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妃被慈禧太后囚禁后，光绪性情大变，内心有如铁丝箍勒般的痛楚只有他才知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过去有翁同龢慈父般的翼孵与呵护，情绪还算好些，可现在，一个人呆在宫里，有着说不出的一种孤单与哀愁。

    他胆子小，最怕夏天惊雷，下暴雨的时候，门窗都要紧闭，让太监站在两旁，自己捂着耳朵，但他又喜欢倾听暴雨后宫里下水道泻水喘急的声音，似乎那是美妙动听、可以净化他心灵的音乐。

    有时，他一反常态，冒雨来到御花园东北角的一个亭子里，下面池子里有个石雕的龙头，昂首怒视，后宫的雨水从这个龙头喷泻而出，飞落在深池子里，像瀑布似的，颇有气势，长时不断，流入御河。

    政令不通，变法遇挫，使他的性格变得暴躁，喜怒无常，夜里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拍桌子，骂混账，吓得太监们心惊胆战，不敢靠近。

    9月14日，光绪赴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批准成立懋勤殿，遭到慈禧太后的训斥，回宮之后，以泪洗脸，悲愤不已。

    次日，光绪召见军机处章京杨锐，发了一道密诏：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从这份密诏可以看出，光绪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显得焦灼不安，此时，他还是幻想找到一个既不能得罪于太后，又能让变法得以实施的方案。

    当然，他也意识到维新变法有可能夭折，可他不甘于自己的失败，诏示四章京妥速筹商。

    密诏里并不提及康有为的名字，至于历史上说康有为是光绪维新变法的肱股大臣，就有悖于事实了，充其量他仅是光绪密诏里的“诸同志”队列中一分子，未在光绪倚重为心腹的范畴内。

    密诏里最敏感的一句是“朕位不保”，致使大多数人误认为这是光绪奋起抗争，反政变的檄文。

    事实上，这句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拟于假设，并不存在着所谓帝位不保的暗示，而是强调变法方案必须不拂于太后旨意的前提下，俟朕熟思，再行办理。

    光绪有着这样的忧患与意识，无疑是改变思路，关系到变法成败的一个转折点。

    遗撼的是，一个人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写了大清王朝的历史。他，就是被后来教科书上所说的，“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戊戌变法”的旗手，人称“南海先生”康有为。

    接了密诏的杨锐，因胆子小，不敢示于谭嗣同等人，苦思无策，只好将密诏誉写一份交给康有为，并让他按皇上的意思拟出妥善的方案。

    康有为看后，知光绪已向太后妥协，若向维新党人公示此诏，势必人心涣散，且不说维新变法难以为继，就是自己的前途也会黯淡无光，一向热衷于功名的他，干脆孤注一掷，将密诏改成如下内容：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密诏篡改后，他交给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传阅，众人哪辨真伪？得知皇上身陷困境，备受煎熬，不由痛哭失声，悲不自禁。

    在场的徐世昌也是泪涕直流，长跪不起。

    待回法华寺，将皇上密诏之事及当场的情形向袁世凯禀报，袁世凯听之颇为动容，心里却是犯嘀咕。

    因为这两天皇上接连两次召见了他，除了询问练兵事宜，授予他为工部侍郎候补说些嘉勉的话外，倒不觉得皇上的言形举止有什么异常。

    晚清官员候补，称“需次”，一种途径是花钱纳捐，另一种是朝廷对有政绩的官员授予，都是虚衔，有的人等上数年才实授一官半职，也有的人至死也捞不到一个实授。

    袁世凯属于后一种，实授的可能性虽说比前一种大得多，但不象某些人所说连升两级，是什么大清王朝官场上少有的一种荣耀。

    袁世凯在朝鲜时已是实授正三品官衔，现是直隶按察使兼练兵大员，一样是正三品，侍郎是正二品，若实授仅是升了一级，候补那就大打折扣了。

    不过，使袁世凯聊以欣慰的是，在官场爬滚摸打了十六年，总算跪在天子的脚下，得睹圣颜。

    原以为皇上威风八面，气魄非凡，可想不到的是，皇上竟是个“病秧子"，脸色苍白，憔悴不堪。

    身为臣子，每当想起，袁世凯的心，就隐隐作痛。

    令人费解的是，皇上的密诏攥在康有为的手里，难道皇上维新变法，真的是依靠这几个口诛笔伐的文人吗？

    若是，他们临危受命，是否能力挽狂澜？维新这艘大船在茫茫的大海游弋，是否能挺得住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太多太多的疑问，教袁世凯颇为费解，心神不宁。

    这时，他想起了在天津时翁同龢和自己的私下谈话。

    “先生乃两代帝师，一代名相，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敢扛维新大帜者，先生也。然变法在即，先生忽遇开缺回籍，朝野人士，深叹惋惜。依卑下之见，皇上自断肱股，预兆不祥，维新变法，或恐重蹈朝鲜之覆辙，但不知先生有何真知灼见？让卑下茅塞顿开。”

    袁世凯早就想了解时局走向及翁同龢对变法的看法，迫不及待地问。

    “皇上名日亲政，实为傀儡，上有太后掣肘，下有权臣相欺，每思一策，须向太后请训，每发一谕，而受权臣非议，是故进亦忧，退亦忧。

    变法图强，固是皇上锐意，本也是太后所希，然变法之观点，一重一轻，一急一缓，泾渭分明，背道而驰，终难以汇聚。皇上年少而任性，急于求成，罔顾国情，欲尽变祖宗之法，如此折腾，太后岂能容忍乎？

    老朽奉侍君侧，屡屡规谏皇上凡事忍为先，熬个十年即使二十年，以时间换空间，俟太后垂老不辨事或驾鹤仙去，再励精图治也不迟矣，可皇上深受康党莠言所迷惑，不能克制，夜郎自大，到头来必为其所害。”

    翁同龢对当前时局的剖析，毫不掩饰，尤其是那句“以时间换空间”的见解尤为精辟，不愧为帝师深邃而合乎实际的谋略。

    “以我观之，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先生何以贬低于斯？”袁世凯不解地问。

    “当年康有为编写《广艺舟双楫》，为的是攀附于我，读了他写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老朽觉得他才华横溢，思想新潮，遂向皇上引荐。

    后才知道其作品乃剽窃张之洞大人门生廖平著的《辟刘篇》、《知圣篇》，又如公车上书，他为了功名而始乱终弃。

    类此欺名盗世、居心叵测之徒，交之则伤己，用之则祸至，这就是后来老朽不肯为皇上引荐的原因。

    只可惜，皇上不察，以为我嫉妒英才，闭塞言路，在我开缺回籍的第二天，就召见了他，唉，皇上良莠不辨，恐祸不远矣。”

    翁同龢唉声叹气地道。

    袁世凯闻之，心里也是一悚，又问道：“近传帝后不和，纷纷扰扰，身为臣子，该如何面对？”

    “你是地方官员，力量薄弱，位卑人微，不足以面对，朝廷的事自有其的解决方式，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凭心而论，太后和皇上于感情上还算融合，只是政见相左。”翁同龢应道。

    “万一交恶，皇上若下旨勤王，我是练兵大员，奉诏则陷皇上不孝，不奉则为臣不忠，该如何应对?”袁世凯似乎有预感，突问。

    “太后狐黠多疑，善于防范，《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她任免人事，为的是掌控京畿军权，以防有人借变法之名，犯上作乱。

    皇上生性懦弱，事母极孝，断然不敢下诏勤王，激怒太后。若有此况，你这区区几千人马，对抗太后几十万卫戍大军，不啻于飞蛾扑火，无济于事。

    是故以不变应万变，保存实力方是重中之重，待羽毛丰满，俟时局有变，日后为皇上保驾护航，这就是我当初极力保荐你去小站练兵的主要原因。”

    翁同龢轻捻胡须，最后托出了自己当初的设想。原来，他看到皇上亲政多年，没有军方大臣的支持，皇位岌岌可危，因而他借旧军新败，国内练兵之机，保荐袁世凯去小站练兵，目的是为皇上拉出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当然，也是为了日后排斥自己政敌李鸿章而摆下的一个棋子，只是这点，他不会对袁世凯说出这些个中私人恩怨。

    “先生深谋远虑，卑下谨记先生之言，潜心磨砺，打造出一支国之劲旅，为皇上效忠，当不负先生之愿望。”

    袁世凯既惶诚惶恐，又心存感激。

    此时，他才晓得翁同龢的一番苦心孤诣，如果说这位老臣怀有私欲，那倒不如说，是他对皇上忠心耿耿，殚精竭虑。

    只可惜，皇上太年轻，太任性了，赶走了一个不该赶走的老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