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幼儿园
我四岁时和芦莎一起进了军区幼儿园。幼儿园在繁华的南岗秋林百货商店附近,是一个封闭的大院。四周是水泥墙上面用木栅栏围起来,木栅栏上涂着绿色的油漆。院子里有一幢三层俄式建筑,内有很多房间,按小班、中班分了活动室、食堂、寝室、洗漱间、厕所、浴室等。园中有很大的操场,有秋千架、跷跷板、攀登架、滑梯等。孩子们每周一送去,一直要到周六才接回家,这叫“整托”。
幼儿园接收的孩子都是从省军区和211医院来的,省军区是用一台大客车接送孩子,每到周一早上,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军区大院,然后孩子们就上车走了。车要走过军区大院一个长长的门洞,就像过隧道一样。每当车驶进门洞,车里就黑下来,孩子们齐声喊道:“天黑啦!”车走出门洞,车里重见光明,孩子们又齐声喊道:“天亮啦!”孩子们把这台车称为“军区大汽车”。211医院是用一台救护车接送孩子,开车的司机就是跟我姥爷非常要好的老万师傅,孩子们称这台车为“老万车”。
幼儿园对孩子的教育,首先是要遵守纪律,听老师和阿姨的话,按作息时间活动、吃饭、睡觉。孩子们一般四岁入园上小班,第二年上中班,第三年上大班,大班毕业就该上小学了。孩子们在家里,就是最严格的父母管教,也是比较自由放松的。可是一进幼儿园,马上就被“管理”起来了,愿意不愿意都得处处按规矩办,都有老师和阿姨管着。想撒个娇放纵一下决不可能,而且一去就是六天。现在想想从心理上来比较,孩子上幼儿园的心理感受大概跟成年人进拘留所的感受相似,都是失去自由被人管束的滋味。特别是刚入园上小班真的很难接受。所以虽然幼儿园条件非常好,可是孩子们谁都不愿意去。
每到周一早上,我就跟妈妈商量,“妈妈我不上幼儿园不行吗?”“妈妈工作忙,你不去幼儿园,在家谁看着你呀!”妈妈说。满心不情愿,可还是得去。芦莎更是娇气得很,每次上幼儿园之前都要哭闹一番,芦阿姨说:“杨卫卫也去。”这才答应去。但是每次都要她妈妈送去,到了幼儿园,她还不让妈妈走,一走就哭。有一回芦莎头上长了疮,把头发都理光了,只好戴着一个帽子,女孩子戴帽子,男孩子们便觉得好奇,总想把帽子摘下来看看,芦莎哭得不行,我在旁边既同情又着急,可是我却没办法,后来还是老师来解的围。等周六回到家,妈妈问我在幼儿园怎么样,我什么也不愿意说,可是芦莎却小嘴叭叭地说个不停,把我哭过几回都要说一说。
因为我有妈妈家和爸爸家两个家,所以我有时候是乘“军区大汽车”,有时候乘“老万车”。
一个周一的早上,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从爸爸家上幼儿园,爸爸送我去军区大院。爸爸用空烟盒栓上两条线绳,做成个小提兜,里面放了些糖果,有我最喜欢吃的大虾糖。因为出门晚了些,爸爸走得很快,我也跟着快走,提着小兜的手甩来甩去。
忽听有人在喊我们,回头看去,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穿着白衬衣,蓝裤子,脖子上系一条鲜艳的红领巾,背着书包,看样子是去上学的路上。他边喊我们边拿着什么东西跑过来,到了跟前一看,他手里拿着两块大虾糖。他气吁吁地说:“小朋友,你掉了东西。”这才知道,因为我的手甩来甩去的,把小兜里的糖甩出去了两块。那孩子刚好在后面看到,就拾了追过来给我。
爸爸一再感谢他,让他拿去吃。可那孩子怎么也不肯,把糖塞进我的小兜,对爸爸说:“叔叔再见!”转身就跑了。爸爸看着那个孩子的背影对我说:“这个小哥哥是学习雷锋叔叔的好榜样,你要向这个小哥哥好好学习呀!”
那孩子离去的背影,我至今还记得。
在幼儿园里,早上起床洗脸刷牙,吃早饭。上午上课,上课在活动室,长方形的教室,靠墙摆一溜小木椅子,一个挨一个。孩子们都得背手挺直腰坐在椅子。有时上音乐课,老师弹着风琴教唱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就是在幼儿园学的。有时候老师给讲故事,也有时小朋友们轮流上来讲故事。天气晴好的时候也在室外上课,有时日光浴,孩子们脱光衣服在太阳光下做操。有时老师组织做游戏,一般是玩“丢手绢”或者“找朋友”,都有专门的歌曲,孩子们边唱边玩。
中午饭后有午睡,下午一般是集体活动或自由活动。集体活动是老师组织,如搭积木什么的。自由活动则是老师或阿姨照看着,孩子们自由玩耍,所以这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荡秋千,坐滑梯,玩跷跷板,爬攀登架。跑跳追逐,看蚂蚁打架,看“毛拉子”上树,抓苍蝇逮蜻蜓。
院子里树根下蚂蚁洞很多,小小蚂蚁总能引起孩子的兴趣。那时对蚂蚁观察研究很细致,一种是黑蚂蚁,体形较小,性情也很温顺;一种是黄蚂蚁,个头大得多,也非常凶。蚂蚁遇到孩子就算倒霉了,用树枝把蚂蚁窝捅得七零八落,往里面浇水,尿尿。把这个洞的蚂蚁放到那个洞,看它们打架。对蚂蚁世界来说,简直就是一次一次的巨大灾难。黄蚂蚁还经常被孩子捉来舔它的屁股,非常酸涩的味道,很刺激。
那时在我眼中,荡秋千是最好玩的游戏。有些孩子站在秋千板上,两手把住两边秋千索,可以荡得很高,来回几乎接近秋千架的高度,非常潇洒。可是我胆子很小,到底也没学会,只敢坐在秋千板上晃悠几下。好在我的人缘不错,经常有孩子“带”我荡秋千,让我坐在秋千板上,他面对我,两脚分立站在板上我的两腿旁,然后努力荡起来。经常还有女孩子这样“带”我。现在想想,带人荡秋千比自己玩要费力得多,特别让女孩来带,真是该脸红啊。
孩子们有时玩的也很无聊,如向墙上吐沫看谁的“火车”跑得快,撒尿比谁尿的远之类。还有一种“对嘴”的游戏,孩子们经常互相脸对脸,嘴对嘴,把舌头伸出来舔一下对方的舌头。“杨卫卫,来,咱俩对个嘴!”经常有孩子这样喊我,然后我们就如此这般一下,有男孩也有女孩。现在想想,这种动作在当时应该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表达,只是觉得好玩罢了。但是,互相做这样动作的孩子,相互之间肯定是关系友好的。两个要打架的孩子决不会这样。如果让那位弗洛伊德老先生评论,大概他能说出很多“潜意识”来吧。
幼儿园外面经常有些孩子趴在木栅栏缝里看我们玩,有的羡慕,有的嫉妒,他们往往穿着比较脏,也很淘气,被我们称之为“野孩子”。有时候他们往里面吐唾沫,扔石头,里面的孩子也拿石头还击,这种“石头仗”经常打。现在想来,这大约也是社会阶层差别产生的对立情绪在孩子身上的反映吧。
晚饭后一般是自由活动,多半在室内。有时候在小礼堂放电影。看过一个电影>,有几个镜头至今记得,一个是刚开演时车头车轮转动的时候字幕“1942”年,一个是车上鬼子和游击队员搏斗,鬼子脑袋伸在车窗外,被打得只能撅着屁股挣扎的样子,一个是女游击队员追鬼子没追上,手榴弹没弦就扔出去了结果没爆炸的情景。
在幼儿园孩子经常看到的是老师和阿姨,都是女的。老师负责上课、组织活动,阿姨则负责生活管理。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是李老师,她约有三十岁年龄,短发齐耳,平时笑容并不多,故事讲得好,对孩子们也很好,大家都喜欢她。但如果哪个孩子有过失,她也会板着脸批评,甚至拿手指戳点他的额头。
田阿姨,二十多岁,烫发,很爱打扮,对孩子们从无笑模样,非常厉害,嘴里从来都没好话,对孩子除了批评就是训斥,孩子们对她真可以说是又怕又恨。我应该是个非常老实的孩子,从不跟别人争吵打架调皮捣蛋,结果她对我的评价是“蔫淘”。可以肯定地说,她绝对不热爱这份工作。其实阿姨的工作还是很忙很辛苦的,每天早上叫孩子起床,小班孩子还得帮着穿衣服,一日三餐吃饭都要看着,午睡时要看着,夜里还要把孩子叫醒撒尿,每周还要给孩子洗澡,在大浴池里几十个孩子她要一个一个给洗。估计累了心情比较烦,所以态度比较生硬。
午睡是我很讨厌的事,本来不困,可阿姨看着,都必须睡觉。我睡不着,还不敢睁眼,睁眼就要挨阿姨批评呵斥。我常常只好装睡,趁阿姨不在或没注意时,偷偷半睁眼睛,透过窗户看着天上变化多端的云彩出神。
半夜里我有时会突然醒来,半天睡不着觉,听着远处传来的火车头的声音。有“呼哧呼哧”的行走声,“吃吃”的排气声,“刮啦啦”的倒车声。有时街上驶过一辆汽车,远远地先听见“呜呜”的发动机声,越来越大,墙上路灯射入的光映成的窗影开始慢慢的移动,越来越快,越来越亮,“呜呜”声达到最大。然后,声音越来越小,窗影也越来越暗,慢慢地停止移动,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时常常会想家,想妈妈,想爸爸。
有一天傍晚,我衣服上有一粒纽扣掉了。我把它拿在手里把玩,又放在嘴边滚来滚去的,不知怎么一个不小心,竟然把它吞进肚子里了!这下子可把我吓坏啦。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只是觉得非常可怕,按说我当时也就是4岁左右,应该还不大知道“死亡”的概念,可是我至今也清楚地记得,我确实感觉自己是一定要“死”的了。我会因为吞进这粒纽扣而离开这个世界,从此再也见不到妈妈和爸爸,见不到姥爷,见不到小明和芦莎,再也不能和小朋友一起玩了。我要独自去了,没有知觉了。一般孩子如果干了什么自己觉得后果可能很严重的事,可能会害怕,会哭,可能会告诉其他小朋友,告诉老师,或者哭闹着找妈妈,可是我都没有。我只是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想着自己的心事。看着小朋友们都在无忧无虑地玩耍,暗自神伤。那天晚上活动室里的灯光很昏暗,也许是我心情的缘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床,上了床还想着这一觉睡过去可能就不再醒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没觉得身体有什么异样,但是心里的疙瘩仍未解开,一连几天都是神情恍惚,还强打着精神吃饭上课参加活动。
几天后,我终于发现,太阳还是照常东升西落,幼儿园一切如常,我也还是我。我终于明白了,吞下一粒扣子没有什么后果,我不会因此离开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不会因此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这是我从小到大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死亡阴影的笼罩,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死神的威胁。真正我长大成人后多次遇到真正的危险时,我却再也没有如此的感觉了。
到了星期六,孩子们都要洗澡,换衣服,然后坐“军区大汽车”回军区大院或者坐“老万车”回211医院,这当然是孩子们最开心最欢乐的时候了。
偶尔也有家长提前来接孩子,那就是意外的惊喜了。谁的爸爸妈妈要是提前来接他了,大家都羡慕死,我有时也可能当当幸运儿,有时爸爸来,有时妈妈来,有时姥爷来。有一次妈妈和舅舅来接我了,那天好象还不是星期六,不该回家的,大概是舅舅到哈办事,所以接我回家玩玩,我高兴极了!舅舅是个威武的解放军军官,以前我小时在211时见过他,他就是慧君表姐的爸爸,舅舅非常喜欢我,我也跟他特别亲。那天妈妈和舅舅领我到南岗秋林百货商店玩了一圈,给我买了一只“剪子糖”——一种糖果,装在塑料袋里,剪子形状,现已不见卖了——至今我还记得它的味道。我还记得那天我们是坐公共汽车回的家,天阴,好象要下雨的样子,是深秋天气,车上人特别多,很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