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宿舍大院的变迁

    70年代初期，我们居住的大院里，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居民的成分和结构变化很大，特别是大白楼里。过去我们楼里居住的都是省军区的军队干部和家属，现在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过去我们家的左邻右舍老陶家、老孟家、老魏家等等都先后搬走了。搬来了老刘家、老王家、老许家。这几家人的共同特点，男方都是军队干部，但都是从外市县的军区调进来的，女方都是没有工作的家属，每家都有儿女几个孩子。过去大楼的楼道里都是干净畅通的，谁家都不好意思往楼道里放什么东西，可是现在，垃圾桶，大水缸，柳筐土篮破箱子，每家门口都堆得满满的。一到春天，各家各户都做大酱，把黄豆用大锅糊烂，然后做成一个一个大酱块，放在自家窗外发酵，等酱块都长了绿毛，发出一种味道后，再用小缸制作成大酱。这时节楼里就弥漫着一股大酱的味道。把生葱、蔬菜、黄瓜、萝卜等洗净切条，可以蘸大酱吃，这是东北农村和普通百姓家里经常吃的菜。每到入秋时，各家又都开始渍酸菜。把大白菜整棵洗净，一层层码放在大水缸里，每层撒上大粒盐，把水缸装满，在最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过一两天，等白菜里的水都被盐浸出后，把水缸添满水，这样浸泡个把月，酸菜就可以吃了。这是东北地区冬天民间最主要的蔬菜，把渍好的酸菜捞出洗净切细丝，可以用肉或荤油来炒吃，也可以做酸菜猪肉炖粉条。这时节楼里又弥漫着酸菜的味道。

    我们家不是东北本地人，大酱也不会做也不会吃，倒是学会了渍酸菜，每年入秋也要渍一大缸。

    大院里发生的另一大变化是省军区的管理越来越松，直到基本不管。

    1963年省军区刚从道里区地段街搬到松花江边的友谊路时，我们这个大院是第一个宿舍楼，外墙和楼内走廊新刷了白色，每个房间的墙壁都是不同花色的彩墙，崭新的门窗，刷了亮色红漆的实木地板。虽然是公共厨房和公共厕所，都是全新装修的，安装了管道煤气。房屋举架很高，楼梯是水磨石的，非常宽敞。虽然只有三层楼，但因四周没有更高的建筑，所以采光非常好。院子里有专用的粮店和公共澡堂，一楼是军区门诊部。三楼有通讯站，院子里有摩托队。有专门的人员看大门。那时候无论是院子里还是大楼里，都干净得好象一尘不染。爸爸因为当时是秘书处长，搬来最早。不久军区在通江街新盖了宿舍，都是单元式的，每户独立厨房和卫生间，这幢楼被称为“处长楼”，其时爸爸已经转业，我们家就一直在原来的这幢大白楼继续住下去了。

    文革开始后，因为停课和社会生活逐渐混乱，一些半大孩子开始淘气，孩子们整天上房顶玩，在楼道里追逐嬉闹，在墙上乱涂乱画，在地板上乱砸，把厕所下水道的铅管偷出去卖钱。互相打架踢门砸玻璃，把门诊部里的注射器偷出来抽水打水仗。因为商店里食品供应变差，各家各户开始养鸡，院子里和楼道里开始变得又脏又乱。但是当时军区的管理还是无处不在，每年入秋，管理处都派人来，把各家各户和楼道里破损的玻璃换好，把门窗修好。大汽车拉来一车一车的煤堆进院子，准备冬天供暖。粮店和浴池都照常开门。冬天到时，室外气温达到零下30度，可屋子里和大楼里都是温暖如春。

    三楼通讯站的干部制作了一个“值日牌”，倡议楼上的各家各户轮流值日，打扫楼道和公厕卫生。这个倡议立即被住户们接受了。该谁家值日了，谁家就清扫，而且用拖布把走廊都拖干净，完事后把值日牌交给下一家。在几年的时间里，各家都非常认真地遵守。

    爸爸因为已经转业到地方，文革初期造反派曾多次到我家来闹，贴大字报，抄家。每次军区听说消息，都立即派警卫战士来维持秩序，制止造反派，理由是，这是军区宿舍，不准胡闹。

    进入70年代后，省军区又搬迁到新址，我们这个院子里省军区的现役干部越来越少，后搬进来的都是从外地刚调进来临时安置的干部，还有就是像我家这样转业后还寄住的，所以，军区对这个院子的管理越来越松，军区门诊部也搬走了，浴池也关门了，每年对大楼的修缮完全停止了，只是残存着每年冬季的取暖，还有个粮店维持着。后来粮店着了一把火烧掉了，这回彻底不管了。只是每月派人来各家收房费。那时候房屋都是租赁形式的，连各家的桌椅板凳都是营俱，都算钱的，当然费用很低，每月大约就是几元钱。可是因为军区完全不再管理，也没有任何修缮，居住条件越来越差，所以住户们都很有意见，这点费用也不愿意交，到后来整栋楼谁家都不交，只剩我们一家交费，连收费员都不好意思收我家的钱了，但是我们家还是坚持一分不差地交费。这就是我爸爸妈妈的为人和做事原则。

    但是，房子的情况越来越差，我们家住三楼，房盖已经完全坏掉了，天一下雨屋子里就漏，真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还漏雨。后来我们家找爸爸单位来帮助修了一下，勉强维持下去。

    1982年，妈妈因病去世，那一年我已经从下乡的北大荒返城3年，正在读大学三年级。那年爸爸单位分了一套33米的小房子，当时爸爸回云南去叔叔家暂住一段时间，我抽空把新房子收拾出来，找了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把爸爸的东西搬过去。这边大白楼上，姐姐和弟弟各住了一间屋。

    军区开始找我们家了。因为爸爸转业已经快20年，而且一直在单位担任主要领导，军区认为我们家早都在地方上解决了房子，没理由再住军区的房子。军区还派人到爸爸单位去找。但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爸爸妈妈都在各自单位任领导多年，给单位的干部职工解决住房问题无数，却从来没给自己考虑过。爸爸这次分配的房子是他离休后单位以“补差”的形式给解决的。所谓“补差”，是因为爸爸这个级别的干部按当时规定有65米住房，如果有子女一起生活，按每人10米计算。我们家在军区这边，两间房加起来32米，加爸爸单位分的35米，也就是爸爸自己的住房标准，我们三个子女都没计算在内了。爸爸单位跟军区的人说明了情况，他们也表示理解。

    后来弟弟成家，有了孩子，还住在那里，房子的状况就更差了。经常停电停水，楼里老鼠乱窜，冬天只是维持锅炉不冻，室温最冷时只有几度。一直熬到整个大楼动迁，这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全楼居民都动迁到河图街的新楼，后来我去弟弟家，还碰到很多过去的邻居。

    大白楼的旧址上，盖起一幢新楼，是省工商局的办公楼。

    每次回到哈尔滨，偶尔走过这里，我都要环顾一番，试图寻找我从儿时到青少年在这里生活过的些许痕迹。而岁月之河已经带走了一切，只残留着点点记忆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