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人类共同生活应当有而且也必须有其道德基础，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极限准则”，极限准则作为一种人类共同生活伦理学，在主体论方面应当坚持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的双重主体论，为确保个体和人类同时作为基本利益主体的可能性，应反对在个体和人类整体之间再设立任何形式的中介利益主体，防止以其他人类集团利益来反对个体和类整体利益本位，主张在“极限准则”的讨论上除了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其他利益主体。在价值论方面应当将人的存在和自由作为核心之核心。这里“人的存在和自由”自然同时包括人的个体性存在和自由以及人的类整体性存在和自由两个方面。另外，我们之所以将之称为极限准则是因为这个准则是在任何民族、阶级以及其他利益集团的观点之上的，人们不能因为其是东方人，或者是西方人就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准则，也不能因为是美国人、日本人就说这个准则不适用于他们，它是使人类成为人类进而使个人称为个人的那种东西。它要求人们，首先是做一个“人”其次才是做一个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首先是做一个“人”其次才是做一个东方人、西方人……；首先是做一个“人”其次才是做一个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这个次序不能搞反了，如果你不愿意是一个“人”，也可以，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是亚洲的，所以亚洲的人就不是人，就不必遵守一个人的起码的准则，就不要人的起码尊严，就不要人的起码义务。是人就要先占得人的位置，有人的尊严，说人的话，做人的事，比如同情、怜悯、正义、尊严……你不能因为你是某个民族的人就说你不需要这些，或者你也不能因为你不需要这些就不允许别人来要这些，进而如果你是个人还应当帮助没有被当成人的人来获得这些――这是一项“人”的义务，进而也是人类的义务和准则。

    三、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

    文学的民族化与世界化问题，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文学理论工作者的理论问题，同时也一直以来困扰着文学创作的实践问题。因此，此一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一个理论命题来对待，而要把它当作一个实践问题来解决。本节我们结合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此一问题的争论、分歧来研究这个基本理论命题。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文学之现代化，是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20世纪中国文学经历了由西方化与民族化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重新审视这一过程，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未来既不可能在西方化道路上获得，也不可能在民族化道路上成就，必须建立文学发展的生成观，生成的文学是个体的文学、独创的文学，而不是建立在对任何既有文学模式上的拿来的文学、承袭的文学，这种文学在其诞生之处，也必然就是世界化的文学。下面是我们的具体讨论。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周作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来外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84，周作人实际上还是希望借用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生的精神活力，而其根基还是在中国，即所谓“遗传的国民性是它的素地”85。这方面胡适不一样，胡适主要是从文学的形式着眼，而且是彻底地西方化（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希望中国的现代作家做路德、但丁。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从语言的角度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很显然，他的这种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得、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是有限度的，他的立足点依然是在西方；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例如在《人的文学》86一文中，周作人就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再比如，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87”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几乎把那些具有话本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类而加以挞伐，进而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人本主义化）。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不管是肯定中国古代白话文传统也好，还是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作品也好，五四文学理论家在“西化论”上是一致的。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人强调文学白话化，但是却对这样传统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不感兴趣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读物”方向发展，现代小说家是把小说作为一种案头读物来创作的。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

    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西方纸面小说、文人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是通俗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知识分子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人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玩了一个“古已有之”的策略，这个策略是为文学革命提供历史支持，因为中国人是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方式的，这种方法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维（例如《孔子改制考》）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