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一方面应该是一个诗人，另一方面他还应该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深邃学者，他应同时具备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深邃，他应是诗的想象与哲学的思辨的混合。从本质上说他应该是社会上最具有历史感的那一种人，他们不仅为现实写作还为未来写作，不仅为民族、国家写作，还为人类写作，然而为什么事情恰恰相反？他们的著作成了这个时代最没有历史承受力的？

    作家自然首先是那些孜孜不倦，埋头捕捉各种生活细节，沉湎于生活表象的那种人，他在昔日的世界中品味历史风云际变，在现实的人生声故事中感受世态的变幻无常。但是，很显然仅有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对人类历史等外部客观的兴趣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够的。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纯粹的与观察者主观没有关系的客观生活现象，作家所要揭示的并不是生活表象真实，读者对这样的真实并无多少真正的兴趣。作家，只有从他的对人类、对历史的整体性柔情和关怀出发，让自己博大的历史悲悯和人类情怀照亮眼前的事事物物，按照自己对于人类的整体性立场来关照生活表象，以一个爱者、思者、超越者的身份去展示过去、描写未来、揭开当下的时候，我们说他才真正地获得了写作的立场。

    也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他才获得了卓然独立的作家人格，他的写作风格才不会因为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盛衰而随波逐流地亦盛亦衰，他的风格才能在超越历史的意义上为更多时代接受，他的语言才能横跨有限的时空跟几乎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的文学艺术精神生活紧密关联。

    当然，文学创作并不是一种可以一劳永逸的事业，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它不同于前代也不同于后代的独特的时代命题，这些命题对于人类来说也许仅仅当下才是有意义的，超越了当下的语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对于这样的当下性命题，作家们是否应当拒绝呢？难道它不应当放弃或者反对吗？不应当从历史的高度和人类的广度上来选择他的题材，而拒绝那些注定要被淹没的时效性材料吗？不是如此。比如鲁迅，如果他不是那么深切地对于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关心，就不会去写杂文，今天，尽管我们会说鲁迅在杂文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应当把精力集中于小说创作，鲁迅过度关心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天才作家的人类使命、超历史使命云云，但是，换角度而言如果鲁迅不是那么真切地观察了他的时代，他如何能在小说创作中捕获得对人类、对历史的种种超越性见解呢？他把中国封建史概括成“吃人”的历史、用“阿Q精神”来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等等，都是来自于他对其时代生活的敏锐观察。就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人类视角实际上都来自于个体视角、民族视角、国家视角。但是，反过来我们又要说，任何人类视角、历史视角都不仅仅只是个体视角、国家视角、民族视角、时代视角，而是对这些视角的超越。

    但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要为自己的时代作出牺牲，他不仅要为超越的世界写作，还要为现实的世界写作，就如同哈维尔、索尔仁尼琴、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一样，他们为未来而写作，同时也为现实而写作，并愿意为此而付出重要代价，有的时候甚至为此而流放、监禁和牺牲。就如同鲁迅一样，他们不仅是文学家，同时还是革命家、思想家，人民为此而永远牢记他们，他们不仅仅用语言在大地上竖立起了自己的丰碑，同时还是斗争的意志和反抗的呐喊为自己在人民的心中奠定了不朽地位。

    换而言之，作家必须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生存，他的历史感是以灼热的现实情情怀为基础的，也许对一个作家来说现实情怀还更重要一些，它决定了一个作家在多大的程度上能与现实进行对话，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纯粹的历史兴趣（对现实漠不关心的历史兴趣）对于作家来说是不必要的，也许那种口口声声声称自己为历史、为未来而写作的作家，其作品恰恰是最没有永恒价值的，古往今来的文学发展史已经说明那些在专制、暴力、压迫面前用沉默表示了认同的作家，那些“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作家，那些没有为人民鼓呼的作家，几乎都成不了什么大气，他们也许在那个时代可以生活得很好、很有地位，但是离开了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便会像他们的生命一样被时光抛弃。

    作家是否应当抛弃自己的偏见？我们有一种观点认为要站在更为普遍的立场上，作家就要改造自己、抛弃自己，把自己改造得越是彻底就越好，真是这样吗？事实上那种纯粹的不受个人偏见左右对于生活和历史的观察是不存在的，海德格尔认为任何理解与认识的可能都要受到三个先决因素的制约。一是“先有”。每个人都是一生下来就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中，历史与文化在我们意识到它们之前就已经先占有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去占有历史和文化传统。正是这种存在上的先有作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发生的先决条件，使我们有可能理解现实、历史、文化和传统。二是“先见”。它是我们在思考和理解时所借助的语言、观念以及运用语言的方式。语言、观念和运用语言的方式自身会给我们带入先入的理解，这种先入的理解将参与我们所有的理解行为并影响其结果。三是“先知”。在我们理解和认识新的事物之前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作为推知未来的起点和参照系，它是理解和认识得以发生的前提。54海德格尔的这一论述也同样适用于作家，作家对世界的认识过程的主观性不仅表现在对已有对象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两方面，而且甚至还表现在一个作家对生活素材的选择上，“每一个主体总是选择符合他的需要和兴趣的那些东西作为评价的对象。55”按照现代解释学者加达默尔的看法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不受人的有限性与历史性的制约的所谓的自主的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从历史的直接缠绕与伴随这种缠绕的偏见中解脱出来的主体56，针对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某些说法他反问道：难道仅仅通过采取一种态度，认识者就真的能使自己离开他当下的情景吗？加达默尔认为历史性并非仅仅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偶然的和主观的条件而是一种本体论的条件，在历史理解的一切过程中早已本质地包含了认识者自己的当前情境，事实上，现代解释学，把认识者束缚于自己当前视域的特点以及认识者同认识对象之间的时间间隔，作为一切创造性理解的基础而不是作为必须克服的消极因素和障碍来认识的。我们的偏见并非使我们与对象相隔，而是使对象向我们开放，它是社会认识得以进行的积极条件。正是这一意义上加达默尔说“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性”57。总而言之离开作家的当下的历史处境和偏见作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的认识，因此这种当下性和偏见性并不是作家必须要克服的。

    当然，对于作家来说解决了这一点，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曾经论证了，作家不可能超越自己的个人视域，因此作家只能从自身的视域出发来写作，但是作家又必须服从人类的义务，这两点如何统一呢？理由是这样的，黑格尔曾经很好地论证了类与个体的同一性，类的历史就是个体的历史，类的特征就是个体的特征，如果黑格尔在这个说法没有错误的话，我们从这个前提出发，就会发现作家深入自身作为个体的深处，也就深入到了类的深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陀斯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挖掘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二元分裂也就历史性地道出了人类的二元困境的问题。就如同作家在解决历史关怀和现实关怀之间的困境时，必须把现实关怀作为历史关怀的必要步骤和方法来认识一样，在类与个体的夹缝中，作家也必须把个体当作通达类的方式和方法，类不在抛开了个体之后的彼岸，而就在个体之中。由此出发，他应当深信，他真诚地代表了他本人说话，说了真话，也就代表了类，每个个体真切地代表了自身，那么人类也就在这“个体”自然而然地见出了。从这个角度，法伊尔·阿本德的“所有的人都是个人58“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