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梦之困惑
困惑在
大字报大喇叭铺天盖地
满目创痍的学校和破烂桌椅
困惑在
到处挨打眼含泪水满腹委屈
昔日的小伙伴都变成仇敌
困惑在
小哥俩到“牛棚”探望爸爸
高声训骂的都是过去亲热的叔叔阿姨
困惑在
买不到酱油火柴的“大好形势”下
读书有罪而造反有理
——《梦里华年.儿时的梦》
一、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1966年来到了。
生活暂时还是平静的。
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南京产“熊猫”牌，是上个世纪60年代产品。长方形黑色的木质机壳，约有现在两个小电饭锅那么大小，机箱正面左半部有一个大大的正方形绷着特制布的喇叭窗，右半部上方是个长方深色玻璃窗，上面画着三行频率刻度，玻璃窗下面有三个旋钮，左边第一个是开关和调节声音大小；中间的是调台的；右边的是波段开关，有三个选择，是“中波”和“短波1”“短波2”。拧动第一个旋钮，只听“啪”地一声，频率刻度窗里就亮起灯来，喇叭里发出轻微的电流声，约一分钟后，才能听到广播的声音。旋动第二个旋钮，刻度窗里有一个竖着的白色的像挂面条粗细的小杆随着左右移动，可以选择要收听的电台。当时最常听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省台和哈尔滨市台。
这台收音机是上世纪60年代初叔叔家还在南京时，叔叔送给爸爸的。一直摆放在爸爸书桌右上角，在这个位置整整摆放了20多年。1982年从高谊街搬家后，我又把它搬到汉阳街的新家，直到1994年爸爸逝世，这台收音机陪伴了爸爸大约35年。
爸爸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联播节目”，我们每天的早饭，都是听着新闻联播节目吃的。晚上要听“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这个节目结束后电台都要播送《国际歌》。
我从小每次到爸爸家，下午都要按时收听儿童广播“小喇叭”。至今我都记得：“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达滴达——达滴达——达滴达——达——达”，“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我是人民的邮递员，给孩子们送信我走得忙！”每次都有孙敬修爷爷给小朋友讲故事。“小喇叭”节目播完后，又是少年节目“星星火炬”：“星星火炬，开始广播！”。等全家都搬到爸爸家之后，我更是每天都按时收听。“小喇叭”和“星星火炬”少儿广播和《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等儿童刊物，伴随我走过了少儿时代。此外我还最爱读《十万个为什么》,当时最喜欢读的是天文部份。
寒假过后，我继续读小学二年级下学期，每天回家除了完成当天作业之外，还要自学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作习题，第二天我要交双份作业。学习很顺利，等这个学期结束，我就可以越过三年级直接升入四年级了。
过去我只在妈妈家才跟院子里的小朋友玩，每次到爸爸家时间都很短，所以跟这里院子里的孩子都不认识，也没一起玩过。现在因为院子里的孩子徐党生是我的同班同学，又非常要好。我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又一起回家。通过徐党生,与院里的小孩子们也开始逐渐熟悉起来了。
我还是胆子很小，都小学二年级了，看见鸡还害怕。那时候街头和院子里都有人家养鸡，我每次走路看见前边有鸡，就躲开走。有一次跟徐党生一起放学回家，走到大楼门口时，前边有两只鸡旁若无人地在低头觅食，我们快走到跟前了它们也没让路。我就有点心虚了，偷偷放慢脚步躲到了徐党生身后。徐党生正跟我说话，也没注意我的动作，他突然发现两只鸡挡住了去路，想都没想就一脚踢出去，两只鸡扑棱着膀子“咯咯”叫着跑开了。我看在眼里，对徐党生真是佩服极了。
我当时很爱画画,从小我就爱画,但没人教,自己乱画,看过许多古代小人书,逐渐对画马感兴趣,当时画得还挺象,爸爸特地还买了一本《怎样画马》给我。我还学着画水彩画,还常常与叔叔家的多多、姗姗、新新通信,交换作品。
这时候姐姐还在长春八一小学去住校读书,放寒暑假才回家。
每天傍晚我和弟弟坐在院门口等着爸爸妈妈下班,帮他们拿东西，先跑回家报信。有时候我们在屋子里等，爸爸每次回家走到二楼我们就能听出来,他常常咳嗽两声,走进门口时脚步很重,有时我也装作爸爸的声音,往往可以把弟弟骗住。
爸爸每天一进门，洗洗手就坐在书桌前，打开收音机，边听广播边拿出带回来的报纸看。他订了很多报纸和刊物，床头的报纸堆得有一米多高。边看报边吸烟，还经常倒杯酒喝。他很爱喝酒也很能喝酒，他椅子后边的床下有一堆酒瓶，有白兰地、威士忌、葡萄酒等等。吃饭时常喝白酒和啤酒。饭后接着看报听广播，然后给我们讲故事，讲一小时左右，我们去睡觉了，他又接着吸烟喝酒读书听广播，半夜12点之前从不睡觉。我们整个三层楼，爸爸桌前这盏台灯是最晚熄灯的。
妈妈每天回来，都要买些菜，进门就忙着和大姐姐一起准备晚饭，饭后还要做些家务，检查我的作业。
饭后,大姐姐常带着我和弟弟去松花江江边玩。在夕阳映照下的江边沙滩,我们用沙子筑起城堡或我们想象中的什么建筑,看江水涌来逐渐把它冲塌。我们用沙团打那水,阻击着水的冲刷,每次回家都是恋恋不舍。有时天下雨出不去,就坐在窗口看着街上为躲雨而奔跑不迭的人。
几乎每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因头皮的剧痛而惊醒，不用睁眼就知道，是书书在作怪。他白天没事就睡觉，早上一醒就开始拽我的头发，拨弄我的眼皮，捅咕我的鼻孔，把我弄醒了算。醒了我就跟他打着闹着玩，有时候一下打重了，他就大哭大叫。妈妈听到了就过来，“你是哥哥，怎么老逗他哭！”说着就举手摆出要打我的架势，“我没逗他，是他先......”我一边分辩一边用被蒙住头。再看书书，根本就是装哭，看着我的样子，吃吃地笑呢。
有一天我跟书书玩孙悟空打妖精，他要当孙悟空，我给他歪戴了个前进帽，腰上系了件衣服当虎皮裙，给他根木棍当金箍棒。我扮演老龙王，拿两把玩具板斧跟他比画。我只是招架，他可是真打，一棍打来，正中我头顶，就觉着“轰”地一声，我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后来再玩这种游戏，我就用报纸卷成棍子形状做兵器，这样我就可以使劲敲打他，也打不疼。
姥爷从河南来了,带了好多地瓜和地瓜干,我和弟弟与老爷住一张大床。他经常坐在床边吸烟。妈妈经常给他些零用钱,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给我买许多好吃的东西。他还喜欢买回些猪肠猪肺下水回来，洗干净做了吃，这些东西家里一般不怎么买。姥爷听说我读小学二年级还同时学着三年级的课准备跳级，非常高兴，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唉！什么时候要能看到你上大学,姥爷我就闭眼了!”我画的画,写的日记、作业等，姥爷准备离开哈尔滨时带些给舅舅家的表弟表妹和河南老家的亲戚看。
在妈妈家的时候，因为生活在部队大院里，一日三餐吃食堂，每周上六天幼儿园，基本接触不到平常的市民百姓生活。搬到爸爸家后，逐渐开始融入其中了。
在我家楼下和附近的街道，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做小生意的吆喝声。
当时的中国，私营经济已经基本绝迹，但是，在城市里还特别允许一些小生意存在，主要是照顾那些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还有就是传统手艺，这些小买卖中凡是走街串巷的都是吆喝着卖。比起侯宝林大师绘声绘色表演出来的北京做小买卖的吆喝来，在东北的城市中，吆喝的要简单的多，几乎没有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艺术性，都是很直白的，直奔主题。
最常见的是卖冰棍的，我家楼下就有，推着保温箱叫卖，或手拿一个大保温瓶，边走边喊：“冰——棍——，三分五分！”也有反着喊的：“三分五分的冰棍——！”三分钱一根的是白糖水做的，是白色的，五分钱一根的是牛奶鸡蛋做的，金黄色。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门口，卖的这种牛奶鸡蛋冰棍，五元一根，整整涨价100倍。
最经典的是磨刀的，挑一个挑子，走几步喊一声：“磨—剪—子—来—哎——，锵—菜—刀—哦——！”带着山东腔，在后来风行十年的样板戏《红灯记》中，通过剧中那个假扮成磨刀人与李玉和接头的地下党交通员加进京剧唱腔的一声吆喝，这个原本起源于华北山东后进入东北的磨刀的吆喝声相信全国人民都熟知了。
最有特色的是个修雨伞的，他吆喝着的是：“修理雨伞旱伞！”可是，不知他是什么口音，吆喝出来是这样的声调：“袖力玉散旱伞安——安——安——！”
还有焊铁壶的，我家附近当时有两个人轮流来。一个这么喊：“焊—洋—铁—壶—喽！”。另一个则喊：“焊——壶——！”
还有崩爆米花的，就喊：“崩—爆—米—花！”
摊煎饼的：“煎——饼！”
也有用道具发出声音来伴奏的，比如收破烂的，推着一个手推车，敲着一只小鼓，边走边敲打，发出一声声闷响，时不时喊一声：“破烂的换钱！”是不是在满洲国时候对日本鬼子喊顺嘴了？
还有干脆光用家伙不动嘴的，比如理发的，背着个装理发工具的小包走街串巷，手拿一个钢制音叉，另一手拿一铁棍，把铁棍放进音叉里，使劲往外一刮。音叉就发出非常响亮的“刷——”的一声，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还有弹棉花的、钜锅钜碗的、推车买酱油醋、豆腐卤、臭豆腐的，也都有不同的吆喝。
这年的春天，柬埔寨王国的国王西哈努克到中国访问，中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陪同他到哈尔滨参观。那天我们下课的时候，看到学校不远处的松花江大堤上站满了人，听说是国家领导人陪同外宾来参观。老师告诉我们不能去围观。我们都很听话，按时回教室上课了。大姐姐带着书书都去看热闹了。谁能想到，不久之后，柬埔寨就发生了政变，西哈努克亲王从此流亡到中国10多年，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卷进政治风暴的旋涡中心，这次哈尔滨之行，几乎是他们在各自政治舞台上最后的出现了。
1966年上半年，是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之前最后的平静，也是我和我的家庭最后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