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於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下)
第五日,讨论如何实施新政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始皇在位时,就有一些郡县相继上疏,认为朝廷的律令过于苛严,百姓生计非常艰困,许多地方已出现逃避徭役聚啸山林的事情,希望朝廷广施仁政,对百姓以教化为主,惩办为辅,对那些沦落为盗的百姓招抚为上,以使其迷途知返,早日回家务农拾耕。
始皇当时不以为意,他认为,大秦朝正是因为严明的法纪军纪,政令通畅才取得一统天下的局面的,之所以有民为寇的情况,恰恰是因为律令不严,那些刁民不惧怕惩罚,才会如此。因此,他除了责令这些地方官吏严厉缉捕外,并没有把它当回事情。
二世登基后,又有不少人瞅准这个时机,认为新帝嗣位当以让老百姓沐浴思泽为重,应放宽律令,松缓矛盾,减轻徭赋,因此,纷纷上疏,要求实施新政,废除一些苛严的法律。而自赵高以大赦天下入题获求犒赏天下之后,这些人似乎嗅闻到宽以为政的气味,更是倡议不绝,呼声越来越高。
这让胡亥、赵高、李斯深切地感到,有必要将这问题,提到朝议的高度,论上一论,议上一议。
可真正摆到朝堂上,大臣们却都噤口了,无人附和宽仁施政的事情。主要原因还在于,倡议者大多是些郡县的地方官吏,在朝廷中持此议者,又以那些博士、谒者居多,这些人平时喜欢搜罗市井巷坊风闻,思想观念激进,偏狭于正统之外,但自禁锢诗书之后博士被归于太史令属下,大多是难登大堂之上参予朝议的。
而大秦自商鞅之后,严刑重罚、苛严法纪的观念早己深入人心,再经韩非、吕不韦的推崇与李斯的倡行,更是深植骨髓、难以撼移了。能够在朝堂上议事的这些臣子,早对法家施政理念潜移默化,无不将与此相悖之论见视为歪理学说,就算剩下几个对这些宽仁施政理论感到新奇有兴趣者,在这种久被法家学说浸渍的大氛围之下,又方经过新皇帝上台之后的血雨腥风,都做好了先观察动静不胡乱妄言的准备,谁敢站出表明观点立场?!
看看大家无话,李斯出来发言打破静寂。他说,大秦一直以法为本,本不该对此还存有异议。之所以会有宽仁施政的声音出现,说来也不奇怪,看看它出现的区域与人群就知道,它主要来自原六国故地,以齐鲁一带的学儒鼓动得最为喧嚣,而原秦国旧地的雍崤函之地,是根本不存在这些争论的。归根到底,这其实是数年前那场儒法之争的延续。这说明,原六国故地久受非秦法家主流文化的影响还很深,还很排斥以法为治、严刑峻法的治国方略,这更说明,要让大秦律令在这些地方畅行无阻,路还很长,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事皆决于法,是大秦朝恒久不变的治国理政方针,现在的问题,既不是颁布法律不完善、司法机构设置和程序有弊病的问题,看一看大秦制定的律令,田律、厩苑律、徭律、仓律、工律、金布律、关市、军爵律、捕盗律、牛羊课、公车司马律……等等,庞杂浩繁、无所不包,小到
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在秦律找到处罚,又用封诊式、法律答问这样的形式,很好地解决了拘讯判刑所遇到的法律程序和条文解释等问题,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我们是有基础有保障的。现在的问题,也不是律令过于苛严、应宽仁施政的问题,恰恰相反,是法律执行不力、不到位、不苛严、不威猛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集中表现和反映出来的问题。始皇在位时,以‘刑乱世用重典’思维构建了大秦现行律令施行的框架,不会因为有人置疑而放慢步伐!因此,倡行宽仁之议,十分的迂腐可笑,完全可以休矣!新政,应该增加法律宣传的力度,尤其向那六国故地的人们熏泽法律上的教化,让他们知法、懂法、守法,对法律有敬畏之心,同时,唯法是举,注重提拔有法律才能的官吏。
李斯话刚说完,赵高就接着说道,事皆决于法,这是大秦朝不可动摇的治国方略和基石,就当前形势来说,事皆决于法,就是要事皆决于上,人们评判是非、裁断纠纷不能众说纷纭、各持一端,只能以法律诏令作为标准。但执行法律最终要得靠人,需要人来贯彻执行法律,最终也会产生以人的意愿来左右法律的问题,那又该解决这些执法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呢?那只有循法尊上!只有百姓服从于官吏,下级服从于上级,官民最后都奉皇帝旨意行事办事,法律才能够获得在全国统一实施,因此,事皆决于上,是事皆决于法更深层次的内涵延伸和集中体现。现在,不是施政该不该宽仁的问题,而是应如何完善执法所遇到诸多不如意的问题,是如何严格执法的问题,这才这是今天应该讨论的重点。出现逃役为盗的情况,是官员慵懒拖踏疏怠不作为造成的,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具体表现。建议当今皇上在巡游时悉心彻查官员的失职行为,严加惩处。严法而刻刑,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才能整肃法纪,给人民一个清平祥和、安居乐业的环境,才能换来大秦的长治久安、国家强盛!朝廷应该建立唯法是举、用法察举取仕的机制,将严格执法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标准,不折不扣执行法律的官吏,哪怕身在最基层、地位很卑微,都要大力提拔任用,让他能在合适的位置大选身手;出身贫贱寒门之人,只要他能够学习法律、精通法律,都要给他一个进入公门改变命运的机会;而那些不学无术的权贵子弟,如果为害一方,也要将他绳之以法,充为役夫戍囚,沦为贫寒之辈!
李斯话刚说完,赵高就接着说道,事皆决于法,这是大秦朝不可动摇的治国方略和基石,就当前形势来说,事皆决于法,就是要事皆决于上,人们评判是非、裁断纠纷不能众说纷纭、各持一端,只能以法律诏令作为标准。但执行法律最终要得靠人,需要人来贯彻执行法律,最终也会产生以人的意愿来左右法律的问题,那又该解决这些执法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呢?那只有循法尊上!只有百姓服从于官吏,下级服从于上级,官民最后都奉皇帝旨意行事办事,法律才能够获得在全国统一实施,因此,事皆决于上,是事皆决于法更深层次的内涵延伸和集中体现。现在,不是施政该不该宽仁的问题,而是应如何完善执法所遇到诸多不如意的问题,是如何严格执法的问题,这才这是今天应该讨论的重点。出现逃役为盗的情况,是官员慵懒拖踏疏怠不作为造成的,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具体表现。建议当今皇上在巡游时悉心彻查官员的失职行为,严加惩处。严法而刻刑,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才能整肃法纪,给人民一个清平祥和、安居乐业的环境,才能换来大秦的长治久安、国家强盛!朝廷应该建立唯法是举、用法察举取仕的机制,将严格执法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标准,不折不扣执行法律的官吏,哪怕身在最基层、地位很卑微,都要大力提拔任用,让他能在合适的位置大选身手;出身贫贱寒门之人,只要他能够学习法律、精通法律,都要给他一个进入公门改变命运的机会;而那些不学无术的权贵子弟,如果为害一方,也要将他绳之以法,充为役夫戍囚,沦为贫寒之辈!
有了李斯、赵高的一番发言,朝臣们这才找准了会议的主题,纷纷对如何进一步加强严刑峻法建设发表真知灼见,朝议的气氛渐渐热烈起来。
朝议一直开到下午时分方才散朝。最后,由冯毋择代笔草拟了一道诏令,明确了严律治国的几项具体举措:一、设典章修纂署,选派近百名朝中官吏,由冯毋择主率,对自商鞅起至今仍在实施的大秦律令作一次系统的清理和全面的增补,删除那些不合时宜的宽柔法令,制定更为苛严的律条,增辟刑名,加重科罚,让官民知禁严而不敢犯,慑法威而生敬畏;二、设律令监御史,由曲宫主率,负责监督、落实朝廷及各郡县官吏执行律令的好坏,并以此察举选拔有能力的官吏;三、合理配置宫廷权力架构,改郎中令为内廷诸官之首,辖卫尉、中车府令,内廷事务均决于郎中令;四、全国增加开设律学馆,选派通晓秦律的官员到学馆传授秦律,老百姓拜官员为师学习法律,学而优则仕,学得好的,可以录用为刀笔吏或狱卒,优先提拔使用有律学专长的人;五、在全国各郡县扩大囹圄也就是监狱的建设规模,没有监狱的县衙要新建,已有囹圄但设施老化、条件落后或者场所过于狭小的,要改建扩建,在短期内建成符合大秦司法现实需求的监狱体系;六、整合大秦司法资源,廷尉府专司审汛,不再负责缉捕盗贼解押人犯事务,单列机构,将原郎中令、卫尉、廷尉的缉捕职责统一行使,并统一指挥、部署各郡县的缉捕工作,并充实缉捕力量,提升其人员素质。等等。
为了以示这些举措的前所未有,胡亥、赵高将施政方略称为二世新政。
对扶苏等异己力量的全盘清肃,让新朝空出许多官衔职位,而推行新政,又将进行新一轮的机构、官职及权力等重新洗牌,这让臣官职位的增补和调整,摆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官员间不可避免地进行着明争暗夺的权力角逐。那些想达到愿望的人,只能通过争宠邀功、贿买等各种手段和渠道,来获得赏识、取得信赖而得到提拔;党争也在此时达到白热化状态,大家都希望通过提携、推荐自己圈内的亲信心腹,来增加势力范围和权力领空。
本来,升官晋爵的大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丞相等三公九卿只有参酌建议的份,但胡亥、赵高想摸底,听听大家意见,也就将此事付诸朝议,只是缩小成廷议的方式,与三公九卿另加几个老臣要臣讨论讨论。更深的心机当然还有,就是丢个石头试水深,试试朝廷各私党派系的根底深浅。
由于利益攸关,这廷议差不多争得面红耳赤、吵得不可开交,一连开了两天才敲定下来。
最先讨论的是,给新的缉捕机构命名和定级的事情。御史大夫恒德提出,应该恢复前周司寇一职,由司寇行使新的缉捕职能,享九卿之位,领少上造爵位。按恒德的说法,既然司郎中令、卫尉、廷尉的缉捕之责,就该仿周例将司寇奉在公卿之列,才能有效地调遣属卒平匪缉盗。
二世新政,是胡亥、李斯、赵高预定好的方针,是三人事前达成的共识,作为法家出身的李斯,对唯法是举、严刑峻法、苛律治国的各项举措,在整体上是极力赞同和大为倡导的。他最不同意的就是成立新的缉捕机构这一条,在他看来,赵高提出此举,意在分廷尉权以使他自己能够掌控除兵权外最重要的武装权------司法缉捕权。可在三人权力中枢中,他势单力孤,孤掌难鸣,只要胡亥一挺赵高,他再反对也无用。
恒德年事己高,告老还乡的请疏已获恩准,他提出设司寇高位厚爵,不过是讨好胡亥、赵高的情面,为自己将要的退休领爵食俸,捞一个高分。
恒德刚开了个头,就有宗正展开话题,他认为,根据朝廷现在的情势,非但应该恢复司寇,还应该仿效周时公旦辅政的成例,恢复“三公”之一的职位------太师,由太师协理新皇处理日常事务。
此言一出,更引来一阵议论。廷尉冯毋择早己按捺不往积郁的怒火,揶揄问道:“依宗正大人的说法,当今圣上还不能理政,需要专设太师一职,摄政辅国不成?”
冯毋择的话,又引发了更大的争论。参议的臣子都听出他的话里,暗含着设太师职欲置当今圣上为傀儡摆设的隐讽,表达出有人想借此操揽朝纲之意。
胡亥似乎不明就理,他见众人议论纷纷,便出言道:“朕初掌朝政,诸事烦身,繁忙琐碎,设太师代为亲政,协理国事,当属正常。赵先生,你意如何?”他把目光转向赵高,征询他的意见。
傻子都知道,赵高是胡亥的老师,太师这职很明显是为赵高设的。胡亥先让赵高表态,那绝对是很失策的。赵高呢,不想让丢过来的软刺猥扎伤手,又不愿虚以拒绝的假意表态让众人会错了意,逆了风向,便说道:“左丞相李斯大人,为众官之首,先听听丞相大人的意见。”
李斯心中有些懵懂,很是不解:恒德提出设太师一职,显然是受了赵高的鼓惑,设太师的用意很明显,是要揽权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之上。赵高刚升郎中令初入九卿之列,就急不可待地想跃升于众臣之上,如果他是一个莽撞冒进之徒,倒很好理解,可赵高偏偏是一个阴险狡诈、处心积虑、行事缜密的人,如何要冒这么一个大不韪去设计这么一个在官场老手眼中昏聩无比的路子,他究竟想怎样、包藏着什么样的祸心?真是让人猜不透。恒德不是快退了吗?赵高最好的选择是袭恒德的御史大夫位,干嘛非要复太师位?如果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利令智昏让他穷凶极恶地想攀升地众臣的头上。
李斯在没有洞察清楚赵高的真实心思时,是不会轻易表态的,只能静观其变。于是,他把赵高传过来的球,又传给了别人:“此事须由太史令依照史实,引经据典,广证博论。”
古时,逢上难决之事,或问于鬼神,或问于宗庙,也就是要么卜卦看天象,要么让史官以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可否当否,最后君臣再据此拿出一个意见和结论。李斯让太史令冯毋敬先说,是说得过去的。
冯毋敬生性直坦,毫不顾忌地把麻烦揽到自己肩上挑起:“臣以为不可!太师、太傅、太保为周时的三公,也曾有太宰统百官之首的通例。但我朝已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的设置,再设太师,岂不搞乱官制!再说,周公、召公均为成王叔伯,辅佐自家天下,自在情理之中。圣上叔伯中,能为太师者,有乎?他人能为太师代为亲政者,莫非圣上叔伯乎?”
冯毋敬观点再明显不过,当堂将恒德臊了个耳根发红,强自申辩道:“治国理政当循古法守成例,唯才而论,岂论亲疏远近?”
二世倒被一番争论失了主见,踌躇四顾,很是茫然。
李斯觉得是时候出来助冯毋敬说话,同时,最为重要的是,维护权力的权局不被搅乱和打破:“臣自以为,先帝建立大业,就以厚今薄古、不依旧制为立国之根本,我秦代周,本为天数,今反而去沿袭周制,为祖宗不容,招天下人笑,不足取也!”
他的一席话,获得了许多人的赞同。赵高见此,强掩饰住尴尬,也出来讲话道:“太师一职,设与不设,越辩越明,我也赞同不设太师位,此事就此罢议。只是赵某觉得,这缉匪捕盗的权力要统一行使,即便不效周法设司寇,也应设个类似的职位,倒不一定位同九卿,但职位高一点,是必要的,便于指挥大秦举境的缉捕公干嘛。我看职位名头,就叫司典都尉吧,职依兵制,序同将军位。我保举宗正府董翳为都尉,董大人为朝廷奔波效力,劳苦功高,颇受先皇赏识和倚重。他行伍出身,勇略过人,又久在内廷效力,一定能担当此任。”
这倒大出李斯意外。董翳与赵高并无深交和源渊,仅有的一次,就是赵高的侄儿赵信曾跟董翳四处访药。说起来,董翳还师从李斯学习过法律,算得上是李斯门系,赵高为什么要举荐董翳为大秦司法武装的头目,着实让人费解。
董翳在始皇时干的都是些访仙采药不得罪朝臣的神秘差事,朝中并无恶名,二世对他素怀好感,任司典都尉的事情,几乎无人反对就获得了通过。
接下来讨论的是,几个重要空缺的任职人选。
恒德退休下来,御史大夫由谁补缺,这是三公之一的要职,首当其冲成了最要紧的事情。这等大事,廷前二世、赵高、李斯是预先议过一下的,可赵高、李斯各怀心机,谁都不愿意向对方亮出自己心目中最为中意的牌,都怕先交了底让对方竖为众矢之的,遭了暗算,以致使己方的目标人选落空,因此,都心照不宣地顾左右而言它。搞得二世不明所以,只好摆到朝堂来解决。
双方上了刺刀要搞近战肉搏,就不能再客气了。
李斯提出的人选是,御史大夫由廷尉冯毋择来充任。他说出大通理由,都是堂皇得让在场的每一个人不禁频频点头称是的。
可赵高提出的人选,又让李斯甚是惊愕。赵高提议由将军冯劫出任御史大夫。冯氏父子与赵高有参劾之仇隙,赵高不计旧嫌举荐冯劫,用意何在?这不得不让李斯猜疑和警觉:数日前赵高拜访冯氏父子究竟谈了些什么?是不是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在这一点上,李斯是毫不怀疑赵高的说服能力的。
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袭上李斯心中。
赵高那种据理力争、外举不避仇唯才是举的大度,也让朝堂上的臣子深受感动。
双方举荐都很在理,搞得参议的臣子又都哼哼哈哈,不置可否,态度暧昧起来。
二世见议不出个什么名堂出来,就想征求一下老臣恒德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恒德是很有发言权的。
恒德这个要退休的老臣,倒不回避态度:冯大人父子均列三公,恐惹人说三道问、品头论足,招得一身骂名。他的话说得在理,于是乎,冯毋择升任御史大夫的提议,得到了认可。
赵高见自己的提议遭否决,有些不甘心,又提出,冯劫任将军戍守咸阳都城多年,一直兢兢业业、忠君勤勉,应提爵位一级,增俸一等。众人看冯劫职位未得升迁,也乐得意做好人帮忙说话,弥补他一下,无不赞成。
冯毋择升任御史大夫,廷尉一职也就空了下来,谁来补任,也成来竞逐的热点焦点。二世不想各方为此争执不下,便想听一听冯毋择的意见。
冯毋择踌躇半天,磨磨蹭蹭地说了一大通漂亮的客套话,作出推脱不了勉为其难的样子,终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他觉得,廷尉一职,由司马欣继任最为合适,司马欣熟谙法律,在栎阳治理勘乱多年,功绩卓著,素有贤名,甚得民心,有丰富的司法从政阅历和经验,一定能够胜任廷尉一职。
冯毋择的举荐,许多大臣都觉是理。太仆令邵平首先站出来赞合道:“是啊,司马欣去栎阳,一去就是十年,将纷乱不止的栎阳治理得井井有条,不计较个人得失,毫无怨言。这样的官吏不提拔,说不过去啊!”
司马欣当初去栎阳,是李斯举荐的,可实际上是替冯去疾执掌栎阳令的亲戚治理无方去解脱困境的,对此,冯去疾一直心存感激和歉然。司马欣任廷尉,对他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适宜的。因此,他出来说道:“司马欣在栎阳政绩卓著,理应擢升为廷尉!”只有冯劫因为竞逐御史大夫失利隐隐不快,这又是即将升将御史大夫的冯毋择的提议,唯有默不作声地不作表态。
看看司马欣任廷尉己成大势所趋,李斯不失时机地站出来说话了:“先帝在位时,对司马欣治理栋阳的政绩,屡有赞誉,也曾几次欲将其调入朝中为官,可都因另有重任相委而暂缓。是时候了却先帝的遗愿了!”
他说的也是实情。栎阳治乱初见成效之时,始皇就有调司马欣入京的起意,可基于留任他为宫廷铸陶的考虑,才让司马欣继续留任。而始皇最后一次巡游前,又让司马欣铸铜柩暂罢了让其入京的念头。李斯此刻打起始皇的情感牌,是想让司马欣入任廷尉再增一记胜筹,让大家都觉得,再不提拔司马欣,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始皇帝了。
看样子,司马欣任廷尉己成定局了。可就在这时,老恒德说话了:“微臣认为,司马欣任廷尉,极为不妥,万万不可。司马欣为官不廉,有贪腐失洁行为。若由其任廷尉,恐难服众。从大处入眼,将使吏治失度,官员以贪赃枉法争相仿效,动摇国之根本!”
此言一出,朝堂上顿时鼎沸起来。李斯不知道,恒德在最后关头出来搅局,究竟处于何种居心?他有些颇为不快地问道:“老御史,
你说司马欣有贪腐不廉行为,有何凭据?”
恒德显得颇为犹豫地看了看二世皇帝,胡亥马上绐了他肯定的回复,以打消他心中的余虑:“是啊,老御史,那司马欣究竟有什么贪赃枉法的行径,让你觉得他不能胜任廷尉之职?”
得到二世皇帝的许可,恒德这才道出其中的原委:“一个月前,我们御史按照圣上的诏令,去核查宫廷府库财银的收入去向。帐簿上记录,去栎阳一月有余,司马欣向府库借支了三百万两银铢,有司马欣本人书写的借据为凭。可时至今日,己近十年,未见司马欣归还毫厘,这么一大笔的银两,究竟拿去干什么,用去哪里,竟无一字说明,列位想想,这么一笔巨额借款,十年未还,如果不是核查府库,还显露不出来,这不是贪占是什么?!”
恒德一说完,群臣中间立刻引起的轰动。“什么?!三百万两借了十年未曾归还,这不是以借为名行占为己有之实吗?应该将司马欣缉拿入狱,查办问罪!”“三百万哪,一张借条就轻而易举地从府库中提走了,不是朝中有人帮衬,司马欣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应该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该法办的一定要法办!”“……”
李斯听恒德说起此事,心中大为惊骇,不住地暗吸冷气。为了弄清蒙毅最后那段时间做了些什么,他和赵高商议,让御史府查清蒙毅提走那些府库银两的下落。没想到,这些御史却借机翻了这十余年间与他李斯有关的帐目情况!这显然是别有险恶用心的,这一切的幕后指使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赵高!除了赵高,没人有这么大的胆,敢查当朝丞相的帐!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已经将李斯视作自己揽权道路上的一个障碍,最大的一个对手,欲除之而后快!
司马欣向府库借三百万两的事情,是说得清楚的,赵高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要不然,早就让御史先将司马欣拿下,然后再以此为突破口,乘胜追击剑指李斯的头颅。之所以在今天借恒德之口说出,无非是想借题发挥,混淆视听,制造声势,阻碍司马欣上位,从而搅乱李斯**在官职上的布局!
李斯暗自寻思了今日廷议上的种种迹象,猛然醒悟过来,无不佩服赵高设局的巧妙:增设太师位是假,目的是试探一下虚实,为以后不可告人的构计打打基础;明知冯氏父子不可能同为三公却偏举荐冯劫,除了讨好冯家外,是要借李斯等人顺理成章地将冯毋择推为御史大夫,留出廷尉职位争夺,安插自己的人手!他虽然不知道,赵高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但可以完全可以推断和肯定,绝对是安置羽翼,扩充势力。
说来,李斯也不免有些懊恼,当时自己甚为得宠,权力如日中天,疏忽了一些原本应该完备的手续,以至让人找到了可以据为已用的把柄。这些东西,只要始皇在世的一天,都是很好解释的,可一旦始皇不在了,没他亲批的手迹,解释起来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面对诘难,李斯猝不及防,却只能着力应对,据理力争:“诸位静一静,这个事情我清楚。司马欣下到栎阳后,了解到栎阳衙门的一个现状:衙门数十年间共欠当地大户十万余镒金计二百四十万银,这使得栎阳衙门受当地大户操持把控,乱象四起,难以治理。司马欣便向朝廷提出,向府库借银三百万两,以还清大户欠债并收购当地一些产业为官用,从而摆脱受人操控不敢放手治理的现实处境。我向先帝禀报了此事,得到了许可,才让司马欣写下借据提走府银的。至于说为什么以借的方式提款,是因为先帝说,基于栋阳治乱的需要,才作为特例,从府库上予以支持,全国那么多郡县,如果都由朝廷代偿外债,如何得行?是故,只能以借的名义行拨付之实,方有司马欣借据留于府库的事情,正因为这个缘故,借据才没有签批的手迹。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先帝的口谕,如何能提走巨额府银?朝廷若不是以借行拔付之实,当年的府库清账之时早就催收不止了,如何能有十余年不闻不问之事?再则,这三百万让栎阳县衙摆脱了困境,它每一年向朝廷上交的赋税就远远超达三百万,这岂是那张三百万借据能呈现出来的东西?!况且,这个事情是能一验真假的,请太史令冯毋大人查阅一下借款前后的宫廷日志记载,就能确证此事。”
李斯说完,却并不能消除所有大臣们的不满情绪。他们脸色所表露出的情状似乎是在说:难怪说,司马欣在栋阳政绩卓著,原来是靠着是你李斯的门生,给予了特殊惠顾才扶持起来的!
李斯也幽幽叹了一口气:说来也怪自已作丞相太久了,朝中大臣早有人看着不顺眼,单等有新的宠贵出现,借势出出多年积压于心的恶气怨气。
赵高在最合适的时机发表了最受人捧合的意见:司马欣因涉嫌借款事先暂回丞相府仍任长史,待查清问题后再行录用,提议廷尉一职由御史曲宫担任。
任李斯怎么想力排众议也无济于事,胡亥与众臣异口同声地通过了赵高的提议。
最后,廷议还通过了如下任职:优旃任谏议大夫,阎乐任郎中令副使兼司典副都尉,赵成任中车府令。
李斯知道,所有一切安排都如赵高所算,他成为了这张权力争夺战最大羸家。赵高己在朝中编织着一张大网,一旦羽翼渐丰,所有碍于其揽权的对手,都会被这张网捕杀干净。
他不能束手就缚。目前,他当务之急最该做的事情,一是笼络好冯家父子等重臣;二是充分利用自己门生遍天下的优势,借朝廷兴法律学馆、大举录用有律令专长的官员和狱吏的机会,将自己的门生选拔进公门,形成上下呼应、不可轻视的力量,以与赵高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