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湘北重镇岳阳和平解放；八月初，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各地相继和平解放了。为了开展新区工作，我和乔姐从湘鄂西老根据地被重新调回滨湖地区。我担任独立团团长兼一个中心县的县委副书记，乔葳就在这个县担任公安局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南下的野战军部队，剿灭滨湖地区的残匪，安定社会秩序，保证城乡“双减”（减租减息）和“清匪反霸”的顺利进行。因为当时广大城乡虽然解放了，逐步建立了人民政权，但洞庭湖上还流窜着几十股土匪和游杂武装，多达一两万人。这些家伙四处抢粮索款，造谣惑众，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那年夏天，洞庭湖区遭受洪水袭击，洪涝灾害十分严重。不少湖乡大烷成了水泽荒洲，老百姓流离失所，外出逃荒，粮食供应一时非常紧张。加上我们还要征粮支前，一些逃荒的群众便受土匪或坏人的煽动，前来哄抢粮食。洞庭湖上的渔民为了谋生，历来都有拉帮结伙，或参加“汉流圈子”（一种土匪组织形式）的习惯。流窜的惯匪，混杂在四处流浪的渔民和逃荒的饥民之中，鱼目混珠，泥砂俱下，这使剿匪遇到的情况极为复杂！

    大概到了那年古历十一月的冬至边吧，湖洲子上的芦苇枯黄枯黄的了。老北风在芦苇的叶片间呼呼地叫，扬起的尘沙和枯叶在空中象龙卷风一般打旋。我们独立团二营、三营的主力和县公安局部分干警及刑侦人员，下湖剿匪有了二十多天，大家带的衣服不足，在老产里冻得发抖。当时我们在飘沙子到烟波尾一带的芦苇洲子上，包围了大股土匪，据侦察人员估计，至少有一两千人。我们己经封锁了所有进山芦荡的河道和水壕口，断绝了他们的粮食来源，希望土匪部队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自动出来投降。然而包围了十多天，这股顽匪竟毫无动静，连开小差逃跑出来的都没有一个吧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少见的。独立团指战员和公安干警一个个都心急火燎，要求朝芦苇荡中进发。但缩小包围圈，显然兵力不够。而且分散兵力贸然进去，要是遇上股匪朝一个方向突围，我们要吃大亏。继续围而不打，守株待兔，那要围到何年何月呢？要是一场大雪下来，河道水壕冰封雪冻，要打进去也不可能了。难道让战士和干警在荒洲野滩上过年？那样不被土匪的黑枪打死，也要活活冻死。因为洞庭湖上的老北风，能把一只“丈划子”刮起来，甩过湖汉。

    在指挥船上，召开了独立团二三营和公安干警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商讨对策。

    在会上，樵民出身的二营四连连长曹志民出了一个好主意：

    “深入芦苇荡，我们兵力不够，我看可以采用诸葛亮火烧赤壁的办法——用火攻！”

    “放火烧芦柴山？”我的妻子乔葳冲四连长抢白道，“亏你想得出！芦柴是湖区老百姓烧茶煮饭的主要燃料，你一把火烧了，让老百姓明年吃生米？”

    “乔局长，这您就不懂了，”四连长曹志民夸耀地说，“我是樵民出身，我家祖祖辈辈靠砍芦柴，卖芦柴为生。每年秋末冬初进山，我们都要放一次“底火”，把芦柴杆子底下的地衣叶子烧掉，这样既好砍伐，又提高了芦柴质量，这叫‘走底火’……”

    “‘走底火’？‘走底火’不烧死人？”公安局长乔葳偏着脑壳不以为然地问。

    “当然烧死人！谁叫他们躲到芦苇荡里去被活活烧死？”

    “现在芦苇荡里有一两千人嘛！”

    “那是土匪！”

    “土匪就不是人？”

    乔姐和曹志民争吵起来了。其他连营干部和公安局的股长们，也都鸡一嘴鸭一嘴地闹得不可开交：

    “是人，谁叫他们当土匪？”

    “当了土匪又不肯投降，就得干净彻底消灭光！”

    “心慈手软办不成大事，总不能叫我们在这里活活冻死……”

    乔姐仍然力排众议，坚持她的意见说：

    “我们消灭土匪，不是要消灭土匪中的每一个人，是为了解除他们的武装，惩办他们中的首恶分子。何况据我们的侦察人员了解，被包围的这股土匪，胁迫了不少不明真象的逃荒群众和渔民在一起，用来虚张声势，迫使我们不敢使用武力。现在我们怎么能把这些饥民、渔民当作土匪活活烧死呢？……”

    我一想妻子说的还有些道理，便公事公办，问她：

    “乔局长，你有什么高见？”

    乔姐白了我一眼，轻松得象喝蛋汤一般地说：“我早想过了，这里只有我熟悉匪情，能说几句土匪的黑话，由我带几名公安干警化装进去，做分化瓦解匪徒的工作，至少把受蒙蔽的群众带了出来……”

    “不行！”当时我非常武断地打断了妻子的话。我想这样太危险了，那次她为了营救你们三位日本女子，闯进湖匪黑风的营寨，差点丢了老命。好不容易熬到革命胜利，新中国诞生了，再不能让飞镖乔姐一个人去承担这么大的风险了。她要有个一差二错，我会懊悔一辈子的。我甚至还想到，我俩结婚多年了，一直戎马倥偬，四处游击，东奔西跑，我们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我多么希望剿匪结束以后，乔姐能安安静静跟我呆在一起，给我生个胖小子呵！我不容她多想，转对四连长曹志民道：

    “有没有既能用火攻，又不伤害群众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有呵，”曹志民不假思索地说，“放火之前我们可以鸣枪报警，或者多搞些人四处敲锣，向芦苇深处喊话，告诉他们我们要‘走底火’了！迫使他们向后撤退，向安全的孤岛转移，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缩小包围圈的目的。”

    多数连营一级干部都说这办法好，我拍板了。会后，乔姐还跟我争论，临到要离开指挥船，回到她们驻守的地段时，她还气势汹汹地对我说：

    “柱国，要是烧死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这个公安局长可是要抓人的呵！”

    江子，我得跟你解释一下。我出世以后，村里教书先生给取的名字就叫柱国，入党志愿书上填的也是郭柱国的名字。郭鹏，是我搞地下工作时取的化名。革命胜利以后，组织上叫我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并不是象有些人在后来整我的时候说的那样：进城当了官，就连原来的名字都不要了。

    话又扯散了。

    谢天谢地，那次火攻还蛮顺利。四面八方“底火”一走，分散在芦苇荡里的一两千名匪徒和被裹胁的群众，远远地听到枪声，锣响，又看到烟雾，火光，便象野兔子一样没命地逃，最后都逃进了烟波尾那个四面环水的无名岛——就是做过飞镖游击队水寨的那个地方。我们独立团和公安干警跟着“底火”追，“底火”烧多远，我们追多远。不到一天一夜，我们就毫不费劲地把一两千人包围在无名小岛上了，围得象铁桶一样，蚊子都飞不过。

    被包围的土匪有三大股，实际只有一千一百多人，另有五百多名饥民、渔民、船民和在湖洲上谋生的猎户、樵夫。知道这一情况以后，倒叫我们双手插进染缸里——左右为蓝（难）。硬拚硬打吧，怕伤害了老百姓；不打吧，在水壕四周又围了四五夭，天天喊话，展开政治攻势，岛子上仗着人多势众，还有老百姓，不理不睬。这天晚上，有两个渔民冒着被土匪打死的危险，不顾水寒刺骨，从水壕泅水逃出来了。据他们讲：岛子上的老百姓已经断了粮食，有的饿了三四天——饥寒交迫，有几个体弱的老人小孩已经冻死饿死了！最后，两个渔民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哀求：

    “长官，救救命吧，把兵撤走吧，你们再围下去，几百个老百姓都要活活饿死冻死呵！”

    我和乔姐过过细细向了两个渔民，证实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岛子上主要是胡坤、胡春台残部和黑风、任雄两股惯匪。他们控制了所有船只，又在群众中造谣惑众，说凡是入了“汉流圈子”的，不管有“流”没有“流”（即行劫没有行劫），抓到手不是杀头就是坐班房。所以吓得老百姓宁愿挨冻受饿，也不敢设法逃出来。看来再围下去是不行了。有的营连干部主张硬打，他们的理由是不消灭土匪救不出老百姓，与其让老百姓冻死饿死，不如一鼓作气打进去，老百姓所受的损失还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