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先生王志成推了推眼镜，说“我真不明白搞早请示、晚汇报有什么意思，喊万寿无疆和过去封建社会皇帝上朝，臣民三呼万岁一样了。而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二者是同一个朝拜仪式，只不过一个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是现代社会的，这明显是偷换概念。”

    曾科林原本就对这几句口号看不过去，想着已经离开学校，在这里又都是同乡和同学会在一起，说话就可开放一些。他也发表议论说：“这文化大革命搞的一年多，把党政、军各级领导人从上到下都打下去了，把伟大领袖架空，到时候，那个副统摔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历史上有着许多这样的事例。往往爬得高的人，摔得就越重，那个林副统帅，不会成林副统摔，我就不姓曾！此刻的曾科林把积在心里的话，像倒苦水似的一股脑儿倾泄在甲板上，觉得很痛快、很舒坦、很自在。

    在曾科林滔滔不绝地发表见解时，王志成有时点点头，有时双手会抱着膝盖静听着；吴国文听着听着就皱起眉头看着他，徐富伯听完后则说：“你是说。”嘴角边露出不易觉察的暗笑，眼睛转向西边，看着远山。隋凤桃止住他，“别说得那么悲观，心情不好。”

    “是呀，是呀”徐富伯马上接茬：“有毛主席健在，他还只是个副统帅。”他拍拍曾科林的肩膀，“还是说点别的事吧，科林，他亲切地叫着曾科林的名，你也是红河地区的，你知道那里文化革命搞得怎么样”。他是学政治的，三句话不离本行。

    “不知道，这么多年我都没回去过，寒暑假都是在学校里过的，只前年国庆节回去过，我父亲去世。”他又补充几句：“我估摸着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不是红沙河火车站两头的火车叫造反的农民给堵了嘛。”

    “哎，”徐富伯叹息一声，“我也想这文化革命到底怎么收场。”

    听到徐富伯这最后句话，一直没有搭讪的吴国文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我看那里也在遭劫。”

    王志成接着话说：“简直是一场大**、大洗劫，打、砸、抢，把工厂、学校打劫得破破烂烂的，比日本鬼子打进来，火烧长山市那情形还要惨，再怎么也不能那样做。”他又不无椰揄地对吴国文说，“你那个农学院也倒霉，”农学院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一句话就把你们学校的人统统赶到乡下去，学校的门都关了”。

    “学校门关了，因祸得福，打砸抢分子没有来光顾。复课闹革命，我们的人又都回来了。”吴国文反击他，高兴地，又坐下来。

    同学们说到打砸抢的事，徐富伯心里“格”登一下，但他没有显出惊慌来。

    见徐富伯没有说话，大家也不想再说下去，沉默，好长时间的沉默。

    坐久了，累人，甲板又有点燥热起来，空气死了。

    吴国文看着曾科林，昧笑着，他跟曾科林很熟，文革前，曾科林几次到他学校去过，他也去过曾科林那里，他推推曾科林：“博士”他知道曾科林雅号“博士”，当然指他知识面较为渊博说话遣词也很风趣，“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大家都望着曾科林。

    徐富伯附和着：“是呀，老同学，来一个。”

    隋凤桃挪动身子，对曾科林说：“讲一个吧，大伙都有点倦意，该放松一下，我都快要打瞌睡了。”

    曾科林撩了一下头，“好吧，我讲一个。”

    “大串联的时候，我在火车上，听人讲着这样一件事，一个红卫兵的头头，带了一帮人，来到动物园造反。他们抓了一对鹦鹉来审问，批斗。原因是他们掌握了鹦鹉的材料；它们常常对游客说：“同志你好，吃了饭没有？”曾科林模仿鹦鹉的声音说两遍。

    “究其罪名有三：一是靡靡之音，嗲声嗲气的，资产阶级情调；二是阶级立场不稳，是非不分，对任何人都称：“同志”，这要追查它祖宗三代，看是什么出身，还要追查它的后台，是谁指使它这么叫的，后台当然是动物园园长，当权派，但园长早就被打倒，靠边站了，那就追查饲养员，总是他培训出来的。吓得饲养员躲了起来，接连几天不见影；三是不劳而获，自已不劳动，还要人喂它，吃人民的血汗。七斗八斗，游人们看着它们被斗得死去活来。”

    本来这故事到此为止，犹嫌不足，曾科林又把他自编的一个加了进去。

    后来，有一个红卫兵给头头献计，这动物园牛鬼坨神颇多，老虎便是其中之一，要把老虎统统的抓起业。第一，根据“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原理，老虎和帝国主义反动派是一丘之貉，是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第二，根据“蚤无公（没有蚤婆），虾无婆（只有虾公），虎无大小堪称老”的座语，老虎任何时候都揹着个“老”字，“老子天下第一”，无法无天，狂妄至极。足可以把它们抓来游斗。头头一想，有根有据，罪名成立，把老虎定为阶级敌人，但是他犯低估，怎么去抓得老虎来呢？这里的可是货真阶实的活老虎常言道：“老虎屁股摸不得”，连屁股都摸不得，还敢去抓它么？头头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发怵。于是他边走边对他的随从说：“这回算了，留着它们当反面教材。”

    听讲故事，同学们早笑得前仰后合，连在他们的旁边来凑热闹的乘客也跟着笑了。

    徐富伯拍着手掌，“好，好”。

    隋凤桃笑着在曾科林肩膀捣了一拳，“尽扯淡”。

    大家倦意顷消。

    船已进入河中间航道，这是一艘老式柴油轮机船，又是行的上水道，柴油机的马达像是拉着破车的老牛，喘着粗气的吼着，烟囱卜气卜气地喷着黑烟，尔后黑烟又变成白雾，在水上飘忽，船舵后翻着水浪，两边不时有水溅到船帮子上，流到甲板上来。

    曾科林心情沉重，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的铁栏杆边，反手靠在栏杆上，有点微风，他浓黑的头发经风吹得像一面旗。晚霞照射着，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眉心问三条竖纹，这是他养成思考问题习惯而成的。

    天空阴晦了，秋风夹着细雨吹到脸上，凉溲溲的，他打了个寒颤，望着西边的长山秋山山林下的校园，望着山林中高大稠密的枫树林，这枫树每到秋天，树叶就变成紫红的颜色，树林间很幽静，他常在课余时间到树林子里去看书学习，一坐就是半天。饿了，吃着从食堂里带来的馒头面包；渴了，喝山上的泉水；累了，放下书本，在林间散散步，欣赏山上的风景。在这里，他通读了系主任马步高教授指点他读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各类书籍，钻研着海志强教授辅导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还自学了一门特殊的外语—世界语“爱斯不难读”“Esperente”他成了两史系的成绩优秀学生，成了马系主任最器重的人，成了海志强教授的在国内开山弟子，成为同伴的求学上进的偶像，他非常感谢长山这块山地，非常感谢长山的这片枫林，长山山地就像一个年轻的身强力壮的初产母亲，把她充盈的乳汁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第一个产儿，使他得天独厚地发育长大，羽翼渐丰。山脚下，那一排排红砖青瓦的高大楼房，掩荫在树林子里，里面有着宽敞的，拥有阶梯坐椅的教学楼，有基书百卷的图书馆，有设备齐全的体育馆，有包括足球场在内的大操场，有四季散发着清香的花园苗圃，这就是长山大学校园。曾科林和他的伙伴们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了四年多，整整四年多的时间，文化大革命像一股突如其来的洪流，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曾科林和他的伙伴们，卷入到惊涛骇浪中，被搞得昏头转向，停课、游行、造反、串联，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只是违心地跟着北京来的红卫兵，人云亦云，孔趋亦趋，叫喊着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马步高，打倒海志强，这些口号，曾科林也跟着喊，但心里很痛苦，不喊不行呀，曾科林他自已都险此被别人揪出来作为“孝子贤孙”参加陪斗呢，叫他哭亦乎，笑亦乎？

    离校前一天，曾科林去到山上，看到的是山林树枝低垂，通往山上的电线杆上的路灯的荷叶罩被手枪子弹打得七孔八穿，各个大学的门窗被打得破破碎碎，心里像蜂蜇一样的难受，他想去看望马步高和海志强二位教授，临行前跟他们道个别，却被告知二位教授早已民被发配到庙高五七干校劳动去了。他心里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现在，曾科林正独自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山的那片枫树林，树叶已不见往时的紫红的颜色，倒像是被燃烧过的纸屑，灰灰的散落在各处，再看那令人留连的美丽的校园，看上去像是低矮了，萎缩了，像是躲着怕见人似的，山林和校园，变得迷茫而陌生。

    曾科林低着头，回望着河对过的长山城。那里被浓重的雾霾笼罩着，只有些稀疏的灯光在雾霾里挣扎。历史知识告诉他，长山是个英雄的，光荣的城市，长山的春天是美丽的，他在这个春天般的大都市的怀抱求学和生活，觉得很温暖，很幸福、很自豪。他曾把自已的感受写出一篇散文“英雄长山春常在”，发表在省级报纸“长山晨报”上，赢得很多同学争相传着，走在路上人们看见他，投来欣羡的目光，他得到许多赞赏。如今，他就要离开这人城市了，他多么想再好好地看它一眼，城市却缓缓地向后退去，露出可怕的黑影来“长山啊长山！”

    “科林”，隋凤桃把他从沉思中叫醒回来，“外面风凉，进舱里坐吧”，不知什么时候，同伴们都回舱里，他只好服从地走进船舱。

    “凤桃，才出校门，就把我老同学严加管束起来”。徐富伯笑道。

    隋凤桃拉着曾科林手，对徐富伯嗔笑着，进到坐位上去。

    夜幕降临了，船在船舱的灯光照射下泠着黄色的光的水面上匀速前行着，乘客们有的伏在前一排椅背上打瞌睡，有的互相依靠着打盹，有的坐在地板上把埋在屈膝的两腿里，只有少数人在轻声交谈，没有了嘈杂声，。曾科林还没有睡意，他看着四周，发现舱后的墙角边蹲着两个人，一个是粗短的花白头发，右铜色圆脸，穿着家织布衬衣的农民模样的人，约摸五十多岁年纪，他觉得有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凭眼力判断，他像个农民但不是农民，很可能是个干部。在他身旁的那个青年，平头，穿反领的鱼白色的确凉衬衣，肩上揹着黄色的军用挎包，挎包搭在腿上，上面有个红五星，这是文化革命时兴过一段时间的那种行装，两人不时低声交谈着，那青年时而警望着舱里的人。

    “我想休息了，科林你也打个盹吧，”隋凤桃说着就伏在曾科林肩上，曾科林便伏到前一排的椅背上，昏昏欲睡。

    船舱里只留下正厅中的一盏25瓦的灯，其它灯都熄了，这是催促乘客休息入睡的信号。

    船在里暗中行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