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客是殷商时期的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相传他教授了老子最重要的人生哲学——过刚易衰，柔和长存。

    商客生命垂危的时候，老子来到他的床前问候说：“老师您还有什么要教诲弟子的吗?”

    商客张开嘴让老子看，然后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大惑不解地说：“当然还在呀!”商客又问：“那么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说：“全部落光了。”

    商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老子说：“你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吗?”老子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想这是过刚的易衰，而柔和的却能长存吧!”

    商客点点头笑了笑，对他这个杰出的学生说：“天下的许多道理几乎全在其中了。”

    商客简短的几句话，道出了中华文化二千年来的道家精髓，刚性的东西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就容易折损，而柔和的却能耐住时间的打磨，任多大泰山压顶，也能像花草一样弯曲地找到生存的通道。

    汉文帝时，郅都踏入仕途，初任郎官，为文帝侍从。汉景帝继位，郅都被晋升为中郎将。他性格耿直，“敢直谏”，也能抛开情面，“面折大臣于朝”。很快，便得到汉景帝的重视。

    郅都因为镇压豪强而声名大震。汉初，汉政府倡行“无为而治”，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有的居然横行地方，蔑视官府，目无王法，不守国法。如济南郡的目间氏豪强，仗着宗族户多人众，称霸地方，屡与官府作难。地方官循于常法，“莫能制”，于是汉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针对不法豪强目无国法、为所欲为的特点，采取了以暴制暴的酷烈手段。到任即捕杀目间氏首恶，推行严法，开西汉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之先河。济南郡首恶被诛，“余皆股粟”，不敢再与官府对抗。他在任一年多，号称难治的济南，政治清明，国泰民安。“郡中不拾遗”。郅都雷厉风行地摧折济南豪强，影响极大，周围十几郡的太守对他衷心敬服，视他如上司。

    汉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郅都迁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亲领北军。他执法不阿，从不趋炎附势，或视权臣脸色行事。当时统治者一意恢复国家的经济实力，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因而人民受的剥削较轻，安居乐业，极少有百姓触犯法律之事，犯法者多为皇亲国戚、功臣列侯。郅都行法不避权贵，凡犯法违禁者，不论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惩之。列侯宗室对郅都是又恨叉惧，见他皆侧目而视，背后称他为“苍鹰”，喻指他执法异常凶猛。

    汉景帝原太子刘荣，因其母粟姬失宠被废为临江王。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他又因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犯罪，被传到中尉府受审。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给他刀笔，欲写信直接向景帝谢罪，郅都不许。窦太后堂侄魏其侯窦婴派人悄悄送给刘荣刀笔，刘荣向景帝写信谢罪后，在中尉府自杀。窦太后闻讯大怒，深恨郅都不肯宽容，责景帝将他免官还家。

    当时匈奴铁骑连年南侵，汉朝无得力边疆大吏，边境数郡久不安宁。因此，郅都还家不久，汉景帝又派专使到郅都家乡，拜郅都为雁门郡太守，命他抗击匈奴，并特许他不必按常规赴朝面谢，由家中直接取道赴任，“得以便宜从事”；一切事情酌情裁定，先行后奏。匈奴人听说过郅都的节操威名，得知他就任雁门太守，惊恐万分。郅都才抵达雁门郡，匈奴骑兵便全军后撤，远离雁门。至郅都死，都不敢靠近雁门郡。匈奴首领曾用木头刻成郅都之形，立为箭靶，令匈奴骑兵飞马试射，兵士们畏惧郅都，竞无一人能够射中。匈奴对郅都恨之入骨，乃遣人深入内地，四处散布不利于郅都的谣言。窦太后听到后，不加分辨，立即下令逮捕郅都。汉景帝心知郅都冤枉，说：“郅都忠臣。”准备释放．．窦太后不忘旧十艮，不容许。在她的蛮横干涉下，郅都终于被杀。郅都死后不久，匈奴骑兵便侵入雁门。

    郅都为官忠于职守，公正清廉，他为官有一句名言：“以倍亲而仕，当奉职死节于官下，总不顾妻子”是他为官做人的最好写照。后人对他评价皆很高。汉成帝时，大臣谷永在一道给汉成帝的奏折中曾论及郅都，说：“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幕。”并把他与战国赵国的廉颇、赵奢等名将并列，誉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后人的这些赞誉，当是对郅都最中肯的评价。但是，他为人“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做的又是执法的都尉，凌辱功臣、权贵，得罪的人实在不少。他就像一颗坚硬的牙齿，无所规避，在日积月累的碰撞中难免根基损蚀，最终难逃厄运。

    不通权变的商鞅

    提起商鞅，稍具历史的人都知道，但却很少有人会知道商不过是他的封号而不是姓，商鞅本姓公孙，也是姬姓后人，商鞅是卫之庶公子，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不可能从家族中讨得多少好处的豪门弃子，大多此类人物在古代只要不过分败德，保一生荣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如果没有过人的才情和好的伯乐想功成名就也是相当困难的。

    商鞅是不屑与平淡一生的，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比较艰难却能声名显赫于当世功绩足以留史册的仕途。醉心于刑名的商鞅，游历诸侯寻求着发展空间，辗转来到了魏国，时魏惠王治下的魏国完全具备争雄天下的实力，于是商鞅就在强大的魏国安定了下来，准备有朝一日能在这里大展宏图，不幸的是魏惠王手下能人辈出，没有年纪轻轻的商鞅立足之地。魏相公叔座向魏惠王推荐商鞅，魏惠王没有同意，公叔座认为商鞅若为他国所用，将来必定是魏国的大敌，就恳求魏王杀了商鞅。魏惠王只是笑笑，认为公叔座老糊涂了，既然要推荐商鞅。又为什么要杀他。魏相先公后私，把他劝魏王杀商鞅的事告诉了商鞅，劝鞅疾去，商鞅不为所动，答复座日：魏王不听君言任吾用，安能听军言杀我。遂不去。及座病甚故去，又问得秦孝公欲得天下谋事于秦共谋国策，乃西入秦。

    入秦后的商鞅如平阳的猛虎走进了山林，开始展现出他嗜血的一面。经各方打理后，商鞅很快找到了孝公之宠臣景监，由景监引荐终得见其一生的英主孝公，在三番进言未果后，改变策略，用急功近利的王霸之术打动了急需迅速提升国力的孝公，孝公终任其政。商鞅受重用后，立马提议要改革古制，以新法治国，在新法出台之前受到了秦国重臣的一致反对，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使得秦孝公最终力排众议下决心变法。变法伊始，甚不得力，为了能尽快展开变法大业，商鞅想了个妙绝的办法，用实惠让秦国百姓知道了国要变法的决断。经此利诱，百姓信服。变法阻力没有了，于是，商鞅大行其道，将他的刑名之术搬到了陈旧的秦国。忌惮于商鞅的残酷刑法，民众不敢懒做，更不敢偷盗，耻于私斗，勇于公斗。经十余载持之以恒的变法，秦国终于壮大起来了。

    秦孝公欣慰于商鞅变法带来的实质益处，正式给了商鞅以相职，并封赐他富庶之地商。商鞅凭自己的才能做到国相的位置，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如果说商鞅能在秦相位置上善终，那无疑是成功的，也值得后世敬仰并推崇的。但商鞅的刻薄少恩和贪婪无度早就注定了其咎由自取的结局。

    商鞅的刻薄少恩在其变法的过程中暴露无疑，法不容情在法制社会的今天看来是很在理的，但在以权治国的古代社会无疑是过分的。不论因何触法，只要触犯了法规，就必须受罚，没有任何理由，一时间多少人因此饱受皮肉之苦，多少人因此满怀怨恨而终，多少人因此亡命天涯。最抵触的无疑是当权者，因为他们法外开恩的特权受到了侵犯，太子不留神犯法，商鞅竞刑其大夫，黥其师。诚然此举能令人信服，但何尝不在给自己种下祸根，在一切为己的社会里，商鞅无疑是不懂得变通的人。

    商鞅最令人不齿的行为应当是诈败魏国。虽说战场上为得胜利不择手段是常事，但商鞅以饮酒求和为名引得魏将公子昂前来并于席间袭杀之，实无最基本的道德，可以说是道德沦丧。我们说计策不是不可以用，但不能这样用，无论是用间还是使诈，都不能失了信度，虽然战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交锋，但以自己的信用作手段无论如何都不能信服的，因此而得到的恶果最终要了商鞅的命。

    再说他贪婪无度，在成秦相后，商鞅有些飘飘然，大谈自己对秦国的贡献．四处招摇，一度有不摆足排场不出行的情况出现。隐者张良晓之利害，认为商鞅之贡献比之五羊大夫来实不值得一提，且进一步指出商鞅变法急功近利．与百姓无恩，与卿相无德，如再贪恋名位荣华，必将身败名裂。劝商鞅及时抽身秦国，以保得后世太平。然而，处于权力顶峰的商鞅非但不认可赵良的规劝。反而变本加厉，拿自己和辅助秦穆公称霸诸侯的五毅大夫并论，并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他，商鞅终不信赵良之言。

    等孝公死了，果如赵良言，太子登位后，商鞅立马就被受过他刑罚的太子师傅的报复。秦惠王以谋逆罪捉拿之，商鞅出奔，夜欲就民舍，被民舍以不验证正身不能留宿为由拒绝(被自己定下的制度所制，可悲可叹。作茧自缚用在商鞅身上实不过分)，后又逃之魏地，因痛恨其昔年诈败公子昂而不肯接收他．最终走返秦地被捉后遭车裂。

    商鞅可以说是一个天性刻薄的人，虽然推行的改革使秦国壮大富强，可是他的一系列政策多是严酷刑法，没有人情味。自己也不知变通，一味逞强好能，不考虑将来，太子尚且怕他三分。可是，如此得意洋洋，志满自得的日子必定不能长久，正如老子所言，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最终，商鞅被车裂，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