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文社在钟鸣的领导下，逐渐成为中南文理学院很有名的学生社团。那时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学校礼堂内都有社团的演讲活动，南风文社也经常在这里举办演讲。钟鸣天生就是个演讲家，声音洪亮，学识渊博，再加上语言犀利，所以每次他一上台，还没开口，台下就是掌声一片。礼堂很小，只容得下两三百人，可是在钟鸣演讲的这一天，门口，走廊上，都挤满了人，乃至窗户上也趴着不少听众。

    每次演讲结束，钟鸣因为受到掌声鼓励，总是兴奋不已，所以演讲结束后他往往会邀上三五个人到酒馆去喝酒，一边喝酒，一边继续着他的高谈阔论。

    那时艾琼也到了文理学院，她同样是被钟鸣鼓动到长沙来的。我见到她的时候，特别留意了一下她的长相，虽然不是十分出众，倒也显得文静端庄，举手投足，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怪不得吴磊会对她一往情深。艾琼说她爹妈死活不让她来，说她年纪这么大了，要嫁人了，甚至还为她物色了婆家，可是艾琼从叔叔那里借了点钱，就一个人提着两包衣服，坐公共汽车到了长沙，钟鸣为她在我们住的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到校不久，她也成了南风文社的会员。

    每天下课后，艾琼总是跟在钟鸣身边，如影随形，十分相投。到那时，我才明白艾琼为什么要拒绝吴磊了。

    看着钟鸣和艾琼情投意合的样子，我想如果淑英能到长沙来读书，该是一件多好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象他们一样，出入相随，朝夕相处。我给淑英写了一封信，特别提到她是不是也可以想办法来长沙读书，我想以她的基础，考过专科之类的学校还是有可能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收到淑英的回信，她说看到信后，犹豫了很久，连做梦都想着来长沙，几次想跟父母提出来，可是话到嘴边，一看到卧床不起的爹，她就犹豫了。去年她哥跟她叔去了江西做事，如果她再去读书，就只剩妈一个人照顾她爹了，毕竟妈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留下她一个人照顾爹，让她不放心。而且自从爹瘫了之后，家里实在供不起她的学费了。

    看了信，我很是感动，觉得她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孩，可是她也不能就这么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啊，我打算暑假的时候到她家去一趟，当面动员她前来读书，如果只是因为学费问题，我可以跟父亲说说，要他帮淑英交学费。可是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让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钟鸣因为擅长演讲，在学生中影响很大，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他上任不久，即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当时全国很多高校组织了反战示威游行，北京上海的高校率先发动，不少地方群起响应。南风文社碰头时，郭老师提出组织一次大游行的动议，以响应北京、上海的高校，我们听了，都感到十分兴奋，一致表示赞成。然后郭老师亲自进行筹划，安排任务，分头行动，确定三天后举行大游行。

    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关于组织游行的方案和郭老师的一封信，送到国医专科学校教导处唐主任手中，让他们也发动学生一起参加。国医专科学校在河对岸，临行前，郭老师交代我，把文件放在雨衣中，上船后把雨衣放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船上如果碰到警察，搜出了文件，坚决不能承认雨衣是自己的。

    为安全起见，钟鸣要武惠和我一起去，武惠是艾琼的同学，也是南风文社的会员，长相虽只一般，但活泼开朗，热情大方，而且同是湄阳老乡，所以平时接触比较多。

    我按照郭老师的吩咐，把文件放到雨衣中，那天并没有下雨，我只好用手拿着雨衣，武惠手中则拿着一本书。在渡口等船时，武惠显得有些紧张，一时拿起书来看，一时又放下。

    “是不是有些紧张？”我问她。

    “嗯，有一点。”她点了点头说，“你好象一点事都没有。”

    “我打过仗，所以不怕。”我装作略无其事的样子说，其实心里也有些紧张，但觉得在女孩面前不能露怯。

    上船后，我把雨衣放在靠机房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和武惠坐到靠门口的地方，武惠上船后就拿起书来读，可是看她读了老半天，还是原来那一页。船行到江中时，还没看到警察，我以为今天不会检查了，可是轮船快到岸时，突然从船舱中出来两个警察，说是例行检查，将每个人的行李挨个翻了一遍。一个警察走到放雨衣的地方，我的心直往上冲，以为这下完了，武惠也把书放到了凳子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警察手中的雨衣。但警察只是拿起雨衣看了看，又放了下去。船靠岸时，我走过去拿起雨衣，装作没事似地和武惠一起上了岸，可是刚走过跳板，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喂，那个拿雨衣的。我和武惠都吓了一跳，互相对视了一眼，以为被警察发现了什么，回过头去，看见有人手中拿着一本书在向我们招手，刚才走的时候，武惠把书忘在了坐位上。我赶紧把雨衣递给武惠，转身去接了那本书，心里还砰砰直跳。我把书递给武惠时，她悄声说：“刚才吓死我了。”

    把文件送到后，回来的路上顿感轻松了许多，武惠又重新变得活泼起来，不时地说着笑着。登上渡船后，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武惠却把我拉到船头，此时已近黄昏，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江面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暮霭，几只轮渡在江中来回不停地穿梭着。

    “你手上有几个罗？”武惠忽然问我。

    我把手指伸给她，她每个指头都看了一遍，说：“怎么才一个罗？”

    “你有几个罗？”我问她。

    “你猜？”

    “五个？”

    “不是。”她摇了摇头。

    “三个？”

    “也不是。”

    “我猜不到。”我说。

    “你自己找。”她把左手伸了过来。

    我拿着她的手指一个一个看了一遍，也只找到两个罗。

    “你比我也只多一个。”我说。

    “你知道一罗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一罗穷。”

    “两个罗呢？”

    “二罗富。”她不无得意地说。

    “那你将来命好。”我嘲讽她道。

    “我的命不好。”她说。

    “你怎么知道？”

    “算八字的说我中年会有道坎。”

    “算八字的你也信。”我为她的迷信，不觉哈哈笑了起来。

    “中年还有那么久，谁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武惠说。

    说到命运的时候，两个人都变得沉默起来，似乎在想着各人的事情。我倚着栏杆，望着江流，不觉升起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江水浩荡，奔流不息，不知流走了多少历史人物，而现在，我们这些人，又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这里奋斗着，拼搏着，等待我们的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轰轰烈烈，出人头地，还是平平庸庸，一事无成？

    “喂，在想什么？”武惠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说。

    我回过头来，看见她望着我开心一笑，河风吹过来，她的头发在风中飞舞着，她脑后的水面，铺着一道艳丽的残阳，这道残阳正好衬托着她活泼的笑脸，我看了，心中不觉为之一动，她虽然不是很漂亮，但热情开朗，活泼大方，尤其是眼睛望着你的时候，闪现出一种热切的光来。我脑子里竟猛然冒出一个念头来，如果我们是恋人，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该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啊。可是一想到淑英，又觉得自己不应该见异思迁，我赶快挪开眼睛，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

    第二天晚上，钟鸣安排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室里做小旗，艾琼、武惠和另外两个女同学负责裁剪，我和几个男同学负责在旗子上贴标语，每面小旗上写着一句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一共做了一千多面旗子，做到凌晨一点多还没有做完，这时学校训导处主任陈敬知，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看到我们在做反战的旗子，大声喝斥道：“你们在干什么？”

    大家都吓了一跳，武惠下意识地要把旗子藏起来，可是这么多旗子摊在桌子上，想藏也藏不了，只好木呆呆地看着，不知如何是好。陈主任要没收我们的旗子，武惠和他争执了起来，陈主任抱着一捆旗子就往外走，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突然冲上去，一把将他拖住，陈主任回过头来呵斥道：“你想干什么？”

    他要拿着旗子往外走，我要从他手中把旗子夺回来，两个人推推搡搡，不觉扭在了一起。

    这时钟鸣走了进来，将陈主任拉到教室外面，跟他解释，讲了半天后，钟鸣走进来对我们说：“回去，别搞了。”

    我们放下旗子，准备往外走，钟鸣又说：“把旗子都放到包里，带回去。”

    武惠指指外边，担心陈主任会抢旗子，钟鸣说：“没事，我跟他说了，我们不搞了。”

    我们收拾好旗子，走出门口时，陈主任仍在那里盯着，他板着一副脸，冲着我说：“明天你要写出检讨，送到我办公室来。”

    一走出教学楼，我们就放声笑了起来，武惠装了个鬼脸，说：“这个老顽固，谁会给他送检讨。”

    钟鸣不无担忧地说：“他可能会告诉校长，阻扰我们出校门。”

    第三天，游行队伍如期离开了校园，文理学院有近千名同学集结到了校门口，队伍的最前面，两个男同学举着一条横幅：“反内战，要和平大游行。”艾琼和武惠将我们做的小旗子分发到每个同学的手中，有个男同学甚至在衣服的背面写上“反内战，反饥饿”的字样，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们原本担心校长会出面阻止，但校门口没有一个校领导，甚至还有几个年轻老师出现在游行队伍中，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钟鸣是这次游行的总指挥，他站在队伍前头，大声交待着游行的线路和注意事项，可是人声嘈杂，我在后面一句也没听清楚。他讲完后，队伍便开始向前移动起来，一千多人的队伍，看上去声势浩大。我们担心会遇到警察，可是一路上虽然看到不少警察，却没有一个人前来阻扰我们，他们只是冷冷地看着，街道上聚集着很多看热闹的市民，也有不少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刚出校门不久，国医专科学校又有几百名学生融入到了大队伍中，两股队伍合到一起时，人群中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坚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我们要民主！”

    口号声此起彼伏，象汹涌的波涛一般，在城市的上空翻滚着。

    眼看就到省政府了，天上突然传来一声炸雷，武惠抬眼望了望天上，说道：“糟了，要下大雨了。”

    “但愿只是打打雷。”我也颇为焦急地说。

    但话音未落，又来了一声炸雷，随着雷声，雨也跟着下了起来，开始还只是小雨，队伍仍然整齐地往前走着，可是不一会，雨点越来越大，迅速变成了泼飘大雨。先是几个女同学在雨中叫喊着，躲到了街边的屋檐下，接着男同学也跟着躲了起来，等走到省政府广场时，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十个人。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每个人都被淋得落汤鸡似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了，让人不住地打着冷颤，不少人打起了喷嚏。

    “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我抱紧胳膊，叹了口气说。

    “我们怎么办？”武惠问，她的头发，衣服都紧紧地贴在了身上，尤其是衣服湿了之后，显得鼓鼓囊囊的，我看了一眼，心里竟不觉为之一动，赶紧把目光移了开去。

    “算了，我们回去吧。”钟鸣一脸无奈地说。

    回到学校里，大家都有些垂头丧气，只有钟鸣一个人仍然毫不气馁，通知南风文社的几个骨干，晚上继续到郭老师家碰头。

    在去郭老师家的路上，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似乎预感到今晚可能要出事，没想到那天晚上果然出了事。

    到郭老师家中后，我与钟鸣发生了争执，钟鸣提议第二天继续组织游行，说是趁热打铁。我说第二天就游行，时间上来不及，而且第二天继续下雨怎么办，不如干脆推迟几天，等天气转晴了再说。其他几个人有附和钟鸣的，也有赞成我的。正当我们争论不休时，突然听到楼下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本能地站起来想把电灯拉灭，郭老师抓住我的手说：“别拉，外面的人看得到。你们都坐着别动，等下有人来了，说是正在听我讲解作业。”

    郭老师朝楼下喊了一声，要他爱人去开门，然后每人发一个作业本给我们。

    几个便衣闯了进来，为头的是个平头男子，望着我们问：“谁是郭昭正？”

    郭老师缓缓站起来说：“我就是，你们有何贵干？”

    “跟我们到调查统计局去一趟。”

    “干什么？”

    “去了就知道。”

    我们以为只是来抓郭老师的，但平头男子指着我们几个同学说：“你们一起去。”

    两个便衣押着郭老师走在前面，我们几个同学在后面跟着。门口停着一辆军用敞篷车，便衣们将我们一个一个推上车，郭老师的爱人肖老师也被他们一人抓住一只手臂，用力推了上来，肖老师没有站稳，往前打了个趔趄，郭老师赶紧拉住她的手，悄悄在她肩膀上拍了两下。刚上车不久，就开始下起雨来了，雨不大，淅淅沥沥，一点一点打在脸上，让人感到又冷又湿。大家站在车上，都默不作声，我望着街道两旁灰暗的树木和房屋，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命运。

    汽车开到了调查统计局，特务们连夜分开对我们进行了突击审问。

    提审我的是一个留胡子的中年人和一个疤脸年轻人。他们将我的双手绑住，吊捆在一根柱子上，然后胡子坐到我对面，问我：“你是不是共chan党员？”

    我摇摇头，说：“不是。”

    疤脸男人站在一边，手中拿着一根鞭子，这时走过来，一句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鞭子。而胡子装作没看见似的，仍然冷静地问我为什么要去游行，如果我拒绝回答，疤脸男人就会走过来用力抽上一鞭子。他用力的时候，咬牙切齿，额头上筋脉尽现，整个脸都改变了形状，左边脸上的那块疤痕也从脸上突了出来。

    这样连续审问了几次，我的手上，脸上被抽出了几道深深的裂痕，在痛得难以忍受的时候，真想坦白自己是共chan党员。可是一想到这样做就变成了人所不齿的叛徒，况且我能交待的只有郭老师和钟鸣，可郭老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钟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怎么能把他们出卖了呢？这样一想，就依旧咬紧牙关硬ting着。

    “这小子年纪轻轻，骨头倒挺硬的。”疤脸男人抽了几下，喘着气说。

    “年轻不懂事，被人利用了。”胡子颇为同情地说。

    “这些家伙书不读书，要去搞什么革命，以为自己是个角色。”疤脸男人不屑地哼了一声。

    他们提审了几次，见没问出什么，就懒得来审了。几个同学，每个人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钟鸣有次回来后，挽起袖子，抚摸着被打的伤疤说，将来我们出去了，都成了英雄人物。

    他本来是做笑话说的，可是我们几个人都没有笑，因为对于还能不能出去，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监狱中不时有犯人被提出去枪毙，每次看到走过去的犯人时，我的脑子里就会想到，也许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如果我的生命都不存在了，我所为之奋斗的那些理想和正义，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甚至感到有些后悔，当初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安安心心地完成学业，毕业后回湄河过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淑英，每当我躺在阴暗潮湿的草席上，脑子里就会浮现出她的那张灿烂而单纯的笑脸，还有那双大大的仿佛会说话的眼睛，心里想着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她。

    有次我和钟鸣讨论这些问题，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钟鸣颇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来参加革命的，我们是为了全中国人的幸福，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才投身革命的，即便献出了生命，那也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

    看到钟鸣说这话时坚毅的表情，我又为自己的担忧感到惭愧，觉得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而从心底里佩服他是一个真正的、大无畏的革命者。

    在监狱里呆了两个多月时间，忽然有一天，看守打开门，冷冰冰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听了心里一惊，以为自己离去的时辰到了，怯怯地问看守什么事情。看守仍然冷冷地说：“你出来就知道了。”

    我感到双腿一阵发虚，说话的声音都软了下来，同监的人都看着我，甚至有人跟我握手告别。钟鸣也拿住我的手，用力握了握，说了声：“一路好走。”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似乎我们行将永别了。

    “没事。”我故作泰然地说，其实我感到自己的双腿在微微发抖。

    走出监房时，那种后悔的念头又涌了上来，当初为什么没有听父亲的话，为什么不潜心读书。这种念头刚一出现，我又责备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一个人活着就应该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每个人都是要死的，为人类的解放而死，是死得其所。想到这里，我又感到热血沸腾，脚步也变得坚毅起来。我望着走道两边的狱室，看着那些张望着我的犯人，不觉把胸脯高高地挺了起来。

    看守领着我一直走到监狱门口，我想门口一定守着一排持枪的士兵，走出门去我就准备高呼打倒国民党，共chan党万岁。可是让我意外的是，门口空空如也，一个士兵也没有。我回过头去不解地望了看守一眼，看守说：“你被释放了，回家去吧。”

    我还想问他什么，看守却砰的一声把铁门关上了。

    我自由了？我有些不敢相信，仿佛是在做梦。我举起自己的手碗，晃了晃，又用指甲捏了捏，感觉有些痛，显然不是在做梦。是真的，我自由了！我没想到自由会来得如此容易！我望着蔚蓝的天空，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所看到的一切，房屋，街道和树木，仿佛都变得有生命了一般，在眼前欢快地跳动着，我不觉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呼了出来。

    只有经历过生死关口的人，才能真切体会到这种难以言表的感觉，即便是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坐在书房里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能体会到当年那种说不出的轻快和兴奋感。

    可是被抓的有七八个人，怎么就放了我一个呢？钟鸣他们怎么没有放出来？正当我疑惑不解时，看见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黄色军用汽车，穿着一身军装的楚怀北，正踩在汽车踏板上抽烟。

    “过来。”他朝我挥了挥手，大声喊道。楚怀北的脸形酷似父亲，个头也跟父亲差不多，只是瘦了很多。几年不见，他显得更加神气了。当初他在长沙读书时，因为班上一个女同学和人打架，把一个男同学的腿打断了，被学校开除。回来不久，又把东河镇王寡妇的肚子搞大了，王寡妇的哥哥带着一帮人到洲上来评理，要把王寡妇嫁给楚怀北做老婆，那寡妇比楚怀北大了将近十岁，楚怀北和她来往，不过是无聊时图个好玩，哪里想讨她做老婆，见王家不肯罢休就一溜烟跑到四十四军当兵去了。父亲只好赔了人家一百多两银子，才把事情了结。没想到他到了部队，倒是如鱼得水，现在竟升到了副团长的位置。

    我走了过去，问他：“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他斜瞅了我一眼，“我不来，你还出得来？”

    “谁叫你出面了？”

    “爹叫我出的面，不是他求我，我才懒得管你的事。”

    “我那些同学呢？”

    “你那些同学都是**分子，你想怎样？你自身都难保，还想救他们？”楚怀北揶揄道。

    我以为中统查出了他们都是共chan党员，不觉心里凉了半截，半天没有做声。

    楚怀北那个时候已经是长沙警备团的副团长了，由他出面将我保了出来。车开到警备团后，他就下去了，他安排司机将我送回到梨花洲。临走时，他恶声恶气地对我说：“你老实呆在家里，少跟**分子掺和到一起。”

    “我的事不要你管。”我说。

    “不识好歹。”楚怀北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气乎乎地走了。

    回到家里，母亲看见我高兴地笑了起来，连声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而父亲却只是冷淡地嗯了一声，我知道他是生气了。母亲说，你爹听说你被抓了，几天睡不着觉，跑到长沙去找你哥哥，你哥说要花银子疏通关系，所以他又跑回来，卖了十多亩田，凑足三百两银子，又送到你哥那里，才把你保了出来。

    “你看你爹，头发都白了不少。”母亲指着父亲的头发说。

    我看了一眼父亲的头发，果然白了很多。

    “崽吔，你何解要去闹事？又不是没有饭吃？”母亲责备道。

    “你不懂。”我说，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心想跟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

    过了几天，我跟父亲说要继续去长沙读书，他看了我一眼，有些生气地说：“还去？命都保不住。”

    “那呆在家里有什么意思？”

    “你到城里去上班。”

    “政府太腐败了，我不去。”我想起上次在卫生局上班的情形，拒绝再去政府上班。

    “那你想干什么？”父亲问我。

    “我想教书。”我听说永玉在在湄河育才小学教书，便也想找份教书的工作。

    “你有办法？”父亲磕了磕烟筒，问我。

    “我去找找原来的老校长。”我说。

    对于要不要继续回长沙读书，我心中其实犹豫不决，有时甚至想偷偷溜回去，可是看见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容和日渐增多的白发，又觉得于心不忍，如果我偷偷走了，不知他又要急白多少头发。想来想去，还是留了下来。我去了一趟湄河中学，找到校长谢蕴贤，他对我还有些印象，说我读书很用功，知道我后来在中南文理学院读了几年大学，所以答应得很爽快，要我下学期开学后就去上课。

    没过多久，钟鸣也被放了出来。他回湄河时，特意来看了我一次，说他们之所以能出来，是学校出了面，但他家同样花了不少银子，还有那几个同学家中都花了不少钱。我笑道：“腐败有腐败的好处，出了事可以用银子买出来。”

    钟鸣也笑了起来，说：“我们要推翻这个腐败的政府，却又享受着腐败的好处。”

    “郭老师出来了没有？”我问钟鸣。

    “没有。”钟鸣叹了口气说，“他们查出郭老师是中共长沙特委负责人之一，这次只怕凶多吉少。”

    “他们怎么查出来的？”

    “他们盯上郭老师已经很久了。”

    郭老师和他爱人肖老师在监狱中被关了一年多时间，最后被秘密杀害于伍家岭。临刑前，郭老师写了一首诗，“求道忘生死，千秋有是非。”

    解放后，我才听说师母肖老师的故事。肖老师不到三十岁，有一个儿子还只三岁多。他们被抓后，肖老师以为很快就能出狱，将儿子临时托付给了一个亲戚，没想到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监狱长几次对她动手动脚，都被她严词拒绝，可是后来监狱长骗她说可以帮忙将她保释出去，让她带着儿子远走高飞。所以当监狱长对她实行奸yin时，她几乎未作任何反抗。她脑子里想的，或许是他能想办法把自己放出去，让儿子有个依靠。监狱长骗了她几个月时间，直到她和丈夫一起走向刑场时，她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感到十分气愤，觉得纯粹是造谣中伤，肖老师是个很坚定的女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可是当我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时，却又相信它可能是真的，革命者同样是人，有人的感情，有人的弱点。很多年中我们把革命神化了，以为只要是革命者就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