的生动情感加上把它表现出来的本领”，歌德非常清晰地说出了作为一个作家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生动的情感”，二是“把它表现出来的本领”。前者可以看作是歌德对作家的观察生活的能力的要求，后者可以看作是歌德对于作家的“形式创造力”的要求。

    二、天才论、技艺论、学习论

    作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作家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有什么样的条件？历史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大致有三派。一派持天才说，一派持技艺说，一派持学习说。

    一、中国古代文论家王充把一般文人分为这样几种：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等。通过对鸿儒的赞扬，王充提出了品评作者的标准。王充认为品评作者的高下不能以作者的知识量为标准，而应当看他是否能博通能用。东汉时期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死读书的儒生，一些人一辈子钻在故纸堆里，埋头和死人对话，而不能活用，对于这样的人，王充说他们不过一些学舌鹦鹉，能够看看草，识识木，却不能把草采来做成草药，把木头伐来做成建筑材料。王充提出文章作者必须有“才智”和“实诚”两种品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否定了文章可以通过勤学而来、摹仿古人而来的说法，强调作家必须具有一定的天赋，写作要有真诚的情感。这种观点，在西方也不乏其例。

    康德就是一个天才论者，康德说：“天才就是那天赋的才能，它给艺术制定法规。既然天赋的才能，作为艺术家天生的创造机能，本身是属于自然的，那末，人们就可以这样说；天才是天生的心灵秉质，通过它，自然给艺术制定法则。不管这个定义是怎样一回事，它或许只是肆意而谈的，或许符合人们在天才这名词下所把握的概念，或许不是，（这将在下节证明）人们仍然能够预先证明，按照着这里所假定的字义，美的艺术必然要作为天才的艺术来考察。……美的艺术这一概念，不允许那对于它的作品所下的美的判断是从任何一个法规引申出来的。”43就此看得对“天才”作了详细论述：“（一）一种天赋的才能，对于它的产生不提供任何特定的法规，它不是一种能够按照任何法规来学习的才能；因而独创性必须是它的第一特性；（二）也可能有虽有独创性、但却无意义的东西，所以天才的作品必须同时是典范，这就是说，必须是成为范例的。它自身不由摹仿产生，而它对于别人却须能成为评判或法则的准绳；（三）它是怎样创造出它的作品来的，它自身却不能科学地加以说明，而是它作为自然赋予它以法规，因此它是一个作品的创作着。这作品有赖于作者的天才，作者自己不知晓诸观念是怎样在他内心里成立的，也不受他的控制，以便由他随意或按照规划想出来，并且在规范形式里传达给别人，使他人能否创造出同样的作品来；（四）大自然通过天才替艺术而不替科学定立法规，并且这艺术仅止是美的艺术。”

    在康德的意识里，艺术是天才的事业，而天才是无需人间的规范的，相反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把规范带给一般的摹仿者，他订立规范，当然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并不知其所以然的，他只是伟大的自然意志的代言者。

    同样是天才论者，莱辛和康德有一点儿不同，莱辛强调天才必须学会规则，必须和规则的领会结合，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激烈地讽刺了那种抽象地强调天才的批评家：“我们自己也有一伙批评家了，这些批评家所做的最好的批评是――使一切批评形迹可疑。他们喊着，‘天才！天才！’‘天才超越一切规律！天才所做的就是规律！’我相信，他们这样向天才献媚，好让我们也把他们当作天才。可是他们一口气接下去说：‘规律把天才压制！’这样说法，就太明显地暴露了，他们在自己身上连天才的一点火花也没有感到。――好像天才会让自己给世上任何东西压下去似的。”44

    天才论者一般认为文学创作的才能和内容是天赋的，因而他们强调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天启因素，例如柏拉图的灵感论，他认为高明的诗人：“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诗人不过是“神的代言人”。

    天才论者强调天启，并不是说他们就觉得作家的人格、修养、才能不重要，大多数时候恰恰相反。比如歌德。歌德一方面认为，一些艺术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夸耀于世，完全是错了，“实在说这种秉赋对于艺术家并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人的理性与神的理性完全是两回事”，单凭人的理性与材质能够知道的东西是极为有限的，人能面对的世界问题是有限度的，“人的理性不能衡量整个宇宙的一切活动”，人要使整个世界具有理性更是徒劳，人能做的是把“对世界有益的那些高尚原则说出来，把其它原则藏在心里，让它们象潜藏的太阳，将柔和的光辉照射到我们的一切行动上”，而这些原则不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是来自上帝那里的，是天赋的；但是另一方面歌德又认为，要把这些原则说出来，则要靠伟大的人格，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只有有了这种伟大的人格和坚定性，他才会具有那种从事伟大事业的道德力量，把理性精神传达给整个民族，并推动整个民族走向庄严神圣的道路。歌德认为艺术家的人格不仅会刺激艺术家以现实的态度去面对自然，而且会刺激他的预感和想象力，但是，他相信这种预感和想象力不是植根于经验而是植根于人格和才能，因为歌德相信文学家不是依靠知解力而是依靠想象力和预感来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