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伊上奏言事，并非空穴来风。康有为正是刮起这股“洋风”的始作俑者。
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说：
“戊戌年“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
在康有为的授意下，8月3日，维新党骨干杨深秀给光绪上疏，奏道：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
今该主事所见与臣暗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
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
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
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八月初六日，维新党人宋伯鲁不知道慈禧太后已发动政变，还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上疏道：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
……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
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住我宗社。”
这个晚清二品官员、康有为的忠实的信徒，退朝后听说朝廷正在缉拿他归案，忙躲入意大利大使馆，然后潜往上海避难。
从杨深秀和宋伯鲁的奏折可以看出，维新党人的“合邦”计划蓄谋已久，他们不但在国内制造声势，而且暗里勾结美、英、日之国，拭图用武力施压，迫使清廷屈服，促成“合邦”之事。
戊戌年八月初三，总理衙门接连收到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的三封电报。荣禄在电报中说，八月初一傍晚，有英国军舰七艘出没于金山嘴、秦王岛附近，八月初二又出没于塘沽、榆关附近，英国军舰并告诉清朝驻榆关官员：“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
英舰来意不明，荣禄遂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又电催袁世凯回津布防。
随着，中国东北的盛京、金州等地，也传来了英、俄两国各自调兵即将开战的消息。
八月初五，总理衙门又接到荣禄述说有英国水兵登岸要求进入中国兵营的电报。
英国以八艘军舰的庞大战力，出没于塘沽、山海关等地，这是铁的事实，并非象一些史料里所说，这是荣禄为了配合慈禧太后搞政变而谎报军情，借机调动军队。事实上没有这个必要，对付维新党人，京都里的神机营、键锐营及步兵统衙门等御林军显得绰绰有余。
既非对中国挑衅，亦非对俄国开战？英舰游弋用意究竟何在？
1899年3月，英国官方出版的《中国事件蓝皮书》第394号附件《海军中将系摩致海军部》的信函中，英舰统帅西摩透漏了其中的内幕真相，所谓的俄国将侵入中国，英国为了保护其的利益，不惜向俄国开战的消息，纯粹是英方散布的谣言，旨在向清廷施加压力，以求促成“合邦”。
未曾想，维新党人的“合邦”计划被后党集团侦悉，所以才有了杨崇伊语挟奕劻，面奏慈禧太后这一幕。
见慈禧太后脸有愠色，杨崇伊趁机进言，火上浇油，道：
“今君侧无任事之人，悉由康党之流把持，左右荧惑，意欲将祖宗之法尽变，悉去朝中老臣，且勾结外贼，变卖国土，以满足变法之所需。
臣闻孙家鼐孙大人曾质问康党，新政万端并起，经费不足，何以应之？康某应日，割新疆与俄罗斯，西藏与英吉利，还清外债，可得善款供新政用，费若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
慈禧太后闻之大惊失色，问身边的庆亲王奕劻，道：“可有此事？“奕劻含糊其词，道：“臣曾风闻此说，然未得证实。”
杨崇伊见太后狐疑，复奏道：“以上所奏，臣绝不敢存有半点谎言，望太后明察鉴之，召聚诸位王公大臣，出慈训政，挽救皇上，挽救我大清社禝。”
出慈训政，意味着又一次垂帘听政，慈禧太后神色凝重而又黯然，深邃而锐利的眼光扫来，令奕劻和杨崇伊不寒而粟。
这个权力至高、饱经沧桑的女人，内心有着说不出的凄凉。
青年丧夫，中年失子，三十七年来，几度晓月残星，几度血雨腥风，连她都不敢相信，这双嫩肩，挑起了大清江山的沉重……为此，她恨丈夫英年早逝，也恨自己过于纵容、溺爱自己的儿子同治，致使他外出狎妓，染上梅毒而亡。
选光绪入宫，不仅仅他是胞妹的儿子，有着丈夫和自己的血统，更重要的是她想效仿孝庄，为大清王朝打造出第二个文治武功的康熙大帝。
她汲取了“慈母多败儿”的教训，对光绪的培养十分注重，亲自挑选名师。
表面上，她对光绪十分严厉，甚至近于苛刻，其实她是女人，也有着母亲慈祥与善良的天性，不管多忙多累，严寒酷暑，几乎每天，她都来看望这个儿子，了解其的读书、生活的情况，待至光绪成人，她又履行自己的诺言，还政于光绪，自己搬到颐和园居住，打算安度晚年。
有人说，她待光绪心如毒蝎，名为还政实则是在垂帘听政，这话颇失公允。
诸如：甲午年光绪主战，她反对了吗？戊戌变法前期，她阻拦了吗？光绪一下子革掉六位堂官，这是大清王朝从未有过的事儿，她干涉了吗？
没有，恰恰相反，她对这个有血性、敢做敢为的爱新觉罗的子孙，寄托着一种期待的精神慰籍。
之所以她时不时地过问朝廷的政事，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小皇帝嫩得很，趁着自己的神志还清醒，扶他上马再送一程。
没想到，刚上了套的马儿一出道，就尥了蹄子，这怎不教她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听了杨崇伊的上奏，虽说在气头上，但她还是认为光绪这样做，是受到了奸佞之徒的迷惑、毒化，故她召集一些心腹大臣商议，初衷是清君侧，速逮康有为兄弟问罪，借以纠正光绪执政的“越轨”行为。
敌强我弱，维新党人简直是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地睡觉，一直严密地窥视着颐和园的动静，现见后党人士出入频繁，气氛异常，不由警觉，揣猜不一。
于是，一会儿传来慈禧太后欲借天津阅兵时搞政变，废黜光绪的消息；一会儿又有太后在颐和园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傅俊以承大统之说词。一时，风声鹤唳，大有山雨欲来，乌云压城的恐怖气氛。
说起戊戌变法，历史教科书总喜欢把光绪、康有为、梁启超捆绑在一起，好像他们三个是戊戌变法的主角。
其实，光绪跟他俩只是各自见过一面。若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变法的核心人物，未免抬举了这师徒俩。
光绪真正倚仗的是“军机四章京”──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
这几位具有一定官场经验的年轻新锐，名日章京，实为宰辅，大多数的改革政令议案都是由他们拟出。
当然，康、梁二人并非毫无影响力，因为他们和四章京中的谭嗣同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否认，谭嗣同的许多提案，都有康有为的影子存在。
治大国若烹小鲜，纵观历史，任何改革的推动，都会遇到不同政见的阻力，关键是如何妥善地化解这些矛盾？尤其是在主弱臣孤的险象中，适当妥协或绕道而行，倒是一种迥回的明智之举。
然而，不谙政治游戏规则的康有为遇到阻力时，显得过于粗暴又幼稚，他唯一一次被光绪召见的时候，遇见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应道：“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
荣禄复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一场唇枪舌剑，帝后两党的代表人物语气咄咄逼人，杀机毕露。
口无遮拦，泄露了军机且不说，急于求成的鲁莽想法，也暴露了维新党人不成熟的弱点。
随后，康有为等人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很明显，此意欲架空旧有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等部门。
这一议案，自然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否决，之后他们又提出聘请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担任大清顾问，赋与他政治权力推动改革，并结合美、英、日，加上中国，成为一个合邦政体！
大部分官员尤其是后党大臣听到上述这些消息，几乎都炸锅了。
就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几次力劝光绪，驱逐康有为出京，免得留下祸根，为太后训政所乘。
或许是光绪采纳了杨锐之言，或许是他听到慈禧太后要擒拿康有为的风声，光绪写了一道手谕让林旭带出宫。
这不是什么衣带诏，充其量仅是一份普通的皇谕，日：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康有为见光绪这样体恤自己，深受感动，热泪满脸。
君忧臣辱，君辱臣死，悲怮之余，他召聚维新党人，商议拯救皇上计策。
几经密谋，初拟的步骤是由杨深秀给光绪上奏折，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
当然，所谓的“秘密金库”是虚拟的，目的是便于唐才常的敢死队员化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太后，然后清洗后党人士，全面推行新政。
这就是历史上令人触目惊心的“围园锢后"的绝密计划。
擒贼先擒王，乍看是一条捷径。
然而，区区百多人的敢死队攻打颐和园，且不说太后身边不乏有忠勇且装备精良的卫队，战事若起，御林军必神速驰援，如此胜算无疑是近于零。
就在维新党人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徐致靖、康有为等人想到了袁世凯。
他们有理由地相信，袁世凯是支持维新变法的，况近日又被皇上擢升官阶，出于感恩心理，见诏知皇上有难，必起兵勤王。
基于这样合乎情理的逻辑思维，康有为等人遂修改并补充了“围园铜后”的计划。
然后派谭嗣同去法华寺，说服袁世凯起事。正是:蚍蜉撼树不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