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极度短缺的市场供应

    文革开始一年后，市场供应开始紧张了。先是很多东西买不到，猪肉、鸡蛋、蔬菜、豆腐、火柴、酱油、白酒、啤酒......从蔬菜副食到日用百货，全面缺货。再后来就开始实行票证供应的配给制，买什么都要票。粮油供应凭购粮证，这是文革前就已经实行了的。每人每月都是有定量的，一般成人每月是30多斤粮，其中大米2斤，白面8斤，其余都是粗粮，有玉米面、大碴子（玉米磨碎）、高梁米、小米等。买糕点面包在单位食堂吃饭都要用粮票。买衣服和布料要用布票，新的票证还在不断地发，花样繁多：肉票，每月每人供应半斤肉；豆腐票，每个票供应10块豆腐；火柴票，每票供应5盒；烟票，每票供应几盒锡纸香烟。日用品工业券，每人每年发一张，买块国产上海表除了要花120元外，要用12张工业券，买辆自行车，170元，15个工业券；缝纫机，200多元，也是10多个工业券。每到过年过节，凭户口本每户供应一只鸡或鹅。最先实行月供半斤肉时的省委书记被老百姓戏称为“潘半斤”，后来的省委书记到过年每人供应三两鱼，被称为“刘三两”。再后来，每家发一本购货证，很多东西都要凭这个证购买。购货证和户口、粮油供应证一起合称“三证”，是每个人最重要的证件，没有了它们你寸步难行，有钱都没用。每个人的迁移、调动，这三证必须跟着走，才能保证你有合法身份，能吃上饭，能买到生活日用必需品。“三证”加上各种票制度贯穿文革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松动，先是购物票逐渐取消，80年代后期买彩电冰箱还凭票呢。然后是购物证取消，粮油供应证到90年代初还有，现在只剩下户口本了。

    这些票都有期限，过期作废。比如说豆腐，不是什么时候上街都能买到的。上街拿着盆到处转，经常空着手回来。看到有拉豆腐的车就跟着走，看这车豆腐拉到哪个商店，赶紧排队。买到10块豆腐真比今天彩票中奖还兴奋，一路走一路有人问：“哪买的豆腐？”“大安商店！”“还有吗？”“不知道，要买就快去，晚了就没啦！”

    蔬菜供应也非常紧张，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棚蔬菜，都是应季的，按季节什么菜下来才有什么。运菜的车都是马车，从郊区运来，走在街上时，后面总是跟着一些人，车送到哪个商店，人们就蜂拥而上去买。一买都是10斤20斤的。到了秋天，每家都要买大量的白菜、萝卜、土豆等储存起来，准备过冬。很多人家都挖菜窖储菜，家家都有个大缸淹酸菜，这些菜从每年11月一直要吃到来年3、4月份。

    爸爸爱喝点酒，可是市面上一度什么酒都买不到，我甚至到中药店去买药用的黄酒回来，后来这种黄酒也没有了。我有个同学的爸爸酒瘾很大，在家用大洗衣盆拿医用酒精兑水来制造“酒”。

    鸡蛋也是按户供应，每月几斤，产妇凭医院诊断书供应几斤。我们能吃到鸡蛋的机会除了逢年过节和家里来客人之外，也就是过生日能吃到一两个煮鸡蛋。但是，有一个日子，可以吃到好几个鸡蛋，那就是每年的端午节。

    每年过端午节的早上，妈妈都要给煮几个鸡蛋带着，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更重要的还不在于吃鸡蛋，而在于拿到学校去“碰鸡蛋”，这才是我们节日真正的内容。

    到了学校后，每个孩子都把自己带来的熟鸡蛋拿出来，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一起开始碰鸡蛋。

    每人手握一个鸡蛋，把小头的部分露出来，因为鸡蛋的大头有空壳，小头里面饱满，比较结实。两个人看准对方手上的鸡蛋，把自己手上拿着的鸡蛋狠狠撞过去。“啪”的一声脆响，有一方的鸡蛋破了皮，就算输了，输家垂头丧气地跑到角落去剥壳吃蛋，赢家趾高气扬地到处显摆，再去找对手。

    当时市面上鸡蛋分红皮和白皮两种，红皮的是本地鸡产的，白皮是外国引进品种鸡产的，老百姓俗称“洋鸡”，我家当时比较喜欢买这种白皮鸡蛋，所以我带去的鸡蛋都是白皮的。这种蛋的皮比较薄，根本不是红皮鸡蛋的对手，一触即溃，在我的印象里，我碰鸡蛋就没赢过，人家经常用大头就把我精心准备的鸡蛋一下砸破。

    有一年端午节我们班有个孩子带了只大鹅蛋，那可真是所向披靡，不但把我们班几十个孩子的鸡蛋撞得稀碎，而且杀到外班去，足足被他毁掉了上百只鸡蛋。游戏是碰“鸡蛋”，他用的是鹅蛋，双方力量不对等，本来就有不太符合规则之嫌，有些胜之不武，他还不自觉，扬扬得意地到处显摆，用话语气人家，终于惹了众怒，最后被几个孩子合伙串通，用半个鸡蛋壳后面藏了颗鹅卵石来跟他碰，那可真是鹅蛋往石头上碰啊，后果不用想了。被撞碎鹅蛋的孩子大哭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