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远方亲戚来作客

    1971年9月，我进入了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从国家来说，197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林副统帅仓皇外逃，折戟沉沙。二是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

    从我们家来说，在这期间，分别来了爸爸家和妈妈家的亲戚。

    我的父亲是云南人，母亲是河南人，我们家又在东北的黑龙江，这就决定了我们家的亲戚都很遥远。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家里平时有点什么事，在思想上从来不想找亲戚商量帮忙，因为太远指望不上啊。我经常看到同学们有什么事了今天找他姑，明天找他姨，后天找他舅的，好羡慕呢。

    跟我们家保持联系比较密切的从爸爸这头算，就是叔叔一家人，从妈妈这头算，要多一些，有姥爷、大舅、趁花姨和大舅的大女儿慧君表姐。那时候家里一般都没有电话，平时完全是靠通信保持联系。

    正因如此，每当家里有亲戚要来，我们都特别当回事，来时特别高兴，走时总是舍不得，走后好几天都觉得空落落的难受。

    爸爸与叔叔从小就是感情极深的兄弟俩，爸爸曾经当过叔叔的老师，也是叔叔后来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叔叔对爸爸非常尊重也非常亲，两人一生通信无数，爸爸一有机会就去叔叔家看望，一住就是个把月。叔叔也是找机会就来看爸爸，有什么好东西马上就给爸爸寄来，从香烟、食品、茶叶、药材到书籍。我们从小就在爸爸的要求下跟叔叔家的孩子们通信，互寄自己画的图画写的文章和照片，相互鼓励。

    妈妈家的亲戚，也通信，但实际走动多些。姥爷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每年都来，最长住过三年，后来是每年都来，每次住两三个月，大舅和表姐每一两年也总能来一次。我小时候跟爸爸去过叔叔家，跟妈妈去过舅舅家，是我们家孩子里跟亲戚走动最多的了。

    1971年的国庆与中秋节只相隔一天，中秋节还是星期日，在当时，也是难得的小长假了。在此期间，叔叔携全家来到我们家，共度四天时光。

    9月30日，爸爸带着我和弟弟到火车站迎接他们，叔叔、婶婶带着姗姗姐姐和新新弟弟乘65次列车来到哈尔滨，人丛中我一眼就认出了叔叔，我是我们全家除爸爸外唯一到过叔叔家的人，我去时还在上幼儿园，现在初中都快毕业啦。

    叔叔身穿军装，还是那么精神那么有风度。婶婶还是那么热情亲切，她在文革前担任北京师大附中的校长，文革初期经受了残酷的批斗，那些红卫兵在台上把她像球一样踢来踢去，经历了这样的遭遇，比起7年前我见到的时候，已经略见沧桑。姗姗和新新变化可就太大啦，姗姗已经完全是大姑娘，比我个子还高。新新也长大了，可惜的是，他的一只眼睛在文革初期受到了严重损伤。那时候叔叔工作忙经常不在家，婶婶被关押批斗不能回家，哥哥已经下乡，姐弟俩相依为命。一天晚上去海军大院看节目，那天北京突然下起鸡蛋大的冰雹，郊区县据说猪都有被砸死的，他们俩看完节目回家时，冰雹劈头盖脑地砸下来，新新抬头望天上一看，一个冰雹正打在眼睛上！这些年婶婶带着他走了无数的医院，眼睛虽然保住了，却严重影响视力，再也无法完全恢复了。

    叔叔给我们每个孩子都买了礼物，给姐姐的是一支金笔，给我的是一支口琴，给弟弟是一支玩具冲锋枪，还给我和姐姐每人一个日记本，给我们三个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抄写本。

    妈妈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我们两家人共同举杯庆祝团聚，庆祝国庆和中秋团圆节！聚会只缺少哥哥，哥哥此时已从农村参军，正在福建雷达兵服役，不能回来，非常遗憾。也成为我们这最亲的两家人唯一的一次团聚中唯一缺少的人，而且永远无法弥补了。

    我们家当时只有两个房间，两张大床，从来也没住过这么多人，事先也做了充分准备。爸爸、叔叔、我、新新、书书住一个房间，妈妈、婶婶、姐姐、姗姗住一个房间，床不够晚上就打地铺。新新风趣地称之为“男女宿舍”。说起来爸爸是文革前14级干部，叔叔是部队师级军官，当时也就是这样的条件啦。

    爸爸带全家陪着叔叔全家游览了松花江边，又去了爸爸的单位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展览，逛了百货商店。中秋节的晚上，我们燃放了叔叔带来的礼花炮。那时哈尔滨能买到的鞭炮无非是小鞭、中鞭和二踢脚什么的，而这些礼花炮则完全不同，一种叫“伞灯”，点燃后飞上天空炸开，就是五颜六色的烟花，然后下来一个小降落伞，吊着一个明亮的小灯，开始是红色，再变成绿色。还有一种烟花，点燃后飞起来飞快地喷着花旋转，形成花篮形状，好看极了。

    叔叔这次来，是因为他的工作调动，全家都要离开北京了，抽空来和我们全家团聚一次，此后，叔叔家先去了河南，又去到四川，最后回到了云南昆明，在那里叔叔离休就定居了。叔叔婶婶从此再也没来过。几年后哥哥探亲回家来过几次，姗姗中学毕业下乡后被推选上大学，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读书三年，有机会经常到家里来。新新也再没来过。

    叔叔这次来，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支“国光”牌重音口琴，可是我那时对音乐和乐器一窍不通，不会吹。婶婶觉得这个礼物不满意，多次问我喜欢什么，要再给我买一个。叔叔却专门跟我谈了一次，希望我今后要全面发展，而且他把这个希望写在送给我的日记本扉页。后来我努力学会了吹口琴，还学会了吹笛子，对音乐和歌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补上了这块最短的“板”，这真是要感谢叔叔送我这支口琴，几年后我下乡时就带了它，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元旦联欢会，同学们非要我表演节目，我就用口琴吹奏了《我爱北京天安门》，满堂彩啊，很多年后还有同学记得我吹口琴的事，夸我吹得好呢。

    叔叔送我的日记本，后来我用来抄写我在中学时期写过的文章和诗歌，一直保留到今天。我现在引用的当年的文章和诗歌，都是从这个日记本中找到的。

    叔叔带来一架“红梅”牌国产折叠式照相机，给全家留下很多的合影，还教给我们照相的方法，如何取景，如何用光圈，如何选择速度。后来我对摄影产生兴趣就来源于此，大学毕业前夕我买的第一架照相机就是跟叔叔当年拿来那架相机一模一样的。

    新新给我们也留下很深的印象，他非常聪明机灵，乐观幽默，爱说爱笑。他吃饭时喜欢吃醋，我们家当时买醋是用一个“金梅酒”的空瓶。他称之为“金梅醋”。后来我和弟弟也不自觉地每到吃饭都吃点醋，这个习惯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叔叔全家来的时候，正值文革中期，那时“9.13”事件已经发生，只不过没有公布，全国人民都不知情。但是文革运动几年后，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十分严峻，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未卜，叔叔此次来，也是想和爸爸深入探讨形势，交换看法，共同面对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每天晚上都长谈至深夜。

    10月4日晚九时半，我们送别了叔叔全家。

    时光荏苒，转眼40多年过去，爸爸妈妈已经离世很多年了。叔叔婶婶还健在，但都生活在遥远的云南，叔叔的身体虽好，但神志已经不清，总想着去看看他，但路途遥远，一直没找到合适机会，我最后一次去云南也是在18年前了。这些年与生活在云南的哥嫂保持着电话联系，前年与婶婶通过电话，她还是那么亲切热情，她每天要照顾叔叔，非常辛苦。

    11月中旬，大舅来了。舅舅是1949年跟妈妈一起参加解放军的，跟妈妈感情非常深，他经常来我们家，也非常喜欢我们。这次来与往次不同的是，他带来了我们的小表妹李中庆。

    我曾经跟妈妈在1964年去过大连舅舅家住过半个月，离开大连时正是国庆节，小表妹就是国庆那天出生的，舅舅让妈妈给起个名字，妈妈说，今天是国庆节，还是建国15周年，那时的国庆是每年一小庆，五年一中庆，十年一大庆，今年是中庆，就叫“中庆”吧。

    中庆刚7岁，个子还很小，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她第一次来我们家，显得很拘谨，不说不笑。我们离开大连时，都没看到她，后来也只是见过几张照片，猛一下看到她都长这么大了，也感到很突然似的。

    第二天我和弟弟就跟她玩的比较熟了，弟弟跟她下棋，我给她拿小人书看，我们陪着舅舅和表妹上街玩。

    舅舅在我们家期间，“9.13”事件的文件已经传达，但是其中的很多内幕仍然是人们的话题。舅舅跟爸爸妈妈每天都谈到深夜，我也在旁边偷着听。大人怕孩子出去乱说，总撵我去睡觉，但是我还是听到一些，比如说外逃的飞机已经快飞出国境了，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不要打下来，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舅舅和表妹在我们家住了一星期，我们依依不舍地送走了他们。舅舅过去每次来，要走时弟弟都坚决不让，又哭又闹，经常迫使舅舅不得不推迟行程，有一次要上火车了弟弟把他军帽给藏起来了，好容易才连哄带吓唬给要出来，还有一次他非要把家里刚买的一块新海绵（擦盆用的）给舅舅带走，到底给拿走了。现在弟弟大些了，也还是不让走，硬是让他们又多住了一天。

    中庆表妹非常聪明，也喜欢读书，是舅舅的掌上明珠。舅舅每次来我们家走时都要把我的作文抄写带回去给表弟妹们看，用我做榜样鼓励他们学习。有一次中庆想检验一下她这个大表哥写的作文到底怎么样，就把我一篇作文原封不动地抄下来当做作业交给了老师，后来她回来跟舅舅说：“我表哥的作文真的好啊，老师在全班讲评，还拿到别的班去读呢！”

    舅舅家现在辽宁抚顺，是我的父母去世后距离我们最近的亲人了。从1980年开始，我已经去过不下20次了，最近几年几乎每年过年都去看他，舅舅已经80多岁，仍然身体健康，精神非常好。表弟妹们对我都非常热情，到舅舅家感受亲情，是我现在最感幸福和快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