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伤愈之后，本打算再去找胡应成，可是钟鸣告诉我，胡应成被当成共（fei）给枪毙了。

    鬼子投降后，抗日联队被收编，队长胡应成被湄河县政府任命为竹园区区长，可是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联队三分队队长罗长富告发他抗日期间私通共（fei），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刘保运迅速派人到区公所将他抓了起来。

    胡应成被抓走后，刘保运就接替他当了竹园区区长，并将胡应成秘密枪决。后来才知道刘保运早就看中了区长的位置，没想到被胡应成抢了去，心有不甘，而胡应成当了区长之后，几个分队的队长都安排到各乡任职，唯独罗长富，胡应成说他太好女色，没有安排职位，罗心怀不满，于是和刘保运串通一气，想出了这么一条毒计。

    我知道这件事后，简直肺都气炸了，没想到舍生忘死去抗日，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钟鸣摇了摇头说，我对这个政府早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胡应成这条路断了后，父亲便想为我在湄河县政府谋一个差事。父亲拒绝出任维持会长，在东河一带颇为有名，再加上县长跟我家有些亲戚关系，所以抗战胜利后，县政府让他担任了东河乡乡长。他当乡长后，在县里有些关系，给我在湄河县卫生局谋得一个文员的职位。

    因为在卫生局上了几个月班，所以对于国民党的腐败，我是有着切身体会的。离卫生局不远，有家康福堂药店，掌柜姓康，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好酒，健谈，我每天下班后，要经过药店门口，康掌柜见了，便总是叫我进去陪他喝杯酒，一坐就是老半天。康掌柜喝得几杯酒，脾气就大了起来，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而捐派却越来越多，有时候一个月赚的钱，连上交捐派都少了，年节的时候还要到衙门去打点，稍有疏忽，就会惹上麻烦。有天下午，他似乎特别生气，一边给我倒酒，一边大骂政府，说这样的政府迟早要垮台。我听了吓了一跳，问是什么事情。他却只是骂，不肯说，喝了两杯酒后，我又问了一次，他才吞吞吐吐告诉我，今天刚进了一点烟土，前脚才进，后脚就有人来查，全部拿走了。我说这是犯法的事，怎么能怪政府。康掌柜呸了一声，说我卖就犯法，别人卖就不犯法。我说你怎么知道别人卖了，他说你到同福药号去看看，人家还摆在柜台上卖，更加可气的是，在我这里没收的烟土，又摆到他的柜台上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是你的，他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进的药都暗中做了标记的。

    他说的同福药号，是范县长的妹夫开的。

    康掌柜说，范县长来之前，药店还可以偷偷摸销点烟土，范县长来了之后，以禁烟为名，严禁药店销售烟土，卫生局查得很厉害。可是，同福药号却从来没人去查过。

    我那时年轻气盛，又喝了两杯酒，听了这事不觉义愤填膺，竟然当晚就向卫生局长写了一封建议，说如果不严惩同福药号，就是卫生局的严重失职。局长姓邱，五十来岁，矮矮胖胖，收到我的建议后，将我叫到办公室。我以为他会表扬我的正直和胆识，没想到他拿着我的建议劈头就问：“你写的？”他说话时，因为气愤，脸上的肉直往两边鼓了出来，额头上的青筋一条一条在抽动。

    “是的。”我感到有些不妙，顿时紧张起来。

    “你这小子，乳臭未干，上班才几天？就来说三道四，你爹是怎么教育你的？”

    然后愤愤地将建议扔到地上，指着门口吼道：“出去。”

    我哪里受过这样的气，感到是一种奇耻大辱，砰的一声关上门，就径自回家去了。出门正碰上大雨，我从商店里买了一把雨伞，冒着大雨回到了梨花洲。

    回到家里时，全身被雨水淋个透湿，父亲正坐在客厅里吸烟，见了我，奇怪地问道：“怀南，今天不要上班？”

    “懒得上了。”我说，心中仍愤愤不平。

    “请了假没有？”

    “没请。”

    “不请假怎么行？你才上几天班，就擅自旷工。”

    “我不想去了。”我说。

    “为什么？”

    “这个政府太腐败了。”

    我把跟邱局长写建议的事说了一遍。

    “世道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父亲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道。

    母亲见我一身透湿，赶紧催我去把衣服换了，等我换了衣服出来时，父亲还坐在那里抽烟。

    “你不上班了，想做什么？”他问我。

    “想去读书。”我说。

    钟鸣在抗战结束不久，就去了省城，考上了中南文理学院法学系。他到长沙后，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在省城接触到的一切，让人眼界大开，这里的老师知识渊博，思想活跃，经常能听到很多闻所未闻的道理。他建议我也尽快到省城来，不要在那个偏僻的小地方虚度了一生。

    父亲对于我去长沙读书，表现得十分犹豫，一方面他担心我去了省城，难免会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担心我会加入共(chan)党，在那时加入共(chan)党可是要杀头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是个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一个男人不到外面去闯荡闯荡，经历一些事情，总是打不开眼界。我第一次跟父亲说起这件事时，他嗯嗯了两声，未置可否。过了两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又跟他说起，他犹豫了一下说：“现在外面这么乱，你一个人去长沙，我们不放心。”

    我不知那里来的脾气，筷子一顿，说：“有什么不放心，我这么大一个人了，你是舍不得钱吧。楚怀北读得，我怎么就读不得？”楚怀北在去当兵前，也在长沙读了几年的书。

    我看见父亲愕然了一下，脸色骤变，嘴唇直打哆嗦，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我哼了一声，站起来转身就走，饭也不吃了，母亲正好从厨房里走进来，问是什么事，我也没搭理她，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一个人闷声不响地躺在床上生闷气。

    第二天起床后，我仍然不愿搭理父亲，他看见我这个样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坐在八仙桌旁拿起烟筒，不停地吸着烟，然后又不停地咳嗽着。

    父亲终究是个开通的人，见我这么倔，最后还是改变了态度，吃中饭的时候，父亲跟我说：“不是爹舍不得钱，爹担心你在外面不走正道。你硬是要去，爹也不阻拦你，别到时怪我一辈子。”

    出发那天，父亲送我到了湄河车站。离开洲上时，我竟然没有一点留恋的心情，而是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畅快和轻松。我们坐老金的渡船去的县城，船划到河中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梨花洲，冬天刚刚过去，洲上的树木仍然大都光秃着枝桠，洲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几只狗在河岸边嬉戏追逐着。清晨的阳光照在河面上，反射出片片淡淡的鳞光，父亲坐在船头，悠闲地吸着烟筒。我望着宽阔的河面和无边无际的天空，心中暗想，自己终于要离开这个偏僻的地方了，去一个广阔的让人期待的新世界。

    湄河到长沙每天只有一趟公共汽车，到了汽车站，父亲去买了票，然后领着我到了候车的地方。临上车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递给我，嘱咐道：“到长沙后写信回来，少让你妈操心。”

    我嗯了一声，皱了一下眉头说：“知道。”

    父亲将行李安放到行李架上后，才独自一个人下了车。他似乎仍有些不放心，走近车窗旁再一次叮咛我：“怀南，到了长沙好好读书，莫跟别人去闹事。”他所说的闹事指的是参加革命。

    “好的。”看着别人注视的目光，我有些不耐烦地应付道。

    汽车终于上路了。一路上，到处看得见被烧毁的农舍和树木，虽然零零散散地新搭建了一些茅草房，但大都低矮简陋。汽车每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沿途便有不少农民提着竹篮前来叫卖，这些农民衣衫破旧，神情萎顿，连年战争已使他们处在了最贫困的状态。中午我从一个老大娘手里买了两只鸡蛋，从一个小姑娘手里买了一只烧饼，那烧饼还有着火炉的余热，吃的时候，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面粉香。

    汽车一直开了四个多小时，才慢慢驶进了省城。城里的景象远不如我想像中的那么繁华热闹，到处是低矮的建筑，破烂的房屋，街道拥挤不堪，铺在地面的柏油路，露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泥坑，一些被飞机炸毁的房屋，由于无人清理，仍然又黑又脏地葡伏在街边。刚刚从抗战中喘过气来的城市，已经元气大伤，这些年不仅没有搞任何建设，反而在战争中毁掉了无数的房屋。

    下车后，我拿着钟鸣的信，按照信上的地址去找他。钟鸣租住在黄兴路一户人家的木楼上。我到的时候，他还没有下课，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面相十分和善，见我是钟鸣的同学，十分热情地帮我把行李搬到楼上钟鸣的房子中。楼上共有两间房子，一间堆着些杂物，另一间便是钟鸣的宿舍。房子很矮，屋顶稍微比人高一点，里面各种物件都紧紧地挤在一起，中间摆着一张床，如果要到床那边去，必须贴着墙才能走过去。墙壁上糊着很多旧报纸，用来遮挡破了的墙壁，可见房东也不是个宽裕的人家。

    窗户临街，我走到窗户前，看了看下面的街道。街道很窄，大概只有两辆人力车那么宽，房子屋檐挨着屋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因为闲着没事，我便拿起桌上的书看了起来，一本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本是伏尼契的《牛虻》。我躺到床上，读起了《牛虻》，正读得津津有味时，听到有人上楼梯，出去一看，是钟鸣回来了。他见到我高兴地叫了起来，说：“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来不了呢。”

    “我爹首先不同意，争取了才过来的。”我说。

    “永玉和仲甫刚开始也说要来，可最后都没来了。永玉教书去了，仲甫则去了他父亲的厂里做事。”钟鸣告诉我说。

    第二天，钟鸣带我到中南文理学院去报名。钟鸣读的是法学专业，我本也想报考这个专业，但法学系已经招满了学生，我只好改报历史专业。因为学校恢复招生不久，报名的人不多，所以很容易就考了进去。

    我到省城后，记着父亲的嘱托，决心好好读书，切切实实学点知识进去。对于历史，我本来就有着浓厚的兴趣，现在正好又学的是这个专业，所以就更加用心了。我给自己开列了一个读书计划，争取在一年之内读完《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世界史则要读完希罗多德的《历史》、塔西佗的《罗马编年史》和米涅的《法国革命史》。为了完成这个读书计划，我几乎每天下了课就回到宿舍中，安安心心地读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钟鸣却是个社会活动家，经常吃过晚饭后，就出去了，要到很晚才回来，走的时候只说有事，也不告诉我什么事情，显得十分神秘。

    有天钟鸣对我说：“怀南，我们成立了南风文社，你也来参加吧。”

    “南风文社是干什么的？”我担心会影响到自己读书，不想冒然答应。

    “只是个普通社团，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经常搞点活动。郭老师是我们的顾问。”

    听说郭老师是顾问，我就有些动心了。郭老师叫郭昭正，是我们的国文老师，四十来岁，人很瘦，个头高，脸上棱角分明，戴副眼镜，经常穿着件灰布长衫，讲课的时候慢声细气，但观点十分鲜明，尤其在批评时政时，往往一针见血。班上的同学每次课后都要为郭老师的观点发生激烈的争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我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有着切身的认识，所以对郭老师的观点非常认同。

    “你们活动多不多？”我仍有些担心地问。

    “我知道你怕影响读书，但古人说要学以致用，只是埋头在故纸堆中，闭门造车，这学问又有什么用？现在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需要我们担当责任的时候。”钟鸣说。

    我点了点头，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

    “今天晚上我们在郭老师家碰头，你一起去吧。”

    “好啊。”我想起古人说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吃过晚饭后，钟鸣带着我去郭老师家中。郭老师家在中山路，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我因为是第一次去老师家中，心里颇有些紧张。

    给我们开门的是郭老师的爱人，郭老师爱人叫肖叶惠，也是这个学校的教员，看上去三十来岁，中等个头，剪着头短发，看见我们微微笑了笑。她把我们引至二楼的客厅，客厅里已经坐了五六个人，都是南风文社的骨干成员。郭老师见到我，亲切地走过来和我握手，问我是哪个班的，学什么专业。郭老师性格亲切，语气温和，一问一答之间，我的紧张感便一下子消失了很多。肖老师从里屋搬出两张椅子，让我和钟鸣坐，然后又给每个同学沏了茶，便悄悄退到楼下去了。

    其他几个同学都叫钟鸣社长，我才知道钟鸣是南风文社的发起人。当时全校各种各样的社团有几十个，有老乡社，法律社，文学社，我以为南风文社也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学社团，但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之后，才感觉这个社团有些不普通。郭老师端着一杯茶，坐到桌子边，开始给我们讲课，他问上次发给大家的书，都看了没有。有两个同学说已经看了，有个同学说还正在看。

    郭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国际共运史，从巴黎公社一直讲到俄国革命，这在课堂上是听不到的。郭老师讲得不急不慢，娓娓道来，我们却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就讲了两个多小时。郭老师最后说：“可见革命不只是中国才发生的事情，革命已经成了世界潮流。除了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爆发了或正在爆发革命，尤其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赢得独立，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解放。”

    临走时，郭老师从里屋拿出一叠书，给每个同学发了一本，发到我手上的竟然是一本《共(chan)党宣言》，书不厚，只有几十页，但封面上那几个烫金的字，却似乎有着万钧的力量，重重地击在我的心坎上，看得我怦怦心跳。在此之前，虽然听同学议论过，但还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共产主义的理论。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猜测着郭老师会不会是共(chan)党，如果是，等于我也就参加了共(chan)党的活动。

    “郭老师会不会是共(chan)党？”我问钟鸣。

    “你看呢？”钟鸣含糊地反问了一句。

    晚上回到宿舍中，我几乎通夜未眠，一口气就把《共(chan)党宣言》读完了，第二天晚上又重读了一遍。读过之后，我被书中的思想深深地震撼住了！因为父亲从小教导我的，是仁爱，忍让，宽容，与人为善，在我离开湄河时，他还一再叮嘱我不要去闹事，不要有过激的行动。而现在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却明明白白地指出，只有革命，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旧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生产资料公有的新世界。这两种思想是如此地尖锐对立，以至让我一时无所适从。

    第二次到郭老师家中时，我把我的疑问提了出来，郭老师想了片刻，看着我说：“怀南这个问题提得好，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怀南善于思考。要暴力，还是要克制，这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占据着统治地位，孔子所鼓吹的仁义，克制，忍让，看上去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他的立场是什么？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说到底，它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再说，正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才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五四”的口号，“科学”与“民主”，就是针对儒家思想的保守落后提出来的。如果不彻底地打倒孔家店，不动员劳动人民起来反对剥削阶级，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平等的、自由的新中国。”

    郭老师越说越激动，声调也提高了不少，我没想到在他儒雅的外表下，却蕴藏着火一般的热情，我完全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了，更为他的分析所折服。也许父亲的那一套理论已经不合时宜了，毕竟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贫穷挨打的境地，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来武装头脑，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从郭老师那里借到了很多书，除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外，还看了不少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有天下午上完课，回家的路上，我们和郭老师走到了一起。那天郭老师仍然一袭灰布长衫，脚上穿着双布鞋，手上提着包，钟鸣要跟他提包，郭老师不肯，笑着说劳动人民要自己动手。走过繁华的中山路时，郭老师指着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说：“将来，解放了，这一大片商店，饭店，旅馆，都要实行公有制，只有实行了公有制，工人阶级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资本家会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吗？”我有些疑惑地问，心想那会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没有人愿意交出自己的财产。

    “觉悟高的，当然会愿意。苏联就涌现了不少红色资本家。如果不愿意，我们有无产阶级**的政权。”

    谈到苏联时，郭老师的眼睛里放出一种光彩来，他说：“苏联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希望，只有建立苏联那样的社会制度，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中国才有希望，中国人民才能过上象苏联人民一样幸福的生活。”

    我和钟鸣听了，都不觉热血沸腾，什么时候中国能象苏联一样，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啊！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崇高事业！为这项事业作出牺牲是值得的！”

    与郭老师分手后，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为自己参与到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而倍感自豪，我能真实地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充塞着一种崇高而美好的理想，我可以为这种理想而牺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这种决心比当初参加抗日时还要来得真切和令人激动，因为参加抗日是迫不得已，因为你不做汉奸，不做亡国奴，就只能走上抗日的道路。而现在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却是我自己的选择！

    郭老师是不是地下党员，我一直只是猜疑，直到有一天当他说要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我很是吓了一跳。一天晚上，我们在他家聚会后，正准备离去，郭老师叫住我，说要跟谈一件事情，等其他人离开后，他说：“经过几个月的考验，组织上认为你符合党员条件，准备吸收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你愿意吗？”

    我听了，虽然觉得受到郭老师信任，心里热呼呼的，况且对于国民党的腐败，我有着十分深切的体会，推翻这个政权一直是埋藏在我心底的一种愿望。可是对于入党，我一时并没有作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再说离开家里时，父亲一再叮嘱我不要参加革命，而现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投身到革命的洪潮中去了。

    “我回去考虑考虑。”我说。

    “好的，下次你再给我答复。”郭老师颇为理解地说。

    回到宿舍，钟鸣正躺在床上看书，见我回来了，问我郭老师找我干什么，我把郭老师的话跟他说了，钟鸣问：“你同意了没有？”

    “我说回来考虑一下。”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组织上相信你，才发展你入党。”钟鸣说。

    “你是不是早入党了？”我问他。

    他起身穿鞋子，说要去一趟厕所，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第二次去郭老师家中时，我同意了。到这时我才知道，南风文社是共chan党领导的外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