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出于对传统的偏好和强烈的现实感，也基于对人性深刻而实际的考虑，对荀子来说，劝说才是必要且可行的。他相信或希望，通过恰当的辩说劝导，向来凭借机遇实现的“道”，有可能摆脱“命”的限制，成为一种可以现实地把握的人“道”。“道”之不行，在于人们不相信或不愿意遵从它，那么自然地，要实现“道”，就要让人们相信并遵从它。这个思路本质上并没有超出传统的一贯做法。荀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再信任理想化的说教方式，不相信人们会出于对“善”的渴望而自愿服从“好”的生活原则。正是这种对现实人性颇具悲观色彩的理解，使得以下事实对荀子尤为重要：较之直接灌输“真理”，劝导或诱导是更为有效的传道方式。正是因此，不应将《萄子》一书理解为纯粹意义上的思想著作。这部作品具有劝说的性质，其著者特殊的写作目的，使得它不可能是一部思想独白，而明显是一种辩说。《易·系辞上》日：“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从写作的角度看，“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荀子著作的突出之处，正在于试图通过一种人们可能接受的、灵活且现实的论说方式来文饰“道”，使之可亲可信，从而促使他们依循“道”。就此而言，他的写作其实是一种以鼓动天下之人从“道”为目的的辩说。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视角，《荀子》一书中不少看似突兀的地方才可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荀子》作为一部注重现实效果的著作，其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一种救世“活动”。这一点，荀子在书中其实已经明示：“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他试图以写作的方式来获得其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具有的“权力”，从而能够指导人们过一种遵礼循道的生活。通过这种努力，他想表明，“道”的实现实际上是可欲可为的。关于这一点，刘向叙录荀卿书，曾敏锐地指出：“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在荀子，“道”之为易行，不只在于他认为可以通过劝导说服人们顺从“道”，也由于他关于“道”(礼义)及其实现有更为实际的理解或解说——这一点，显然是服务于劝导的需要。“劝导”是荀子推行礼的主要方式和论说基调。对他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乃是礼如何可能在现实中规范人的生活，对这个问题具有时代特点的创造性回应及相应的努力，正是他的思想(或辩说)中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因此，对苟书作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很可能是对它的解构。

    《荀子》全书呈现出一套较为完整而有层次的劝说策略，但这应该看成作者无意识的结果，换言之，荀子并非特意以一整本书作系统的论说。因为，先秦时个人著述以单篇的形式流传，《荀子》各篇为刘向整理成书也是较晚的事。荀子的劝说工作，实际上是以篇为单位有针对性、有侧重点地展开的，这使得他的某些篇章具有相对独立的主题，而另一些则在内容上明显相互交叉或补充；即便是那些以专章讨论过的问题，在其他篇章中也会或隐或显地有所涉及，这可理解为荀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式的连贯性表现。各篇在内容或问题上的共通性、较为一致的劝说风格，使对《荀子》作整体性的讨论成为可能；同时也有必要紧紧抓住荀子推行礼的根本动机，审视其著作，从中理清其基本思路。

    与很多同样具有劝说倾向的著作不同，《荀子》有选择地设定说服对象，他们主要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潜在的“士、君子”。由于古时并非每个人都具备阅读能力，荀子的劝说对象并没有涵括所有人；对于那些他认为注定是“庶民”的人，他寄望于通过一种带有强制色彩的制度来使他们逐渐：习惯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他的说服方案也非常现实，主要针对其同时代的人展开劝说。在他来说，既然已看到“道”的实现是一个生死攸关并且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以俟后人”的态度就多少带有逃避责任的意味，因为，持这种超然态度的人，既不讳言自己在关键问题上的洞察力，又试图置身事外，把困难的问题延搁到无需自己付出努力的“将来”。荀子的诸多篇章勾画了他极具现实感的努力，其劝说也可谓步步为营。他首先面对的是一项可以称为“清扫”的工作，这主要体现为他针对诸子展开的辩说。如前所论，战国各家之间的论争从来就不是彼来我往的和平讨论，而常常表现为彼此之间不可调和的断然否定。在这方面，荀子的态度看起来有些特殊。一方面，他的著作涉及对众多学派的理解，承认诸家均有所见；另一方面，他拒斥各家学说的激烈程度又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有点“刀戈相见”的意味：不只在理智上拒绝它们，更主张以一种暴力的方式使这类“邪说”无容身之地。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互不相碍地出现在《荀子》书中，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只有将荀子与诸子之间的碰撞仅仅看成学术论争，这种困惑才会存在。实际上，他对诸子展开批评是出于改善现实的目的，并非为立一家之言而排除异己，故他不拘门户之别、承认诸家各有所见，自是情理之中事；而就其劝说动机而言，他与诸子之间的争论又确乎是一种性命之争，不激烈不足以制服对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战国时礼乐崩坏的局面，筑成了百家学说相激相荡的思想盛景；但从荀子的角度看，各种“异说”的流传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加速了传统的崩解。对他来说，劝说的首要障碍，正是这些他所谓的“邪说”。它们不只会败坏人们的趣味，还可能影响到当国者的政治决策。因此，应该从劝说的角度来理解荀子针对诸子的论辩，并将这些论辩视为其劝说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再考虑到，其他一些根深蒂固的流俗观念同样也在影响当时人们的趣味和行为取向，荀子必须进行“清扫”的范围显然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