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八章山本的理论（二）

    山本做为一名职业军人，有着双重身份，他并不满足于军人的角色，他有自己的野心，他要为自己的皇室，争得一份荣誉，更想为自己的王八人生，重新树立起自己在军中的威望。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是不辞辛苦，潜心研究，终于成为一名中国通，当然，对本国的强军之路，对本民族的特性，他更是了如指掌。

    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大和民族的特性分不开的。

    首先是不搞内哄。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皇协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中国人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对他们来说，根本做不到，就是现在，除满洲外，中国的所有地方，所谓的“兄弟”间，正打得不可开交。而反观本国人，却真正做到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那么，为什么大和民族能够团结在一起呢?

    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就是对外扩张。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自己的邻居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第二是认真敬业，这也是大和民族的性格之一。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

    自己的一个朋友，曾经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这让中国人瞠目结舌。

    本民族的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国家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

    山本认为，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做任何事情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起严谨精神。

    第三是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他们的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

    可见，我们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完全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我们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本国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第四是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

    为什么本国把中国选为对外扩张的第一目标呢？

    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其主要原因，山本认为还在中国的自身。

    首先，由于支那的国力衰弱，不堪一击。

    支那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支那人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支那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本国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在两国实力对比上，日本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本国扩张的决心，也使和支那全面的战争具备了切实的可行性。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具备了对外扩张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对本国人来说，真的是弱不禁风。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国人，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这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容忍克制。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以和为安的意愿。

    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

    安土重迁、以和为安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以和为安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在中国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

    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