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搬到爸爸家

    爸爸的新家，在道里区高谊街45号。自1963年省军区从地段街搬到松花江边的友谊路之后，最早的宿舍就安排在了这里。因爸爸当时是秘书处长,最先跟着搬了过来。那时整幢楼还都没有住人,住房爸爸可以随便挑,爸爸就选了三楼朝阳.背荫的各一间,两间屋共32米。当时还可以选旁边一间极大的屋子,那间足有80——100米,原是做招待所俱乐部舞厅用的,爸爸想来想去，那时就他一个人住,要那么大屋子没什么用，就算了。

    这是一幢白色三层楼，这幢楼原是林业局的招待所重新修缮过的,大理石的楼梯,走廊和住房都是地板,公用的水房和厕所非常干净。一楼是军区门诊部,有收发室,有个老大爷负责看门，三楼有个通讯站。楼后有一个院子。院里是摩托车队,院门是两扇大木门,门上还有个小门,平时只开这个小门。院子里有一幢两层红楼和一排平房，住的都是军区后勤部门的工人、司机和他们的家属，还有粮店、澡堂、锅炉房等。

    高谊街是一条僻静的街道,偶然有一辆汽车驶过,它与友谊路交汇处是友谊宫,街道两旁是一些小绿栅栏围着的黄色小房,还有几幢别墅式的欧式建筑。沿着门前的上游街向东走十分钟就到了热闹非常的中央大街,中央大街上有道里秋林、副食商店、妇女儿童商店,再往东走到尚志大街有肉食品商店和兆麟公园,再稍远一点就是道里市场、哈一百、新华书店。娱乐场所最近的是友谊宫.附近还有青年宫、市歌剧院,还有三个电影院。从家里出来走10分钟就到了美丽的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真是个黄金地带,附近还有大大小小许多卖日用杂货和卖菜的商店,生活极为方便。

    在1965年妈妈从部队转业后，我们全家都搬来了,楼里的住户也开始多了起来。为保持一楼门诊部的安静,一楼与二楼的楼梯之间修起一道墙，把门诊部单独隔离开来。这样一来，楼上的住户就只能从院子里走楼的后门直接上二楼三楼了。每层楼又设了两个公用厨房,安装了煤气管道，每四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我们家原来那间北向的屋子也用来做厨房了,又分给了我们一间朝阳的屋子。爸爸带我们到厨房,告诉妈妈和大姐姐煤气炉的使用方法：打开开关,擦着一根火柴,一圈蓝色的火焰便从煤气炉中燃起,这就可以烧水做饭了。在当时的哈尔滨,能用上管道煤气的人家是很少的,普通市民都是烧木柴和煤来做饭，满街上到处都能看到煤堆、煤球呢。

    妈妈家和爸爸家合在了一处，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全家再不是每周团聚一天，而是天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了。二是一日三餐再不去食堂打饭，都是在家做了吃。三是爸爸妈妈都要很早起来吃了饭赶着去乘公共汽车上班，很晚才下班回家。总之，现在才真的像个正常的家庭了。

    妈妈转业到了太平区人民医院,任总护士长。太平区过去叫新发屯,是个贫民区,现在修了几条宽阔的大马路,但那些小平房、贫民住宅还是随处可见。太平区离我们家住的道里区很远,每天妈妈上下班单程就要乘两小时的车,中间还要换乘一次。听妈妈讲,她刚转业时要分配到太平区，因为离家太远上下班不方便，她不太想去。可是区里极力动员她去,说好去了以后为她解决住房。结果真去了人家就不再提这事了。

    有一天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大姐姐及放暑假从长春回来的姐姐一起去太平医院,到文化宫看电影,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了，我们在医院住了一晚。医院的院子里有座小楼,而办公室是院前的一排小平房,倒还干净,但条件很简陋的。

    《东方红》真是太好看了,据说是为了庆祝建国15周年而排演，周总理亲自过问的。这场大型演出是“文革”之前文艺界的最后一次辉煌,所有当时出名的艺术家几乎全部亮相,这部电影在很长时期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很多歌曲至今还在传唱。

    第二天早上,大姐姐带着我们到医院对面的菜市场看看,回来过马路时,有辆卡车急驶而来,我们都站着等车过去，弟弟却突然向前跑去！,我们都吓坏了,拚命地喊他,他跑了一半又跑回来,卡车急停,车上的人大骂,弟弟吓得大哭，真是好险啊。那天弟弟穿着一件红毛衣，是姐姐过去的衣服，他穿着有点大，都盖住了屁股，当大衣穿了。

    后来妈妈还带我去过几次医院,因为她常常值夜班,有时就把我带去。当时我在松拖子弟校准备转学了，妈妈当时想把我转学到太平区,这样离她近一些。可是看了几个学校,都不理想,就作罢了。她在医院里忙得顾不上我,我就独自呆在办公室,这时我最讨厌两件事,一件是来电话,因屋子里常常只有我一人在,电话铃声一响我就紧张,既不敢接,又害怕它老响,有时响一阵就过去了,有时却响个没完。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电话铃老响,我就把电话拿起来再挂断。再一件事是办公室来了不认识的人,老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老要解释,总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好难受。有一天我正坐着,来了几个年轻女护士,她们嘻嘻哈哈地站在门口，知道我是李护士长的儿子，就是专门看我来了。但是她们并不跟我说话，而是大声大气地开始品评起我的相貌,什么这孩子长得真精神啦,大眼睛双眼皮啦，长大一定是个好小伙啊。就好象在评论一件东西或是一个小动物,弄得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

    我也跟着爸爸到他新的工作单位——省图书馆去过,爸爸当时任党支部书记,副馆长,也非常忙,每周也有一两天值班不回来。省图书馆看起来比起妈妈的单位就要豪华气派得多了。爸爸每次都给我们找好多的书看,那些叔叔阿姨见了我也都十分亲热。记得一次爸爸拿来几本50年代大跃进时的《小朋友》合订本,上面尽写些赶英超美进入共产主义的事,我看了还挺感兴趣。爸爸爱读书，几乎是手不释卷，这回可是掉进书堆里了，他几乎天天往家里带书看。有一次我和爸爸在图书馆要回家,他在办公室,让我在外面等一等,好象是间会议室,摆着一部电视机,围坐着一些人在看,电视机图象是黑白的,播送天气预报,然后是电影《突破乌江》,电影刚刚开始演,爸爸就从办公室里出来,叫我回家,我真是满心遗憾,但也没有做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电视。

    家里买了一台缝纫机。又添置了许多生活用品。因为过去家是分为两处的，做饭用的炊具什么的都是双套的，但有很多生活用品又很不齐全。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医疗卫生改革的谈话，史称“626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大城市的各个医院都迅速组织了医疗队，深入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下乡。妈妈的医院也组织了医疗队，由妈妈带队到农村去。临行前妈妈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这是当年最新型的国产晶体管收音机，上海产的，只比香烟盒大一点，100多元。妈妈带着它下乡，为了能经常听到新闻广播。妈妈下乡去了好几次，每次都是一个多月，听妈妈回来说，农村非常艰苦，有些农民非常贫穷，家里连一块完整的炕席都没有。

    入夏的时候，叔叔从北京来到哈尔滨，在家住了几天，正赶上书书过三岁生日，叔叔买了一个奶油生日蛋糕。叔叔还给妈妈买了一件白色的确凉衬衫，那是当时最高级最时髦的服装了，100多元，妈妈穿了很多年。

    夏天的一个星期天，爸爸带着全家去太阳岛野游，我们乘船过江，我第一次乘坐舢板小船，小船在江里摇摇晃晃的，感到有点害怕。船上有个女的约30岁左右，吓得大喊：“哎呀这船会不会翻啊？”划船的是个50来岁的老船工，厉声喝止她，“你再乱喊我把你扔下去！”

    当时的太阳岛还是完全野生状态的，都是绿色的草地、野花、灌木丛和水泡子。鸟儿纷飞，野草里蹦跳着蟋蟀、蝈蝈、蚂蚱和小青蛙，泥土里有很多蚂蚁和蚯蚓。爸爸在草地上铺开一大块塑料布，摆上从家里带来的香肠、熟肉、罐头、面包、啤酒和汽水，全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野餐。我捉了一只小青蛙和两只蚂蚱带回家，养了好几天。

    我已经开始承担一些家务,比方说到小铺买点酱油醋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