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哈尔滨台播出了美国社会学者艾迪16日离开哈尔滨前对哈尔滨学界的警告，他说：“现在东北危机四伏甲全国，要反抗帝国主义到底不屈服。”刘瀚从收音机里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好像有什么不祥就要降临了。他惴惴不安地调收音机，听9月18日当晚辽宁广播无线电台的广播，那里播的是赈灾演出的京剧。刘瀚不安的心情似稍有缓解，可是到了9月19日，辽宁广播无线电台却哑了，什么节目也没有了，这又引起了刘瀚的怀疑。他转而再听哈尔滨的广播，却也同往常一样。随之，北京的社会上传来了发生“九一八”事变的传闻，刘瀚的心马上紧张起来。他想弟弟刘准身在沈阳，他从事着与军事密切相关的无线电报工作，刘准的人身安全使刘瀚如何放心得下?尤其是北京的报纸和广播都传出从东北沈阳逃难到北京的人的倾诉，说日本鬼子在沈阳杀人放火，蹂躏百姓，无恶不作，刘瀚更是心惊肉跳，寝食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刘瀚头脑中闪现的总是端着刺刀青面猪头的小鬼子在向老百姓施暴，东北人民被奴役的深重苦难来临了！

    9月22日，弟弟刘准突然出现在刘瀚面前，

    刘瀚又惊又喜，这太出乎意料了，兄弟亲热地手拉着手肩靠着肩坐在了一起。

    刘准告诉哥哥，他和同伴王权几个人，通过沈阳站的熟人，爬到火车头的水箱上，总算逃了出来。整列火车上，处处都挤满了人，连车箱的挂钩上都站着人。从沈阳到山海关走了一天多。在山海关，蒸汽机车要换火车头，他们几个只好从水箱上下来，幸好有几个人在山海关下车，他们才挤进车门里，好歹算是回到了家。刘准告诉哥哥，“九一八”晚上，他将要就寝的时候，忽然轰地一声炮响，炮弹的啸声从空中划过。刘准心里骂道：“小鬼子又搞军事演习!”不料炮声一声接一声，越来越密集，方向是向着北大营，那面传来了隐隐的爆炸声，刘准开始感到形势不妙。不一会儿闯来几个军官，在电台附设的长途电话台打电话。电话间里的声音听不到，可能是请示行动命令，但没见得到了什么说法。午夜，东北电信管理处处长朱光沐来了，把电台所有的人带离电台。天亮的时候，刘准看到一些鬼子越过城墙，打开城门，涌进来大队日本兵。刘准原先排定值早班，来到报房时，报务主任章开鉴已在报房。章开鉴让刘准用人工无线电报机向外呼叫联系，刘准拍发了“沈阳沦陷”的字码。这是一个普通百姓向世人公布的第一个日寇武装侵略东北的报告，敲响的第一声敌情警钟，发射的第一发射向日本帝国主义的炮弹。这时候，几个端着枪，上着刺刀的鬼子兵踢门闯进报房，凶相毕露，哇里哇啦地吼着把人驱赶出去。刘准溜出大门口时，看见已有两个持枪的日本兵把守了，门旁贴着墨迹未干的“关东军占领，犯者铳杀”的告示。出门不远，刘准又见到墙上贴着一张木板刻字印刷的《日本军司令官布告》，落款是“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日期是“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这是鬼子早就预先印好的布告，可见蓄谋已久。日本人见着中国军人要枪杀，见着穿学生服的、穿西服的公务人员也要枪杀，人们都换上老百姓穿的长袍大褂了。刘瀚听着刘准的讲述，不觉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