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学雷锋做好事

    1968年的下半年，在学校里，我们班级在何老师的苦心经营之下，十分活跃，同学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种活动开展的可以说红红火火。

    班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办起来之后，老师说我们要办“忠字化”的学习班。放学以后我跟马遂商量，怎么为班级办忠字化的学习班做点贡献呢？当天晚上我们就用红纸刻了几个大大的“忠”字，第二天早晨上课之前就贴在教室的门窗上了。老师要求全班每个同学都要在胸前佩带“忠”字，有些同学戴了，也有些同学没有。放学后我跟马遂又商量了一下，第二天马遂找了些红塑料皮来，我们俩花了一个上午时间。用刀刻了10个小“忠”字，又给老师写了张字条，大意是班级办起了“忠字化”学习班，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拥护。学习班要求每个同学都佩带“忠”字，可是有些同学没有，我们刻了10个忠字送给班级，请老师发给那些需要的同学。署名是“两个红小兵”。我俩把字条和10个忠字放在老师的教桌里。我们是想学习雷锋叔叔做好事不留名。何老师看到字条和忠字后，十分惊喜，曾经问过我俩，我们都说“不知道”。后来老师经过调查，确认是我们俩做的事，在全班表扬了我俩。

    我和马遂、鲍军明三个人还把从我家拿来的毛主席小画像一张张贴到每个同学的课桌角上。

    在我们的带动下，同学们也纷纷学习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女同学李木兰和宗敏看到墙上的标语破了，就拿了三张大红纸，也写了张字条放在老师的办公桌里。许多同学拣到钢笔、本子、语录、手帕等都主动交给老师查找失主。老师在班级建立了一个“好人好事登记薄”，让我每天记录，再有同学拣到东西就交给我，由我登记。将来根据这个登记薄的记录评选先进。这样一来，同学们的积极性就更高了，一时间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

    我和马遂、鲍军明找了李木兰、宗敏一起商量，想布置一下教室，让班级的学习班有个新模样。先是组织同学对班级进行彻底的大扫除，窗明几净，地板打蜡，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分头去买了毛主席的大幅画像和大红纸，把大红纸裁成一个个长方形，写了美术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一天放学之后我们几个留下来，用桌子上面罗椅子，椅子上面再罗椅子，最后站上去，把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挂在教室黑板上方正中央，再把写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大红纸分别贴在毛主席像的两边。

    教室的后边墙上布置了学习园地，贴满了同学们的决心书和学习心得。

    班级里还组织了制作毛主席画像向毛主席献忠心活动，就是当时流行的用锯末、铁砂、铜末、玉米面等粘贴毛主席画像，同学们每个人都制作了自己的作品，粘贴在教室右侧的墙壁上。

    学校召开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作为我们班级的代表到大会讲用发言，我平生第一次上台，在全校几百名师生面前讲话。

    暑假之后，1968年9月份开学，我们升入了五年级。

    我们班又开办了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次只办两周时间，由同学们选举负责人，我高票当选了。我又和马遂一起买了一套英雄事迹画像，作为向学习班的献礼送给班级。

    那时候我和马遂简直形影不离，整天泡在一起。马遂有个姐姐叫马燕，跟我姐姐同岁，比我们大两岁，已经上中学了，在二十八中读书。通过我和马遂，姐姐认识了马燕，她们俩一接触，互相聊的还挺好。姐姐原本在长春八一小学读书，学校也停办了，她算是勉强读完小学，准备转回哈尔滨来上中学了。当时我家附近有四所中学：四十中、九十一中、十八中和二十八中，就决定去二十八中去上学了。她们俩在一个班，一直同学到毕业，下乡还是在一个青年点。

    有一天我和马遂一起上街，一边走，一边说着怎样为班级做一番“大事”。马遂突然说：“对了，咱们办一个小图书馆什么的不是可以吗？”我一听非常高兴：“好啊！”我俩一拍即合，说干就干。我们在我家里把我的书都翻了出来，找到30多本。可是班里有50多个同学，书不够看。那就两个人看一本吧？也不行：这些书总不能在课堂上看呀，得拿回家看，书还是不够......怎么办呢？我整天琢磨这件事。这天早上我帮妈妈叠衣服，看见妈妈兜里有钱，我突然动起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顺手就拿出了几元钱，当天就和马遂去书店买了一堆书回来。有一就有二，每天我早上帮妈妈叠衣服，有机会就拿出点钱来，然后我们就去买书，这样很快我们就有了五六十本书。马遂家有很多牛皮纸，我们把每本书都包上书皮，又用橡皮刻了一个“小图书馆”的印章，蘸了红色的印泥，盖在每本书的扉页上。

    一切都弄好后，我们把书拿到学校去，交给何老师，说明了我们的想法。老师自然非常高兴，那天，她把几十本书放在教桌上，在全班表扬了我和马遂，宣布五年四班的小图书馆成立，由我和马遂管理，同学们都可以从小图书馆借阅图书，看完后归还，要爱惜图书，爱惜这个同学们自己的小图书馆。

    有了“资金来源”，我们给班级做好事就方便多啦。看见班级的扫帚没有了，去买几把拿来；看见墙上的画破旧了，买些新的来贴上......而且做了好事也不留姓名。时间长了，一出现这些事情，老师和同学也不用猜了，准是我和马遂干的。我们在班级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老师表扬，同学拥护，每当选举个优秀什么的，我们的票数总是最多的，我们心里充满了得意，干得更来劲啦。

    1968年下半年，批判刘少奇的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给刘少奇定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永远把刘少奇开除出党。全国掀起落实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精神的高潮，开展“斗、批、改”。从11月开始，仅半个多月在我们班级就开了几次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刘少奇过去的言论被挑选整理成集，被归纳成“剥削有功论”，“公私溶化论”，“入党作官论”，“驯服工具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大自由”等等，全面、系统地在全国范围加以批判。我们小学生似懂非懂的也都紧紧跟上。

    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段天津快板，内容是批判刘少奇访问印尼所犯下的“罪行”。文革开始前，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偕夫人王光美代表国家访问印度尼西亚。文革期间把这件时作为他“卖国”的重要罪行大加批判。我觉得这段快板写得很生动。当时学校正准备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我和马遂合计了一下，准备把这个天津快板排演成“活报剧”，在大会上演出。我们组织了班级里一些同学参加排演，我是导演兼演员，天天找一帮人到我家来排练。想法是这样的：我和马遂对口说快板，找同学来扮演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我们快板说到什么地方时，他们根据快板的内容进行表演。我来挑选演员，都是男生。那时候我对于排演男女同台演出还掌握不了。刘少奇是由个子比较高大的杨连生来扮演，而王光美由身材比较瘦小的周杰来演，印尼总统也找了个男孩来演。我画了两个彩色脸谱，按照当时到处张贴的丑化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漫画来画，画完后粘在厚纸壳上剪下来，把眼睛鼻子嘴的部位挖出窟窿，便于演员可以张望、喘气和说话，再用皮筋穿在脸谱上，这样可以把脸谱戴在脸上。把姐姐有一件早已经不穿的花衣服作为演王光美的道具。

    紧急排练了几天，在学校召开的大会上，我们的活报剧《批判刘少奇访问印尼》正式登台演出了。

    我和马遂先上场，没有竹板，也不会天津话，满口的东北哈尔滨话加上动作手势就开始了：“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提。说一说刘少奇访问印尼。”

    “单说那么一天吧，正赶上礼拜一。雅加达的机场上喳喳唧唧，牛鬼蛇神来了一大批，男不男女不女你说这是嘛玩意！”

    “飞机门一开呀，钻出了刘少奇......”这时候杨连生和周杰扮演的刘少奇夫妇就出场了。他们奇特的装扮和笨拙夸张的表演博得了台下阵阵哄笑。

    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演出，得到学校和老师的表扬。

    许多年之后，刘少奇的冤案终于平反，***年我曾经在全国“两会”期间非常近距离地见到过王光美同志，她那时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看着她那饱经沧桑却风采依然的面容，我不禁回想起几十年前在少年时代所演出的那场活报剧，为那时的少不更事而感到深深的愧疚。那时我父亲也被打成国民党军官、假中共党员、走资派而正在遭受揪斗关押迫害，我自己也成了“黑五类”的子女，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起劲地批判刘少奇王光美，为极尽丑化他们而洋洋得意，真是时代的悲剧，是真正的黑色幽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