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精心设计的“以时间换空间，最终孤立慈禧太后，拥光绪真正亲政“的博弈计划是缜密而可行的。
然而，由于光绪的浮躁不安，急于求成，导致这计划因翁同龢的开缺回籍而搁浅，更让翁同龢感到痛心的是，康有为等人挺而走险，矫旨并酝酿了一起“围园杀后”的阴谋，不仅彻底地破坏了他的计划，也使光绪背上“欲谋杀太后“的罪名被慈禧太后幽禁于中南海瀛台。
当维新宣告失败、光绪被幽禁、太后复出垂帘听政等不幸的消息传至江苏常熟，这位三朝元老、两代帝师，禁不住老泪纵横，整日念叨着曾经日夜相伴着的皇上，不上几年，忧郁而终。
不过，他的心血也有结晶，若干年后，袁世凯的新编陆军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走上了政治舞台，走向了共和。
正是因为翁同龢这段话，使袁世凯对康有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出于戒备心理，从这以后，凡是维新党的活动事宜，他不再出面，或仅是派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人参与。
这次入京，原以为只是朝圣这么简单，想不到的是，一份所谓的“密诏”，把他卷入波峰浪谷之中……
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成为后人最为争议而带着浓重色彩的一笔。由于前中共首席理论家陈伯达著有《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袁世凯》这两本具有意识形态思维的书籍，故后来大多的正史或野史都把一代枭雄袁世凯钉在“窃国大盗、卖主求荣、开历史倒车”的历史耻辱柱上。
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告密？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几乎达成一致口径的事情经过是：戊戌年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请训后，当晚回天津即向荣禄告密……
除了这一说法外，也有史学家认为，袁世凯回天津后，并没有告密的动机与意向，因获悉太后发起政变的信息，为求自保，第二天才向荣禄和盘托出康有为等人“围园杀后”的计划，致使事件扩大化、尖锐化，虽说不是主动告密，但告密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不容质疑。
以上这两种版本，情形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时间与性质上的区别，前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的告密引发了慈禧太后的政变，后一种说法是撇清了政变和告密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然而，随着人们不断地挖掘，一些历史真相也就浮出了水面。根据袁世凯写给堂兄袁世勋的家信可以看出，百日维新中，袁世凯确实是充当了告密者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尤教人吃惊的是，告密地点不是在天津，而是在当时杀气腾腾的京城。
维新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以失败告终，反思之余，人们往往把光绪革掉六部堂官的事件视为是慈禧太后搞政变的引火索，却忽略了一个反变法的急先锋，他就是杨崇伊，清代光绪六年庚辰进士，字莘伯，江苏常熟人，由庶常授编修。
杨崇伊和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是亲家，来往甚密。甲午国耻后，李鸿章被逐出权力圈，待在贤良寺冷眼观世，所以，他对维新党很不以为然，甚至背地里散布一些不利于变法的言论，这对崇拜他的杨崇伊而言，影响力非常之大。
1895年11月，杨崇伊由翰林院编修转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就职后迫不及待地向维新党发起了进攻，上疏弹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请饬严禁。
翌年1月20日﹐强学会遭朝廷封禁，改为官书局﹐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分学务﹑选书﹑局务﹑报务四门，因失去了原有的宗旨，形同虚设的上海强学会即自行解散。
首次舔到血腥的味道，处在亢奋之中的杨崇伊，就像一只嗷嗷叫的饿狼，又扑向下一个猎物。
1896年2月，杨崇伊上疏攻讦帝党中坚、翰林院侍读大学士文廷式。罗列的罪名谓……“遇事生风，常在松筠庵廣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聊名人奏。并有与太监文姓结为兄弟情事……指使安维峻言事，安发谴敛银万于送行……”等等。
玉铭行贿买四川盐道使一案，珍妃纳贿事发，慈禧太后杖罚并幽禁珍妃后，又审太监文德兴，杖打四十并遣送到打牲乌喇，随后就地处死。
此案已过一年有余，今杨崇伊却揪住此事不放，弹劾文廷式身为谨妃和珍妃的老师，居然和太监文德兴称兄道弟，里外勾结，致使太监、珍妃卖官鬻爵，败坏朝纲，影响之恶劣，令人发指，应严惩不迨云云。
自甲午中日开战以来，以翁同龢、李鸿藻为核心的帝党，一举瓦解了后党李鸿章经营三十多年的淮系集团。
跟着，帝党乘胜追击，又扳倒了最具代表性的后党主和派大臣，对战时内靠慈禧太后，外当李鸿章主和路线枢纽，军机大臣孙毓汶及徐用仪。
这样一来，帝党似乎占了上风，大有扭转乾坤的气势。然而，局势容不得乐观，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马上反扑过来，先是把珍妃褫衣廷权，贬为贵人，继而废黜帝党大臣志锐、安维峻、汪鸣銮、长麟等人，从而扫清了帝党外围的障碍。
杨崇伊这份奏折，可以说是后党向帝党发起了总攻的信号。
文廷式，光绪十六年成进士，授编修，逢二十年大考翰詹，经光绪帝复看卷时专书珠谕干预，亲自提擢，钦定廷式一等头名，由编修上升为翰林院侍读大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
不久，又派他稽查右翼宗学，教习庶吉士，协同内阁看本，署大理寺正卿等职。一时“圣眷”渥厚，引人注目。
他是忠实的帝党人士，志在救世，遇事敢言，与黄绍箕、盛昱等列名“清流”，与汪鸣銮、张謇等被称为“翁门六子”。
帝后两党暗中较量时期，他一直为翁同龢出谋划策，力斥后党，尤其是在李鸿章的问题上，他撰文怒斥其媾媚辱国，丧心病狂，字里行间，隐然有继翁同龢之后新一代帝党领袖之威望。
然而，二月激流，一下子冲垮了帝党这棵参天大树。
杨崇伊一张轻飘飘的疏章，对后党而言，却是一把无比锋利的匕首，深深地刺入了帝党人的心脏。
结果，文廷式被革逐回籍，永不叙用。至此，帝党精英大多被废黜，损失惨重。
因而光绪和翁同龣这对师徒，成了后党釜中的游鱼，摆脱不了被煎熬与宰杀的命运。
戊戌变法第四天，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这意味着帝党已失去了卷土重来的资本，为此，杨崇伊认为飞黄腾达的机会到了，更加有恃无恐，恣意寻衅事端。七月下旬至八月初，他往返于津京之间，联络后党，传达信息，谋划策略，为太后训政之事奔疲于命，不遗余力。
策划太后训政的帝党人物有直隶总督荣禄、庆亲王奕劻，刚毅、怀塔布、立山等王公大臣，还有部分介于帝后党之间的官员。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沉瀣一气，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以便终结光绪“将法尽变，废黜荒谬昏庸老臣”的新政。
帝后党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凭心而论，尽管帝党已呈颓势，慈禧太后也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老人自然懂得：各派势力之间既要有一种平衡又能够相互制约，这样的局面才能长治久安。
当年，她就是善于驾驭这种政治平衡术，将恭亲王奕訢、奕環及汉人曾国藩、胡林翼等王公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她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同时，又调帝党重要人物王文韶入京为军机大臣。
光绪戊戌年锐意变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经过她默许的，直至六部堂官被免事件，触犯了她的权力底线，虽说一些王公大臣跪在她的面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她还是保持沉默。
毕竟光绪四岁被抱入宫嗣养了二十多年，不是亲生也有着深厚的母子之情呵！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权衡之下，她不可能因为几个部官那廉价的眼泪而致母子反目成仇的。
从怀塔布等人不能官复原职就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和光绪之间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
假如从这以后，光绪改正事孝，执政不再有超乎异常的举动与措施，他还是亲政后的光绪，并不存在着皇位且不保的危险，正象慈禧太后对庆亲王奕劻说：
“由他办去，俟办不出模样再说。”这句话的份量，并非含有讥讽与蔑视，而是出自于内心的一种宽容与支持。
然而，世间没有假如，光绪就是光绪，这个外表看似孱弱的年轻人，内心其实具有强大的叛逆意识，他非想把这个天捅个窟窿不可。
就在变法步履维艰之时，中国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个在日本推行维新，仅用十多年时间就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的政治能臣，戊戌变法期间，他辞掉首相之职后，突发奇想地来中国观光。
他的到来，给维新党人注射了一支高度的兴奋剂，许多官员纷纷上书，奏请将伊藤博文挽留于京城，待以客卿之礼，有人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并提出了一个“合邦”的大胆假想。
光绪对伊藤博文这样的政治狂人也是深感兴趣，经不住维新党人的撺缀，同意择日约见伊藤博文。
本来，作为一国之君，约见一个访华的外国人，是一件正常外交的事儿，问题是伊藤博文是个有着政治敏感的人物，他曾经领导日本人在甲午年打败中国，逼使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可以说，他是中国人的宿敌，杀他一万次也不足以洗甲午之国耻。
可是，光绪也是一时昏了头，居然把自己的仇敌捧为座上宾。这一约见，且不说引起了国人的无比愤怒，也犯了慈禧太后的大忌。
这一轻率的决定，让后党集团逮住了一个请慈禧太后训政的充分理由。
慈禧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杨崇伊威胁他道：“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
奕劻听之果然畏惧，只好答应带杨崇伊至颐和园见慈禧太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也合是光绪的劫数难逃，慈禧太后本来不想看，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或是给奕劻一个面子，勉强道：“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
太监李莲英应声从杨崇伊手里拿过奏折递上，慈禧太后展开一看，奏折写道：
“…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难，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拏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